摘要

“人民城市”承載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人口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如何提升流動人口幸福感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本文采用 2014 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态監測調查—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與心理健康專題調查”數據，構建 “流動—環境—主觀幸福感”研究框架，探讨流動背景下多維度環境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結果表明：第一，“流動”對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帶來負面影響，流動時間長、流動範圍小的群體受到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第二，流動人口在居住和就業區位選擇上存在群體差異，随着流動時間的延長，流動人口生活空間逐漸從邊緣化社區轉向常态社區；流動範圍越大，流動人口職住空間邊緣化特征越明顯。

第三，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負面影響的因素包括城市空氣污染、邊緣化社區、陌生工作環境等物理環境因素以及社會排斥、居住隔離等社會環境因素。

基于研究結果，從城市管理、公共資源配置、社區營造等方面提出建設“人民城市” 的建議，以期助力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提升。

01 研究概況

2019 年，考察上海時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在城市建設中，一定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合理安排生産、生活、生态空間……讓城市成為老百姓宜業宜居的樂園。”“人民城市”是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在城市維度的體現，承載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建設“人民城市”不僅要關注人的物質文化等客觀“硬需求”，還要關注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尊嚴和權利等主觀“軟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在區域差異和城鄉差異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經曆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成為中國城鎮化的主旋律。

流動人口是城市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但與此同時，也是城市的弱勢群體，面臨着住房困難、醫療和教育等資源缺失、就業歧視、社會排斥等問題。如何促進流動人口“市民化”、提升流動人口生活幸福感逐漸成為“人民城市”建設的重要議題。

根據人口推拉理論，地區之間特定要素的差異與不均衡性是人口流動的根本原因。地區間經濟、社會、物理環境和公共資源的差異不僅影響着人口的流動方向，也影響着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已有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存在地區差異，與城市規模呈顯著的“倒 U”形關系。

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即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與城市規模呈“正 U”形關系。城市物理環境會影響人的主觀幸福感也被諸多研究所證實，例如空氣污染會降低主觀幸福感，且這種影響存在群體異質性，因為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等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空氣污染的風險和危害比普通人更大。

對城市流動人口而言，由于受到二元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自身能力與資本等因素的制約，居住地和工作地環境是其區别于城市當地居民最明顯的環境因素。此外，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中的不利因素也會損害流動人口的身心健康，居住在非正規住房的流動人口，其幸福感水平低于居住在正規住房的流動人口。

鄰裡貧困指數或鄰裡剝奪指數越高，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越低；對工作環境滿意度越低的流動人口，其主觀幸福感也越低。值得注意的是，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動态變化的過程中，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越長，适應程度越高，主觀幸福感也越高。

盡管國内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因素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但已有研究往往隻考察單一環境因素的影響，缺乏對不同尺度、不同維度環境因素與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關系的綜合考察。有鑒于此，本文構建“流動—環境—主觀幸福感”理論假設框架（圖 1），嘗試回答流動背景下，個體層面與城市層面的物理環境及社會環境因素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該框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 1（H1）：“ 流動” 這一行為會直接影響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且這種影響在時間（流動時間）和空間（流動範圍）兩個維度上存在差異；假設 2（H2）：流動的時空特征影響流動人口與城市空間互動，導緻流動人口在居住和就業區位選擇上存在群體差異；假設 3（H3）：居住空間和就業空間是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空間，因此，職住空間環境及流入城市環境直接影響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

02 數據與方法

2.1 研究數據

本文采用國家衛生計生委 2014年組織開展的“中國流動人口動态監測調查—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與心理健康專題調查”數據。該調查采用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樣方法，即 PPS 抽樣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在北京市朝陽區、山東省青島市、浙江省嘉興市、福建省廈門市、廣東省深圳市、廣東省中山市、河南省鄭州市以及四川省成都市等八個城市（區）各抽取2 000 名流動人口開展調查，同時抽取相同樣本量的戶籍人口進行調查。

其中，流動人口調查對象是指在流入地居住一個月以上、非本區（市、縣）戶口的 15~59 周歲流入人口，不包括調查時在車站、碼頭、機場、旅館、醫院等地點的流入人口及在校學生。與全國人口普查中的流動人口概念（離開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半年以上的人口）相比，該調查将人口流動時間縮短至“一個月以上”，可以覆蓋更多人群。經剔除缺失信息的樣本後，流動人口有效樣本 15 845 份，其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此外，本文采用的城市（區）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各城市（區）的統計年鑒，空氣質量指數（AQI）數據來源于中國空氣質量在線監測分析平台。

2.2 變量選取與測度

本文的因變量為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采用迪納（Ed Diener）等提出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來測度（表 2）。

生活滿意度是指人們在認知和情感上對其生活質量所做的整體評價，是衡量人們生活質量的一個綜合性心理指标。生活滿意度量表由 5 個問題組成，采用 7 級評分制計分，總得分在 5~35 分，得分越高說明主觀幸福感越高。

解釋變量的定義如表 3 所示。由于流動人口的個體社會經濟屬性特征往往對其主觀幸福感産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性别、年齡、戶籍、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以及個人月收入作為控制變量。自變量主要包括流動特征以及環境特征，其中環境特征包括個體層面環境和城市層面環境兩類。在流動特征方面，選取流動時長和流動範圍納入模型。在個體層面環境因素方面，基于現有研究基礎及數據可獲取性，選取就業區位、居住區位以及居住隔離等三個變量。其中，居住隔離是指社會經濟地位、地域文化、人際關系以及社會心理等在空間分布上的差異程度，反映了居住社區和交往群體在物理空間上的關系。在個體層面，居住隔離可以用鄰裡類型來表征，本文選取居住隔離這一變量來反映流動人口居住空間的社會環境。借鑒國内外居住隔離測度方法，将居住隔離操作化為主要鄰居類型，具體而言，詢問受訪者“您的鄰居主要是誰”，若受訪者回答“外地人”或者“不清楚”，說明存在居住隔離；若回答“本地市民”或者“外地人和本地人數量差不多”，說明不存在居住隔離。在城市層面環境因素方面，選取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等三個變量。其中，經濟環境用人均 GDP 表征；社會環境用城市流動人口比例表征；自然環境則用空氣質量指數（AQI） 表征， AQI 指數越高說明空氣污染越嚴重。

2.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來自東、中、西部八個城市（區），由于不同城市（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存在差異，來自同一城市（區）的流動人口可能存在某些群體特性，導緻數據違背獨立性條件，因此本文采用線性混合模型方法探析影響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線性混合模型是針對數據的非獨立性問題而發展起來的一類模型，充分考慮了數據的集聚性問題，可以在數據存在集聚性時對影響因素進行正确的估計和假設檢驗。

03 結果分析

3.1 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狀況

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低于戶籍人口（圖 2）。從總體上看，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得分為 21.85 分，戶籍人口得分為 23.28 分，兩類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得分差異通過統計學顯著性檢驗（F=403.992，p=0.000）。從城市層面上看，不同城市（區）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存在差異， 八個城市（區）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均低于戶籍人口。

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随着流動時間的延長呈現上升趨勢（圖 3）。以五年為間隔，将流動人口按流動時長劃分為五組，統計分析發現，不同流動時長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呈現出顯著性差異（F=23.63，p=0.000）；流動時間越長，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越高。

流動範圍小的流動人口，其主觀幸福感高于流動範圍大的群體。市内跨縣流動的群體主觀幸福感得分為22.33 分，高于跨省流動和省内跨市流動的群體，但後兩者得分差異不明顯，分别為 21.83 分、21.82 分。

上述分析表明，“流動”這一行為對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産生了影響，且這種影響因流動時間和流動範圍的不同而存在差異，驗證了假設 1。

3.2 流動人口職住區位選擇

3.2.1 流動人口居住區位選擇

總體上看，居住在正規性社區的流動人口僅占 26.31%，居住在未經改造的老城區、“城中村”或棚戶區、城郊接合部和農村社區的流動人口比例分别為 15.39%、13.54%、16.34% 和28.42%（表 4）。

不同流動時長的流動人口在居住區位選擇上存在顯著差異。随着流動時間延長，流動人口居住空間逐漸從農村社區、城郊接合部以及“城中村” 或棚戶區等邊緣化社區轉向正規性社區、老城區等常态社區。

不同流動範圍的流動人口在居住區位選擇上存在顯著差異。流動範圍越大，選擇居住在農村社區、城郊接合部以及“城中村”或棚戶區等邊緣化社區的流動人口比例越大，選擇居住在正規性社區、老城區等常态社區的比例越小，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區域分割效應，即流動地域層次越大，流動人口與流入地城市居民之間的社會距離越大。

3.2.2 流動人口就業區位選擇

總體上看，流動人口就業地主要位于市區，占比 45.64%；在城鄉接合部、縣城、鄉鎮、農村就業的流動人口比例分别是 15.87%、3.44%、 13.93% 和 12.76%（表 5）。

不同流動時長的流動人口在就業區位選擇上存在差異。不同流動時長的流動人口，其就業地均主要位于市區，随着流動時間延長，選擇在農村就業的流動人口比例逐漸下降，選擇在市區就業的流動人口比例先下降後上升，選擇在城鄉接合部就業的流動人口比例先上升後下降，其他則無明顯的梯度規律。

不同流動範圍的流動人口在就業區位選擇上存在差異。随着流動範圍增大，選擇在城鄉接合部、鄉鎮以及農村就業的流動人口比例均逐漸增大，選擇在縣城就業的比例則逐漸減小。此外，跨省流動群體選擇在市區就業的比例遠小于省内跨市流動和市内跨縣流動的群體。

上述分析說明，流動人口的職住區位選擇因流動時長、流動範圍的不同而存在差異，随着流動時間的延長，流動人口居住空間逐漸從邊緣化社區轉向常态社區，就業空間也随之變化；流動範圍越大，流動人口職住空間邊緣化的比例也越大，驗證了假設 2。

3.3 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基于“流動—環境—主觀幸福感” 假設框架，構建環境與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關系的線性混合模型，檢驗城市宏觀環境、職住空間環境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在構建正式模型之前，首先構建隻包含随機效應的零模型，将“城市（區）”作為随機變量，在城市（區）層面檢驗是否存在集聚性。結果顯示，代表城市（區）間差異的常數項估計值為 2.982，且具有統計學意義（表 6），說明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變異在城市（區）層面存在集聚性，應拟合線性混合模型進行影響因素分析。

3.3.1 個體特征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模型 1 是流動人口個體社會經濟屬性特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模型（表 7）。

結果顯示，性别、年齡、婚姻、職業類型以及個人月收入等個體社會經濟屬性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顯著影響。男性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低于女性，可能是因為男性流動人口承擔着更大的經濟責任和家庭責任。年齡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随着年齡增長，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會有所提高。

已婚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高于未婚的流動人口，可能是因為已婚者往往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同時能獲得來自家庭成員的陪伴與支持；而未婚的流動人口在流動過程中面臨着更多生活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導緻其主觀幸福感明顯低于已婚流動人口。

職業類型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顯著影響，從生産運輸操作人員到商業、服務業人員再到白領，模型估計值逐漸增大，說明職業聲望越高，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也越高。

個人月收入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積極作用，流動人口外出務工主要出于經濟目的，因此較高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促進作用毋容置疑。

3.3.2 流動特征與環境特征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礎上加入了流動特征、職住環境以及城市環境變量。

在流動特征方面，結果顯示，流動時長與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關系，流動時長每增加一年，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提高 0.053 個單位。這是因為，在流入地駐留時間較長的流動人口逐漸地适應了新環境與生活方式，也逐漸積累了經濟能力資本，有助于提升其主觀幸福感。“跨省流動”和“省内跨市”的系數雖為負值但不顯著。

在就業環境方面，與工作地位于農村的流動人口相比，在市區工作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下降 0.77 個單位。這是因為，流動人口對農村的鄉土環境和工作方式更為熟悉（85.97%的流動人口為農業戶口），而市區的就業崗位往往工作強度大、工作要求高，使得在市區就業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相對較低。此外，工作地位于城鄉結合部、縣城或者鄉鎮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與工作地位于農村的流動人口無明顯差異。

在居住環境方面，與居住在農村社區的流動人口相比較，居住在未經改造的老城區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下降 0.776 個單位，居住在“城中村” 或棚戶區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下降0.457 個單位。居住隔離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負向影響，具體而言，與非居住隔離的流動人口相比，面臨居住隔離的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下降0.857 個單位。這是因為，居住隔離拉大了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的社會距離，減少了流動人口與居住社區中不同群體社會交往的潛在機會，不僅将流動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社會資源之外，也間接剝奪了他們向上層流動的機會，迫使流動人口群體成為一座“孤島”，久而久之難免産生自卑、失落、抑郁等消極心理，從而對其主觀幸福感産生負面影響。

在城市（區）環境層面，流入城市流動人口比例及 AQI 指數與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關系，人均GDP 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具體而言，城市流動人口比例每提高 1%，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下降 0.047 個單位。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流動人口比例是影響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流動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不僅會加大社會治安管理難度，而且會加劇城市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在交通、文體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資源方面的競争，當城市本地居民發現自身利益受到流動人口的侵害時，便會對流動人口産生偏見、歧視和排斥，使得流動人口難以融入城市，從而影響其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此外，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與表征城市空氣污染情況的 AQI 指數呈負相關關系，AQI 指數每增加一個單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下降0.025 個單位。

以上模型結果表明，城市宏觀環境、職住空間環境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驗證了假設 3。

04 結論與啟示

人民幸福感逐漸受到政府部門以及社會各界的熱切關注，流動人口是一個為城市建設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特殊群體，如何提升其幸福感逐漸成為“人民城市”建設的重要議題。本文采用“中國流動人口動态監測調查—社會融合與心理健康專題調查” 數據，在分析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特征和職住空間特征的基礎上，利用線性混合模型探讨影響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多維度因素。主要結論如下：

（1）“流動”這一行為直接影響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低于戶籍人口；随着流動時間延長，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呈現上升趨勢；流動範圍小的群體主觀幸福感高于流動範圍大的群體。

（2）不同流動時長和流動範圍的流動人口在職住區位選擇上存在差異。随着流動時間延長，流動人口生活空間逐漸從邊緣化社區轉向常态社區，就業空間也随之變化；流動範圍越大，流動人口職住空間邊緣化的比例也越大。

（3）城市環境、職住空間環境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直接影響。城市空氣污染、邊緣化社區、陌生工作環境等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居住隔離、社會排斥等社會環境因素對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産生負面影響。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以期為“人民城市”建設提供借鑒。

首先，在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應當發揮宏觀調控作用，通過政策、财政等支持手段提高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加中小城市吸引力，引導流動人口在不同區位、不同規模和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間有序流動和合理分布，避免流動人口過度湧入大城市，導緻公共資源競争和社會排斥效應加劇。

其次，在公共服務資源配置方面，應将“人民城市”理念及流動人口友好作為規劃建設的基本原則之一。當前的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配置通常以戶籍人口為依據，忽略如此大規模流動人口的現實需求可能會導緻規劃決策失誤，從而引發社會問題。因此，在編制各類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時，應該将城市管理服務人口作為需求預測的依據，重視流動人口的城市生活需求，讓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共享城市發展成果。

最後，在社區營造方面，應當重視流動人口集聚區的社區生活圈規劃和社區管理。一方面，要以保障流動人口的剛性住房需求為前提，積極改善流動人口聚集區的居住環境，提高“15 分鐘社區生活圈”的公共服務設施供給水平；另一方面，應當鼓勵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混合居住，轉變社區管理模式，倡導通過社區參與式規劃、社區共治、社區營造等方式，促進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及社區互動，從而打破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的隔閡，增進流動人口的社區共識與地方認同感，營造有利于提升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社會氛圍。

作者

戴穎宜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廣東省城市感知與監測預警企業重點實驗室助理工程師

周素紅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東省公共安全與災害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教授

文萍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東省公共安全與災害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通訊作者）

本文來源：城鄉規劃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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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雨影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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