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一個春寒料峭的晚上，我拎着兩個大皮箱狂奔在通往火車站的路上，想要抓緊時間趕上那趟通往北京的晚班列車。

就在排隊上車的間隙，一位中年大叔關切地問我：“去上學啊？哪個大學啊？”

聽我随口回答了一句，大叔接着問：“你的大學肯定是985、211吧？”

那一刻我心情很複雜，我深知我的大學并非擁有這兩項大衆所認可的标簽，但大叔的聲音、旁人好奇的眼光驅使我在那一刻點了頭，并怯懦地回了一聲“是的”。

坐上火車的那個晚上，我沉默了很久，因為我第一次發現了自身似乎抹不掉的人性缺點。

就在那短暫而匆忙的趕車間隙，我卻還不忘以虛榮傍身。

我一邊在心底深愛着自己的學校，一邊卻因為一些外在标簽而投身虛榮的懷抱。

随着閱曆的加深，我逐漸意識到這種人性缺陷的普遍性。

它存在于一個上課不傳授經典，而不斷侈談自己和多少“名人”吃飯喝酒的教授身上；

它存在于鮮少關注自身，而把喜怒哀樂寄托于與張三李四比較的婦人身上；

它存在于名校鍍金光鮮亮麗，而實則肚中無貨的留學生之間；

它也絕對存在于你我看似簡單而普通的人生中。

這種面對現實的不坦誠，這種不敢揭開真面目的假意人生，往往像一堵不高不矮的圍牆。

它橫亘在你我面前，雖不會遮住你全部的視野，卻也阻礙了你暢快淋漓地去擁抱更自由的人生。

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一本叫做《圍城》的長篇小說，就以深刻的筆觸展現了這種“假面人生”的真面目。

《圍城》的作者是錢锺書，他是近代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著有《管錐編》《談藝錄》《圍城》《寫在人生邊上》。

如若一個人要了解中國近代文學史，錢锺書一定是繞不過去的一環。

很多人在讀《圍城》這部小說之前可能就聽說過：“婚姻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裡的人想出來。”

但《圍城》這部小說的着眼點，絕不僅僅是婚姻這麼簡單。

《圍城》裡的人，沒有一個是完美的，也沒有一個不是被虛榮心或虛僞包裹着的。

方鴻漸在歐洲無心學習，買假博士學位來糊弄他人；

蘇文纨嘴裡說着愛方鴻漸，卻又少不了趙辛楣鞍前馬後的愛慕；

孫柔嘉看似弱小平淡，實則工于心計，是個演戲的高手。

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是讓人覺得十分可恨的，但似乎都顯得不那麼有趣。

《圍城》中典型的“虛僞”場景之一，是蘇文纨和曹元朗的互相吹捧。

曹元朗寫了一首叫《拼盤姘伴》的詩，衆人看完心知肚明這首詩寫得不明所以，有些地方簡直胡說八道。

蘇文纨卻盛贊這首詩不僅題目巧妙，而且表達生動。

小說中寫道：“聽到蘇小姐的反應後，方鴻漸忽然有個可怕的懷疑，蘇小姐是大笨蛋，還是撒謊精。”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明事理且都是留洋博士，難道連一首詩的好壞都品不出來嗎？類似蘇文纨的人隻是缺少了委婉表達的“真”。

而一旦人們把這種冠冕堂皇、虛僞奉承變成生活的常态化，便沒了趣味可言。

語言如果不是用來表達真與美，又有何用呢？

明末清初大文學家張岱曾說：“人無癖不可與之交，以其無真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之交，以其無真氣也。”

若以這個标準來論，上述這些知識分子好像都缺了點兒“真情”與“真氣”。

博學多識之士是人們認為的有趣的一類人，因為知道的多往往能有更多看待事物的角度。

如果博學之士還能以真誠待人，那就更添一份可愛了。

但《圍城》裡的知識分子，也許太急于顯示自己的淵博，在很多情況下即使說着俏皮話也顯得沒那麼可愛。

張德芬曾在《遇見未知的自己》中分享過一個觀點：

人們往往會傾向于把自己的學識、工作、财富、伴侶等同于自身價值。持有這種觀念的人會過分關注那些外在能帶給自己榮耀的事情。

方鴻漸表面上覺得知識無用，但最終為了顯得有面子而造假學曆，他若真的坦蕩，便有足夠的勇氣面對自己的無知。

而五年前的我，若不認同于我學校的标簽就等同于自己臉面的觀點，又何需在衆人面前撒謊呢？

看到真我，以及意識到真我與一切外在虛榮之物并無本質關系，才能讓一個人有勇氣變得坦蕩，活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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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過分關注外在虛榮、他人眼光的人又怎會有閑暇去區分“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的微妙滋味呢？

那些最有趣的人，一定是有真氣，勇于做自己的人。

史蒂芬·柯維在其書《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中論述過“影響圈”和“關注圈”的概念。

影響圈是指我們通過自己的行動能夠影響或者改變的事情，比如學習、健康、工作等等；

而關注圈則是那些我們關注到但無法影響到的事情，例如我們知道某一個地區發生戰争，但是卻無法做出任何改變。

《圍城》裡那些困于人生圍牆的知識分子，也許就是過分對焦“關注圈”而導緻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鴻漸的工作際遇，他留學文憑造假本就心中有愧，而後回國也都是依靠個人關系，才勉強找到三份“溫水煮青蛙”般的工作。

第一次工作是方鴻漸的前嶽父周經理幫忙打點的；

第二份工作靠“昔日假情敵”趙辛楣舉薦到三闾大學當教授，結果因為文憑造假之事勉強混了個副教授；

第三份工作仍舊是依托趙辛楣到報社混口飯吃。

也許當時社會大背景混亂，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方鴻漸的際遇，然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方鴻漸自身的态度，才是造成其事業不得志的“罪魁禍首”。

方鴻漸無疑是幸運的，他本出身于一個南方士紳家庭，而後又得人資助去歐洲深造。

有這樣天時地利人和的好機會，但他卻“四年中倒換了三個學校，倫敦、巴黎、柏林。随便聽了幾門課，興趣頗廣，心得全無，生活尤其懶散”。

這樣的人生态度揭示了他後面文憑造假的根源——不夠使勁，就夠不着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

回國後方鴻漸先是在銀行工作，然而還未等他上心工作，就已經被突如其來的愛情忙亂了陣腳，工作自然是敷衍的。

後來幸得趙辛楣舉薦去三闾大學教書，一路上經曆颠簸困頓，趙辛楣一語道破了方鴻漸的本質：“你不讨厭，可是全無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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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到了大學，方鴻漸并無一洗前恥的念頭，以為得了個副教授已經是不能再好了。

得知自己要教授的是一門可有可無的倫理學課程，他對自己說：“自己大不了是個副教授，犯不着太賣力氣的。”

正是這種可有可無、敷衍了事的态度，加上方鴻漸人際關系經營不善，導緻第二年他丢掉了工作，成為了學校的笑柄。

看似在每一份際遇中，方鴻漸都有一個敷衍的借口：

大環境不好，找不到工作；

在前嶽父銀行裡隻能打雜，沒什麼出息；

在三闾大學頂多是個副教授，太賣力氣就輸了……

他總是把每次際遇的原因歸向外界，認為環境的不可抗力才導緻了他的境遇。

但如果方鴻漸是一個更關注自己“影響圈”的人，他也許就會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在歐洲用心求學，取得貨真價實的博士學位；

在銀行認真工作，多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

即使是個副教授仍專心教學，搞好人際關系，來年也許有更好的機會。

然而，這個更聚焦于“關注圈”的方鴻漸錯失了太多逃出圍城的生路。

《圍城》借褚慎明之口道出了一些人婚姻的本質：

“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内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之所以我會認為這是一些人而非所有人婚姻的本質，是因為陷入婚姻圍城的當事人，在結婚之前很可能是像方鴻漸、蘇文纨一般盲目的。

方鴻漸的愛情，就好似一隻被關在籠子裡很久的小野獸沖出去胡亂覓食。

方鴻漸之前有一段訂婚的曆史，然而他對那位周家小姐知之甚少，也并不真心喜歡對方。

周家小姐英年早逝，反而解了方鴻漸壓抑已久的心事。

此後他就像是突然得了自由的鳥在愛情的林裡肆意飛翔，先是在輪船上與已經訂婚的鮑小姐露水情緣；

而後和蘇文纨藕斷絲連，不敢及時掐斷；

遇上了唐曉芙之後的方鴻漸像是得到了真愛，然而好景不長，兩人以一場争吵收尾。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最令人不解的還是方鴻漸與孫柔嘉的結合，好似一杯放置了很久的白開水，喝着隐隐覺得不對味。

方鴻漸與孫柔嘉因同去三闾大學就職而相識，一路并無太多交集，除了趙辛楣偶爾幾句玩笑話外，不見方鴻漸對孫柔嘉有過多少動心的念頭。

二人任職後，除偶爾見面聊天也并未有多少交集，結果卻因一次“意外演戲”他倆就宣布要訂婚了。

這期間全無戀愛細節的描寫，也無任何雙方傾心細節的描述，這并非小說作者的無心遺漏，而是告訴我們這段情緣本就結合得莫名其妙。

方鴻漸也好，孫柔嘉也罷，都是愛情裡盲目的觀衆。

方鴻漸情場失意，對孫柔嘉并未見得有多少感情；孫柔嘉也未必有多愛方鴻漸，隻不過亂世相遇，借個名頭各自取暖罷了。

他們在無太多愛情基礎的情況下訂婚，又倉促在香港結婚，回上海後各自不滿對方家庭，結婚後的高頻争吵以至最後的分崩離析，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若把愛情當做逛菜市場，由于時間不夠抓到什麼就買什麼，那就莫怪最後吃到的不是你愛的那道菜。

所有愛情裡的盲目和随意将就，往往是陷入婚姻牢籠的開始。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當我們看到《圍城》中的方鴻漸、蘇文纨、孫柔嘉、趙辛楣、李梅亭，覺得他們簡直荒謬可笑的時候，别忘了檢視那個正在批判他們的自己。

當你為了一點虛榮心而說出違心的話語時，難道不像那些被困在“虛榮”圍城的知識分子嗎？

當你在工作中試圖蠅營狗苟、虛度時日時，不正是那個不知經營自身“影響圈”的方鴻漸嗎？

當你不再敢追求愛情而試圖将就某人時，不就是方鴻漸、蘇文纨的典型寫照嗎？

人們往往身在圍城而不知，一不小心，你我也就成了圍城裡那些可笑又可憐的小人物。

文學的力量之一在于，批判他人時讀者能看到自己。

當我們剖析了那些深陷圍城而無法自拔的原因後，希望你我都能以此為戒。

試着做一個真實而有趣的人，努力去做那些能改變境遇的事情，用真心與耐心去等待一份好的愛情。

點個“在看”，人生的圍城有很多，但願我們都有足夠的智慧與膽識去跨越圍城，走向更自由美好的世界。

作者：狐狸與晴天。來源：今日頭條@狐狸與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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