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順治年間，曹振彥曾在吉州為官之事，查光緒五年(1879)吉州知州吳葵之所撰《吉縣全志》及縣史志辦翻印本八十一頁記載:“曹振彥，奉天遼陽人，七年任，升陽和知府。”嘉慶《山西通志》卷八十二《官職》五十六頁:“吉州知州: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貢士。順治七年任。”順治七年是一六五零年，曹振彥隻幹了二年就由“紀振邊，海州人，進士，九年任”接遞。

曹振彥在曆史上雖沒有多大名氣，也沒有多少顯赫事迹可以傳承，若不是他的後世子孫曹雪芹聲名大噪、以及曹雪芹所著的《紅樓夢》影響深遠，曹振彥很有可能從此就湮沒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不為人知。但是，對于曹氏家族而言，祖先曹振彥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功不可沒的人物。正是他使得曹家擺脫了尋常包衣家奴的身份，開啟了曹氏家族榮華富貴的大門。出于興趣，筆者閑暇之餘查史料、訪老者，将曹振彥家世和在吉州為官之事編撰成文，供史料專家和衆讀者參考。

一、曹振彥家世

據史料介紹，曹家的先祖原本居住在北直隸，也就是現在河北省北部一帶，後來不知何故遷移至遼甯地區的奉天(現在的沈陽)。奉天地理位置偏遠，經常受到異族的侵略和騷擾。一六二一年，一支後金部隊攻克了奉天，許多漢人被殺，也有一些被俘虜投降後成為奴仆。在這些俘虜當中，有一個叫曹錫遠的人，他是曹振彥的父親，曹雪芹的始祖。随着奉天的陷落，不久明王朝也滅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六四四年建立的滿清王朝。曹錫遠投降後成為一名包衣(滿語為家奴)。後随着前清和後明兩朝連年的戰争以及兵員的缺乏，投降的漢人也全部從軍，曹錫遠也被編入漢軍八旗中的正白旗，先前歸努爾哈赤領導、後歸皇太極直接管轄的家奴軍隊。連同曹錫遠一同投降的兒子曹振彥，當時已四十多歲。父子倆一起跟随清軍四處征戰，入關前就有戰功，打下的江山，自然也有他們的血汗。為獎勵漢人中的有功之臣，曹錫遠被任命為沈陽中衛指揮使之職，曹振彥也從一名“家奴”上升為一名“教官”。随後，曹振彥又因在大同戰役中戰功顯著，在允許漢人參加的考試中考中貢士，完成了從教官到貢士、從包衣到仕官、從軍界到政界的轉變。這一年曹振彥48歲，次年被委任為吉州知州，順治九年晉升為陽和知府府官，順治十二年升兩淮都轉運鹽司運使。此時的曹振彥已是三品的高級官員了。

曹振彥生有二子，長子曹玺，取妻孫氏。次子曹爾正。曹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如果說曹錫遠、曹振彥是曹氏家族的興起點，那麼曹玺及其妻孫氏則把曹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史書記述曹玺“小好學，深沉有大志，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兼藝能，射必貫禮”。可見曹玺在政治、軍事、文史、藝術等方面都有一定才能。因文武雙全，被選入内廷作二等侍衛，管理銮儀事，後升入内工部。康熙二年，特派監理江甯織造，死後追封工部尚書銜，诰授光祿大夫。曹玺妻孫氏，曾是三皇子玄烨的奶母，玄烨後來榮登皇位(康熙帝)，每次南巡都曾接見孫氏，生前诰封一品夫人。曹家三代曆任江甯織造，得到康熙帝信任，都與孫氏曾是康熙帝之奶母有一定關系。

曹寅是曹玺的兒子，曹雪芹的祖父。曹玺死後，康熙力保他的兒子曹寅世襲了其父的職位。曹寅除了是曹玺的長子外，他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康熙小時的陪讀，關系十分密切。康熙在位期間，曹寅的官職也是青雲直上。史料記述:曹寅自幼聰慧，四歲能辯聲律，十幾歲時“即以詩詞經藝驚動長者”，被稱為神童。康熙十二年(1684)曹寅二十七歲由銮儀衛治正兼第三旗鼓左領，協理江甯織造，次年即任内務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任江甯織造，五十一歲卒于任所。曹寅幹了四年蘇州織造、二十一年江甯織造，同時監理四次康熙南巡大典，并多次被康熙欽點為巡鹽禦史，管理兩淮、兩浙鹽務。他的政績非常突出，不僅皇帝賞識，同僚、百姓都給予好評。

從以上可以看出，曹氏家族之所以沿續五代榮華富貴，除去其先祖曹錫遠和曹振彥奠基外，更得益于康熙帝的極力維護和百般照顧。然而，“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自曹寅受康熙之命擔任江甯織造後，在康熙的六次南巡中有四次由曹家負責接駕，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财力，再加上修造大觀園、元妃省親等等，真不知耗費了多少銀兩。曹家無奈，隻得大量挪用公款解決，以彌補接駕等留下的虧空。雍正繼位後，曹家的靠山蕩然無存。雍正帝勵精圖治，大刀闊斧懲治腐敗，而曹頫卻不懂審時度勢、随機應變，才幹了四年左右就被雍正革職、抄家。至此，曹氏家族自曹錫遠、曹振彥于天命六年(1621)歸附後金到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抄、前後一百零八年的榮耀灰飛煙滅、付之東流。而當時隻有十三、四歲的曹雪芹還未成年，便經曆了本家族的慘烈巨變，體悟到了人生榮辱、世态炎涼和家族興衰的得失事實，才創作出《紅樓夢》此不朽之作。

山西臨汾市吉縣縣城

二、曹振彥在吉州

吉州商祖乙時屬耿地，後又稱北屈，明昌元年(1190)改耿州為吉州。清朝建立仍沿襲舊制，隸屬平陽府，轄鄉甯一縣。朝代更疊，連年征戰，局勢動蕩，百廢待興，曹振彥赴吉州任職正好遇上這個茬口。據康熙十二年(1673)《吉州志》記述:明祟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高傑部東渡黃河占領吉州。清順治元年(1644)清軍改克州城，高傑部敗退。順治六年(1649)明朝把總衛敏又起兵攻占吉州城，清知州龍啟運抱印逃回平陽府。順治七年(1650)二月清軍又擊敗明軍占領州城。在這六年的拉鋸戰間，清朝先後派去四任知州:分别是直隸人李蘭芳，奉天人崔起鵬，山東兖州人龍啟運和奉天遼東人馬得路。多者幹二年，最少的馬得路“抵任二月緣事去”，隻幹了兩個月。曹振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馬上任的。曹振彥作為清朝建立以來吉州第五任知州，到任後立即穩定局勢，安撫民心，赈濟災黎，恢複生産，應該說還是幹了一些好事、實事。根據相關資料記載和當地群衆傳言，有以下兩方面: 1、重修錦屏山城隍廟。 城隍廟是用來祭祀城隍神的廟宇。是中國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祟祀的重要神祗之一，既是守護城池之神，也是冥界的地方官。我國各朝各代城隍信仰均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推祟。清朝規定:“凡有司莅任者，必先谒廟，與神誓，希神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奷貪，淩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即便現在全國仍有多地保留城隍廟，甚至将城隍廟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吉縣的城隍廟，據《吉縣全志》“壇遺祠祀”三十六頁記載:在“錦屏山之麓，明洪武年間知州許志升建，弘治間知州王彜擴建，并增宿齋三楹。”“國朝順治間，知州曹振彥重修”。曹振彥一六五一年到任，隔年已擢升，重修城隍廟應在任期所為。又據《吉縣全志》卷八“藝文志” 記載，吉州城隍廟在明朝後期還曾整修擴建過一次，形成一定規模。史料記述有主廟三間，兩廂各五間，前門有三間。除此以外還擴建了三間“公廨”(應該是辦公室之類的房子)和廁所、庖房(應該是竈房)等，以便新上任官員和家眷臨時居住。廟後還有栖神宮、張樂賽神樓等，規模相當可觀。明朝鄞縣人楊守正刻有碑記。曹振彥此次重修，應該是明末清初戰亂損毀後的又一次重修。重修後将原來的建築恢複到什麼程度無據可查。但是此舉足以說明曹振彥百忙中仍十分關心地方建設，在位總想為當地辦一些好事和實事。順治八年(1652)朝廷頒發诰命，說他“慎以持躬，敏以莅事”，“官常彰廉謹之聲，吏治著循良之譽”，将其大大表揚了一番，并很快晉升為陽和知府府官。

2 、張家莊祈雨

吉縣城西有一個村莊，距原老城二華裡，沿清水河而建，早年張姓人居住該村，故取名張家莊。莊内百姓以農為業，兼種紅棗、蔬菜等。順治七年曹振彥到任後不僅連年戰亂，百廢待興，又遇天年大旱。《吉縣全志》“祥異”二百三十九頁記載:“七年，自春徂夏，旱，赈濟有差”。開春沒下雨一直到夏暑，緻地皮幹裂，田禾枯萎；樹木不開花結果，蔬菜下種不出苗，州城百姓叫苦不疊。在那靠天吃飯的封建社會，往往是種于地而收于天。出于對旱魃為虐的恐懼，面對旱災降臨，人們隻有寄希望于神靈，祈天降雨，以求天降甘霖，澤潤蒼生，禳除災害。當時吉州有四個龍王廟:一個在東門扶風橋上，一個在北門外，一個在西門外，一個在南門外。據老一輩講，隻有西門外龍王廟規模最大，廟宇崇高，輝煌雄偉。因廟旁河邊有個天井，古稱天井龍王廟。此天井平時砂石掩埋，不見蹤迹。相傳下有龍潭，周圍四五丈，深丈許。如果開挖疏通，便有泉水洶湧而出。尤其是旱年需水時更為靈驗。不旱之年不敢亂挖，亂挖必遭廟神懲罰。于是曹振彥便率衙内大小州官以及莊内百姓擡豬羊、提果蔬赴天井龍王廟上貢，焚香叩拜，連續多日在此祈雨。另外又組織鄉民“持鋤蹶，汰砂石，尋其迹而疏濬之”，将溢出的泉水挖渠引進幹裂的土地灌溉，從而緩解了旱情，未造成莊稼絕收。莊内百姓感激不盡，遂改村名為“霖雨”，一直沿用至今。

曹振彥在吉州幹了二年，便升為陽和知府。當時山西有九個府，并無“陽和”這個名稱。後查相關資料發現“陽和”其實是一個過度:這是指順治五年末(1649)，大同總兵姜壤叛亂占領大同，攝政王多爾衮統兵征剿，大同府臨時遷移陽高衛(山西陽高縣)，更名為陽和府，領大同、懷仁、渾源州、應州、廣靈、靈邱，平叛後又在順治九年(1653)搬回，恢複原大同府。曹振彥在陽和任職二年後又升兩淮都轉運鹽司運使，順治十四年(1658)去世，活了五十六歲。

（本文作者 葛培校 吉縣退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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