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得名于魯國史官所著的編年體史書《春秋》，具體而言，它指的就是從周平王東遷到三家分晉這段曆史時期。因為周天子權威的日漸削弱，諸侯們在這時展開了曠日持久的争霸，而亂世當中，先後有數位國君成為當時的霸主，他們被合稱為"春秋五霸"。

奇怪的是，按理說既然叫做五霸，就應該是五個人才對，可根據不同的說法，春秋五霸的人選共有七位，這就很讓人疑惑了。實際上，導緻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史記索隐》和《荀子》兩部文獻當中對于春秋五霸的解釋有所不同。那麼，兩本書的作者是基于怎樣的考慮才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兩本書中分别有着怎樣的主張。《史記索隐》由唐代史學家，有着"小司馬"之稱的司馬貞所著，是對《史記》進行的補充和注解。在此書當中，司馬貞認為春秋五霸分别是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和楚莊王。而在《荀子》一書中，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阖闾和越王勾踐才是春秋五霸的正确人選。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兩種說法存在差異，但都承認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的曆史地位，可見他們三人的入選是毫無争議的。誠然，齊桓公九合諸侯、得到周天子的賞賜，是公認的"春秋首霸";晉文公平定周王室動亂,在踐土與齊、魯、宋等國家會盟，也被承認了霸主地位。至于楚莊王，他在位期間曾大勝上一任霸主晉國，還留下了"問鼎中原"的著名典故，能夠入選五霸也是順理成章的。

既然兩種說法都對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的入選并無異議，那麼顯然剩下的四個人選就是兩種說法的差異所在了。《荀子》成書于戰國後期，距離春秋五霸所處的年代并不算十分久遠，而書中認為吳王阖闾、越王勾踐才是組成"五霸"的最後兩塊拼圖。

阖闾在位期間以伍子胥為相，以孫武為将，而這一時期吳國曾經數次擊敗楚國，甚至攻破楚國首都郢都，逼得楚昭王倉皇出逃。不過，随着秦國派兵援楚、自己的弟弟又自立為王，阖闾沒能更進一步，也沒有進行主持諸侯會盟這一宣示霸權的重要儀式。

相比于阖闾，勾踐無疑更加著名，盡管有着"兔死狗烹"這樣被人诟病的行為，但他卧薪嘗膽的毅力和重用範蠡、文種等賢臣的識人之明還是值得肯定的。在位期間，勾踐不但通過隐忍消滅了仇敵吳國，兼并了其土地，還為了更好地參與中原逐鹿而遷都琅琊。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經與齊、晉、魯、宋等諸侯會盟于徐州，這是稱霸的重要标志。

對于《荀子》中的觀點，相信身處唐代的司馬貞是有所了解的，不過他卻認為能夠跻身五霸的不應該是位于東南一隅的阖闾、勾踐，而是秦穆公和宋襄公。秦穆公在位期間重用賢相百裡奚，對内推行仁政，而對外方面，他曾幫助流亡在外的晉文公返回國内即位，與之關系和諧，後來兩國頻繁聯姻，更是留下了"秦晉之好"的佳話。值得注意的是，後來秦穆公打算向東進取，但數敗于晉，于是隻好向西攻打諸戎、向南讨伐古蜀，從而締造了"獨霸西戎"的局面。

如今人們在提起宋襄公時，往往會因其在面對楚軍時堅持"仁義"，不趁對方渡河時襲擊，結果遭遇大敗還病重身亡而加以嘲諷。客觀來說，在諸侯們逐漸開始不顧禮法展開争霸之時，宋襄公卻依然思維刻闆、行事陳舊，再加上他在位期間并沒有讓宋國參與到争霸行列中，反而是屢戰屢敗，要将他加入五霸之列，實在有些牽強。

如果僅從能力、成就上來看，顯然打過許多勝仗的阖闾、勾踐遠勝秦穆公、宋襄公，但司馬貞将後兩者列為五霸其實也并非是毫無根據。首先，阖闾、勾踐都是在沒有得到周天子許可的情況下就使用"王"這一爵位，而穆公、襄公則嚴格使用着周天子賜予的爵位"公"；其次，穆公、襄公都主張仁政治國，并不崇尚戰争，而相比之下阖闾、勾踐都算得上是喜愛通過戰争增強實力的君主。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把《史記索隐》的說法當作是作者司馬貞基于個人情感和統治階級需求而提出的。與之相對，并不需要顧及諸多額外因素的《荀子》一書則可以根據春秋時期諸侯們的實際功績和取得的成就進行更加符合如今觀念的評選。如此這般，才會導緻春秋五霸有了七個人選，且各種說法都有一定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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