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史記》這本著作,在腦海中所閃現的詞彙多是“紀傳體開創”、“無韻之離騷”等等。然而卻很少人去關注著作本身和作者之間的聯系,司馬遷為了創作《史記》,不惜忍受屈辱,以腐刑換取性命的故事也是家喻戶曉,但想要真正了解司馬遷和《史記》,這些還遠遠不夠。想要解讀《史記》前,還需先懂得司馬遷。
史記
《史記》誕生背後的動人故事《史記》的評價當中,多有一句“其文直,其事核”;而《史記》的這一特點,實際也和司馬遷本身的特點相呼應。司馬遷坦率,直接,在衆人旁觀時,司馬遷無懼危險。例如在李陵事件上,司馬遷就體現出了其剛毅直率的一面。《漢書·李廣蘇建傳》中記載:“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這裡的陵指的是飛将軍李廣的孫子李陵,因與匈奴作戰失誤,選擇了投降。朝中讨論李陵的處置問題時,大部分大臣都在怪罪李陵,唯有司馬遷為李陵辯解,甚至将李陵擡到了國士的地步。
司馬遷
之所以司馬遷會對李陵如此袒護,并不是因為司馬遷和李陵私交有多好,而是司馬遷了解李氏家族對漢王朝的奉獻。從李廣至李陵三代,一直在與匈奴奮戰。更為重要的是,李家把自己活得像匈奴一樣,赢得了匈奴的尊重,卻得不到漢朝主人皇帝的尊重。雖然李廣本身是一個失敗者(單純從軍事成就上看),但李廣絕對是最善戰的特殊将軍。漢文帝時期,李廣奉命保駕,就給漢文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史記》記載:“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漢文帝的感慨也并非空穴來風,因為李廣不但從不怯戰,還具備極高的軍事能力。
李廣
例如《史記》記載:“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李廣出任上谷太守時,經常要和匈奴短兵相接。對此公孫昆邪都看不下去了,害怕一代名将就此犧牲,發出“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的感歎。出于保護李廣的目的,漢景帝先後将其調走。但每一次的最終結論都是“皆以力戰為名”;可見李廣是為匈奴而生,為戰争而生的。而且李廣生性豁達,在管理軍隊上也是以寬松出名。例如同為邊塞将領的程不識就用一句話高度概括過兩人作戰風格的不同:“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鬬以自衛。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意思是說兩者風格不同,程不識治軍嚴明有計劃,所以匈奴知道他有準備不敢襲擊。而李廣雖然毫無目的紀律松散,但每個士兵都對李廣心悅誠服,不惜死戰;所以匈奴不敢招惹。
李廣
正是這樣一個李廣,其精神和性格也烙印在了血液裡,以至于到了李陵時期,依舊秉承着李廣的意志在戰鬥。然而李氏家族一直都有為公家做出貢獻,可皇帝卻因為一次的失誤便對他們做出抹殺,無疑刺痛了司馬遷的心。所以司馬遷為李氏家族辯護,是出于客觀的立場。不過正是因為司馬遷不随波逐流,學着其他大臣一樣“群臣皆罪陵”;導緻惹怒了漢武帝,最終落了個腐刑的下場。但從整個事件的發生經過上看,司馬遷對李氏家族的認同,不是在于憐憫李氏家族的倒黴命運,而是價值觀的高度契合——一種為公家利益犧牲個人,不求回報隻望得到應有的榮譽的價值觀。
司馬遷塑像
對此司馬遷還把這種精神貫徹到了《史記》當中,例如司馬遷在安排《史記》章節時的一個細節,能看出他對李廣一家的贊譽。整本《史記》記載匈奴的列傳一共有三個部分,其中分别是《李将軍列傳》、《匈奴列傳》和《衛将軍骠騎列傳》。其中《匈奴列傳》是以匈奴的角度講述和漢朝的關系,外交活動等等;這并無不妥之處。怪異的是剩下兩篇的排序,《李将軍列傳》在前。從軍事成就上看,衛青、霍去病的成就更高,得到的勝利和榮耀都不是李廣可以比的,甚至同皇帝的關系,也不可相比。但在司馬遷心裡,李廣對曆史的重要性要高于《衛将軍骠騎列傳》中的任何一個,并且利用李廣引出之後的《匈奴列傳》,無疑是在對漢朝皇帝無視李氏家族奉獻的一種無聲抵抗,這裡權當作是司馬遷的一腔憤懑吧。
司馬遷為什麼受到腐刑?前文也說到,司馬遷對李氏家族的價值觀認同,所以才有了司馬遷為李陵辯解的事情。然而特立獨行的另外一面,相對所帶來的是天子之怒,因其“欲沮貳師,為陵遊說”的行為論罪當斬。按照司馬遷的認知,他并不怕死。因為腐刑遠比死更加可怕,之所以司馬遷留下來苟活,更大程度上是為了完成心中所向——《史記》。
在《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詳細的述說了自己的痛楚和抱負:“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蝼蟻何以異?”;死亡并不可懼,可怕的是輕于鴻毛,如同蝼蟻。同時在《報任少卿書》當中,司馬遷列舉了自己身受腐刑之後的多種恥辱: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诎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剃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司馬遷書寫《史記》蠟像
文中多次利用其次來加深程度之重,可見經曆了腐刑的司馬遷背負着巨大的心理壓力和來自外部的嘲諷,但司馬遷卻甯願背負這些前行,完成《史記》,這意義對于司馬遷來說就完全不同了。而且在曆經腐刑後所創作的《史記》,更加司馬遷心血凝聚,畢竟高于生命。所以在翻開《史記》時,解讀的最好角度是需要了解司馬遷本身的經曆。他為李陵仗義執言,哪因此受罪,但依舊對李氏家族推崇,依舊沒有動搖本心的性格,才是《史記》文直事核的最佳依據。
同樣在了解過司馬遷後再讀《史記》,才能理解司馬遷行文時的思想,才能讀懂文字之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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