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至今仍記得年少時一個春天的傍晚，她獨自一人走在路上，看到夕陽下的白楊樹，突然就哭了起來，“人生這麼美好，我竟然沒有寫什麼東西，活着都沒有意義。”

十年前，在大學教書的學者梁鴻寫了一本書，記述了自己的故鄉河南穰縣梁莊近30年來的變遷，取名為《中國在梁莊》。如今，她的作品欄裡添了《出梁莊記》、《神聖家族》、《曆史與我的瞬間》、《外省筆記》和最近的出版的《四象》，她已成為職業作家，與文字和閱讀為伴。

這些年，梁鴻與故鄉始終保持着離開，回歸，再離開，又回歸，這樣循環往複的聯系。在這一過程中，她最終尋回了自己的名姓：一個生在梁莊、長在吳鎮、後至北京的出梁莊人。她找到自己的根和精神之源永遠在那一方故土中，更為幸運的是，她還能用手中的筆将它書寫下來，無論美好還是頹敗。

“在閱讀中抵抗遺忘。”梁鴻說，這句印在“都來讀書”的海報上。“都來讀書”是抖音、今日頭條、番茄小說以及國内衆多文化機構共同發起的全民閱讀計劃，梁鴻作為“領讀人”，向閱讀愛好者講述不被遺忘的故鄉，以直播、抖音短視頻或微頭條、頭條号文章的形式，發布讀書感悟，用新技術記錄曆史。

熙熙攘攘的人生從來都在，通過梁鴻推薦的書，你可以看到鮮活的人生、奇特的遭遇及人生背後的邏輯種種。

一直到成年，梁鴻才吃到第一碗家鄉美食——河南燴面，“用鹽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頭湯，放上木耳、海帶和粉條，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葉子、蘿蔔櫻子做成的幹菜，一大碗，熱氣騰騰，很滋補，真香。”

“那個時候，整個梁莊的人幾乎都沒有條件去吃。” 著名作家閻連科說，從《中國在梁莊》中讀到了“令人驚詫、震撼的中國現實”。

“梁莊是我的家鄉，也是你的家鄉，是我的鄉愁，也是你的鄉愁，是每個中國人化不開的心結。”梁鴻說。

與燴面的香味一樣，令梁鴻印象深刻的還有饑餓。家裡經常鬧春荒，吃不飽，餓的時候，梁鴻就坐在牆角曬太陽，一天也就過去了。

饑餓歲月裡的成長容易被忽視。某一天，上學的路上，梁鴻碰到了父親。父親打量着她，用一種吃驚的口氣，說，呀，你都長這麼大了！那好像是某一個清晨，在莊稼地裡，看到莊稼一夜之間拔節蹿高時的驚喜。

“它是鄉愁裡長長的陰影，不是黑暗的，是摻雜了哀傷、某種溫柔又凄涼的記憶，至今，我還是沒有走出，即便我已離開梁莊這麼多年。”梁鴻說。

她記得，原來梁莊的坑塘裡長滿了荷花。每到夏天，隻需一場大雨，青綠的荷葉便鋪滿整個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紅色的荷花，露出水來，挺立着，随風搖曳。有時，她和玩伴們下河摸螺殼，抓泥鳅，帶回家炒着吃。待蓮子成熟後，就偷偷去采蓮子，“一口咬進嘴裡，那個清香。”

梁鴻徹底離開梁莊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歲，考上了河南當地一所高校。

自從徹底離開梁莊後，梁鴻每年回不了幾次家。一次回鄉，她曾經讀書的梁莊小學，已成養豬場。校門口的标語，從“梁莊小學，教書育人”，被改成了“梁莊豬場，教書育人”。

“最近幾年，我們都在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可是軌迹到底是什麼，我們是不清楚的，我們習慣了符号化處理，習慣了數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

她說，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講台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着言不及義的文章，論文成為了學術生産，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與我的心靈、與我深愛的故鄉、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鴻回到了梁莊，踏踏實實地住了五個月。每天，在父親的陪伴下，她和村莊裡的人吃飯聊天，“用目光和腳步丈量村莊的土地、樹木、水塘與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鴻在北京的書齋裡，開始寫作《中國在梁莊》。

重返梁莊，最初或者隻是無意識的沖動，但當站在梁莊大地上時，梁鴻似乎找到了通往曆史的聯節點。種種毫無關聯的事物突然聯系起來。早已遺忘的個人記憶——她走過的坑塘，經過的門口，看到的樹木，那随父親長年征戰的鐵球，百歲老人“老黨委”家那個神秘而又整潔的庭院，童年與小夥伴決裂的瞬間，1986年左右全村、全鎮種麥冬的悲喜劇，所有的細節都被貫通在一起，攜帶着栩栩如生的氣息，如同暗喻般排陣而來。

在那一刻，個人經驗獲得曆史意義和曆史空間。從梁莊出發，從個人經驗出發，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過來說，個人經驗找到了在整個時間、空間中闡釋的可能。兩者相互照耀，彼此都獲得光亮。

2011年，追尋梁莊的足迹，梁鴻走遍中國的大小城市，西安、南陽、青島、内蒙、北京、廣州、廈門、東莞等等，她的同鄉們在這些地方打工。她想了解故鄉的親人們的生活。

在經曆了多年的學術思考之後，她希望，能夠在“實在”的生活中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東西。擁擠的城中村，塵土飛揚的高速公路邊，一雙雙眼睛投向她，一個個場景震撼着她，“他們對自我命運的認知，以及種種無意識選擇背後所折射出的深遠的曆史空間都讓我意外。”

寫完梁莊後，還有很多人物在她腦海裡轉悠。“其實，他們一直在我腦海裡萦繞，片段性的、非常模糊的，可能我從童年時代就認識他們，長大之後，每次回到鎮上他們都還在，看見他們也就看見曾經的生活場景。”

“吳鎮位于縣城西北四十公裡處，曾經為穰縣“四大名鎮”之一。集市非常繁榮，以主街道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輻射。少年時代，每到逢集時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廟會，鎮上可謂人山人海。我們從鎮子北頭往南頭的學校走，幾乎可以腳不沾地地被推到那邊。”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中曾如是介紹吳鎮，哥哥的家就在鎮上，那是她每次回梁莊落腳的地方。

在哥哥家無事待着的時候，她常常會搬個凳子，看街市上人來人往。有時也去趕集，慢慢走過一個個商鋪，一個個小攤販，和别人擠着，心裡總是充滿奇異的感覺。有一天她問自己：“我為什麼不寫這些人呢？“

後來，吳鎮便成為她文學飛翔之地——她由此從非虛構進入到虛構的領地，《神聖家族》裡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

她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在鎮上讀書。小鎮的每一條街道，包括拐角的叢野刺玫、夏天散發着臭味的白色花，都給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梁鴻用12個故事書寫身處吳鎮這一“縣域”裡生命群體的命運。

為了寫這部作品，梁鴻又專門回鎮上住了半個月。盡管筆下的人物有虛構性，但她仍希望文字具有更細微的真實感。這種真實感就像一個人的毛細血管一樣，好像不存在，但其實構成了生命的每一次氣息，構成了人物的最終氣質。

“我覺得它（吳鎮）和我的生命有着某種一緻性，跟着我一起成長。如果說梁莊是一個小小的内部生長的村莊，那麼吳鎮可能是一個走出了梁莊的封閉、能夠和周邊人交往的相對開放的空間，它是一個更喧嘩、更有交融性的像交響曲一般的存在。”在寫吳鎮時，梁鴻寫到不同街道的縱橫交錯，不同階層的彼時觀望。她與它既親密，又有距離。

“《中國在梁莊》出版後，我們縣的人都瘋狂去買書。縣城裡沒有，就跑到鄭州、北京買。”暑假回梁莊，梁莊受到當地官員極高的禮遇。“他們争相和我談文學，特别尊重。”甚至還有人能背出書中的一些段落。

梁鴻接到了許多封讀者來信，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有部隊軍官，城市農民工，大學老師等。除了表達對于《中國在梁莊》的喜愛，讀者的來信都寫了自己的故鄉和鄉愁。

“《中國在梁莊》擊中了每個人心中的痛，這種痛是一種隐痛，平時我們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鴻起身把一摞讀者來信放好，說，“城市裡的我們都很奔忙，不斷被挾裹着往前走，遺忘掉我們的故鄉，但是它一直在，我們經常看一些零散的新聞，有時會心有所動，可是都忽略過去了，這本書出現的時候，可能一下子打開了城市裡的人塵封已久的鄉愁。”

梁鴻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裡開了一道小縫兒，陽光‘唰’的一下，射進來，那種問題感，一種蟄伏已久的痛感，讓你知道，其實一直在自己心裡放着。”

梁鴻在記錄村莊、鄉鎮的過程中一步步找回自己，用寫作抵抗遺忘，而讀者在閱讀中抵抗遺忘，找回丢失已久的家鄉。

梁鴻偏好閱讀社會學、人類學、曆史學類的書籍，一方面從中獲得關于曆史的實感，另一方面又有文學的趣味。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隻有對社會曆史有更充分的理解力，才能夠對社會與曆史中的人有更充分的理解力。

最近梁鴻在寫一部非虛構作品，有關一個女孩子的故事。此前她一直在老家采訪，跟着女孩的步子，去女孩生活的地方。

“疫情來之前我一直在寫，春節期間也一個人留在北京寫作。疫情蔓延之後，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太無足輕重了。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災難面前，這個女孩的故事好像也沒那麼具有啟發性。”在那段時間，梁鴻特别沮喪，每天看新聞哭得一塌糊塗，完全沒辦法拿起筆。

“後來我重新思考這件事情，就像之前我說的，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價值。這個女孩子所經曆的一切，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沖突、階層之間的沖突、自己的情感、生活裡的奮力……這些在我們的日常裡也是非常有價值的事。它們不應該被壓抑。”

2月2号，梁寫下這樣一段話：

“傍晚的時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漸漸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變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後改變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狀。一個寫作者的任務也許不隻是正面書寫大的事件，而是事件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個個微小事件的形狀。這或者也是寫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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