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覺思維——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是我們試圖在随機事件中尋找規律，這種傾向會令我們誤人歧途。

要在沒有相關的地方看到相關很容易。當我們期待發現某種重要的聯系時，我們很容易會将各随機事件聯系起來，從而知覺到一種錯覺相關。沃德和詹金斯向人們報告了一個假想的50天造雲試驗的結果。他們告訴被試在這50天中的哪幾天造了雲，哪幾天下了雨。這些信息隻是一堆随機信息的混合，有時造雲之後下了雨，而有時并沒有下。盡管如此，人們仍然确信——與他們對于造雲效應的觀點相一緻——他們确實在人造雲和下雨之間發現了相關。

另一些實驗也證實了人們很容易将随機事件知覺為對自己信念的支持。假如我們相信事件之間存在相關，我們更可能注意并回憶出某些支持性的證據。假如我們相信前兆與事件本身有聯系，我們就會有意注意并記住前兆和稍後相繼出現的一些事件。假如我們相信胖的女人比較不快樂，那麼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看到了這樣的聯系，即使我們事實上并沒有。一直以來，我們會忽略或忘記不尋常事件沒有碰巧同時出現的情況。假如在我們想起某個朋友之後，恰好他打來電話，我們就會注意并記住這個聯系。我們并不會去注意一直以來當我們想起某個朋友時，他随後并未打來電話的情況，或者我們接到我們未曾想念的朋友打來電話的情況。

将随機事件知覺為有聯系的傾向往往容易産生一種控制錯覺——認為各種随機事件受我們的影響。這會驅使賭徒不斷下賭注，也令我們其餘的人去幹各種不可能之事。

賭博 蘭格對賭博行為的研究證實了控制錯覺的存在。當被要求出售的時候，與那些由别人分配号碼的人相比，自己抽彩的人的要價是前者的四倍。與和一個精明而自信的對手玩随機遊戲相比，當與一個笨拙而緊張的對手玩時下的注要多得多。擲骰子和轉動輪盤都會增加人們的信心。通過這些和其他一些方法，50多個實驗都一緻發現，人們行動時往往認為他們能夠預測并控制随機事件。

對真實生活中賭博行為的觀察驗證了這一實驗發現擲骰子的人希望擲出小點時，出手相對輕柔，而希望擲出大點時，則出手相對較重。賭博業正是依靠這一賭徒錯覺而興旺發達起來的。賭徒一旦賭赢了就歸因于自己的技術或預見力。如果輸了就是“差一點就成了”或者“倒黴”——也可能（對體育賭徒來說）是由于裁判的一個錯判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彈所緻。股票交易者同樣喜歡由自己選擇和控制股票交易而帶來的“權力感”，就好像他們的控制比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做得還要好。控制錯覺導緻人們過度自信，通常會給人們帶來交易成本之外的損失。

我們都喜歡控制感，因此，當覺得控制感喪失時，我們會設法創造某種預測感。在實驗中，控制感喪失導緻參與者對股市信息産生錯覺聯系，知覺到并不存在的陰謀，還變得迷信。

趨均數回歸 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發現了另一條可能産生控制錯覺的路徑：我們沒有認識到趨均數回歸這一統計學現象。由于測驗分數在一定程度上會随機上下波動，所以絕大部分上一次考試得分很高的人下一次的考試分數将稍有下降。因為他們第一次的分數達到了最高值，所以第二次的分數更可能下降，趨向其自身的均值而不是繼續将最高值推向更高。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每次作業都完成得很出色的學生，即使并非每次都是最好的，也很可能會在課程結束時在班級内名列第一。反過來講，在第一次考試中得分最低的學生很有可能在以後的考試中提高成績。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學生在第一次考試後去老師那裡尋求幫助，當其成績提高時，老師可能會認為自己的輔導是有效的，盡管實際上它并未起任何作用。

事實上。當事情處于最低谷時，我們會嘗試任何行為，而無論我們嘗試什麼——去看心理治療師，開始一個新的節食和鍛煉計劃，閱讀一本自助書，都更可能帶來改善而非進一步惡化。有時我們會認識到事情不會持續停留在某一個極好或極壞的點上。經驗告訴我們，當所有事情都非常順利時，一定會在什麼方面出點問題當生活給我們沉重打擊時，我們通常可以預期事情會變得好起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認識到這種回歸效應。我們經常困惑于為何棒球年度新人的第二個賽季總會相對平庸——是他過于自信了嗎？感覺不自在了嗎？我們都忘記了異乎尋常的表現總要回歸到正常狀态

通過模拟運用獎勵和懲罰的結果，沙夫納演示了控制錯覺可能會怎樣滲透到人們的交往中。他邀請學生來訓練一個想象中的4年級生“哈羅德”，哈羅德每天早晨8:30來到學校。在三周内的每一個上學日，一台計算機顯示出到校的時間，通常在8：20-8：40之間。接着學生們選擇一個針對哈羅德的反應，該反應在強烈表揚和批評之間。你可能已經料到了，通常當哈羅德在8：30之前到校時他們會表揚他，而如果哈羅德8：30以後才來，他們會批評他。由于沙夫納編制的演示到校時間的計算機程序是随機的，在受批評之後哈羅德的到校時間通常會有所改善（向8：30回歸）。例如，如果哈羅德8：39分才來到學校，他肯定會被批評，而他随機選擇的第二天的到校時間很可能會早于8：39。因此，盡管他們的批評不起任何作用，絕大部分學生在做完實驗後仍相信自己的批評是有效的。

這個實驗證實了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的富有争議的結論：自然就是如此這般運作的，我們經常因為别人受到獎勵而感到自己受懲罰，卻因為懲罰别人而感到自己受獎勵。對完成某事的積極強化通常更有效，而是負面效應也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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