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博上一則題為“暴食症”的超話，吸引到5000餘萬閱讀量。“每次暴食之後都會陷入無盡的後悔和難受之中”，“吃了吐、吐了吃，我怎麼感覺這個病根本就不會好”……超話中1.1萬餘條的帖子中，寫滿了網友陷入“暴食症”難以自持的灰暗心情。婦聯組織也接受到此類情況的反映。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在“吃”這件再日常不過的事情上，遊走于崩潰邊緣，并畏懼于“吃飯”所帶來的可能——體重上升甚至是“不完美”。在精神疾病範疇内，他們的這種行為被定義為進食障礙：以進食行為異常、對食物及體重和體型的過分關注為主要臨床特征的一組疾病，包括神經性厭食、神經性貪食等。

進食障礙為何青睐女性？促使患病人群不斷激增的深層原因有哪些？帶着這些問題，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走進北大第六醫院進食障礙中心、走近患者家庭，傾聽她們的故事。

圖源：攝圖網

“以前每天催吐七八次，吃幾顆瓜子都焦慮。”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小景（化名）的病情，記者很難将眼前這個濃眉大眼、圓圓臉、24歲的漂亮女孩跟“厭食症”和“貪食症”這兩個名詞聯系到一起。

但細細打量，還是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迹：格外纖細的腿，以及指掌關節處暗色的疤痕，據說那是長期用手摳吐的“标志”。

心理學家普遍認為，進食障礙與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有關。

小景父母早年離異，讓她“本質上認為我的‘出廠設置’不好”，這讓她“所做一切都不是奔着普通人的‘讓自己幸福快樂’的心理，而是奔着‘我很糟糕，我必須改變自己’”，這讓她長期處于焦慮、苛求完美的狀态中。

由此，當社會上“以瘦為美”等觀念大行其道時，在“減肥”這件事上，小景直言，自己“刹不住車”了。

18歲時，她走上“減肥路”。起初，“有點小胖”的小景因為瘦了而受到大家誇獎，這讓她逐漸将“變瘦、變漂亮”當成自己的“安全感”之源。之後，她“越發被食物控制”，“靠食物解壓”，并經曆了從厭食到貪食的轉變。

醫學定義，神經性厭食的主要特征是患者用節食等方法有意造成體重過低，拒絕保持最低的标準體重；神經性貪食則是反複出現的暴食以及暴食後不恰當的抵消行為，如催吐、導洩、節食或過度運動等。

“貪食”後，小景開始變本加厲，用催吐的方式降低體重，一天能吐七八次，身高158厘米的她最瘦時僅70斤。直到頻繁暈倒、“覺得自己這樣可能會死”，才開始尋求自我治療的方法。

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進食障礙學組副組長、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綜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所在的北大六院，不僅是國内最早治療進食障礙的醫院，也是唯一設有專科病房的醫院，在這裡，進食障礙患者能得到集中、有針對性的治療。

據北大六院綜合三科統計，2002年到2012年，該院住院的進食障礙患者從年均20餘例增長至180餘例，2009年醫院開設專科病房，住院人數曾出現激增，後由于病房容量不變，2012年以後，每年住院患者人數基本保持在200餘例。而醫院外，無數患者在排隊等待。

中國目前到底有多少進食障礙患者，目前尚缺乏相關研究數據。但結合臨床實際，李雪霓認為，進食障礙的發病在國内還處于增長期，“感覺勢頭挺猛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患病人群普遍呈現年輕化、低齡化。西方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進食障礙患者發病年齡在12～25歲，患病高峰年齡為13～18歲。

2012年，上海市的一項流行病學調研顯示：上海兒童青少年進食障礙患病率為1.4%，其中，小學生1.3%，初中生1.1%，高中生2.3%。

從心理疾病的角度來講，要治療“進食障礙”，不僅費用頗高，病程也很漫長。

李雪霓直言：“（患病）三年以内的治愈希望較大，三到七年的就挺困難了。如果患病超過七年，就要将更多力量放在如何幫助患者平衡生活，盡可能将危害減到最小。”

相比多年前進食障礙病情的“單純”——“要麼厭食，要麼貪食，要麼就好了”，現在進食障礙合并的問題複雜得多。

李雪霓皺起眉頭：“現在很多患者貪食後，會采取催吐、導洩等極端措施，這在以前很少見。網紅‘小粉丸（實屬瀉藥）’泛濫成災，電商平台公開銷售催吐管等商品，也讓很多患者習慣性處于‘吃完了吐，追求暴瘦的狀态’。”

醫學界公認，厭食症是死亡率最高的精神疾病，緻死率高達5%～20%。為了讓孩子活下去，有的家庭夫妻一方不得不選擇全職在家照看。

為了将有治療經驗的患者家人培養成“專家”，繼而大範圍分享經驗、幫助更多家庭，李雪霓發起了進食障礙朋輩專家志願者培訓項目。

通過培訓，茫然的家長們得以找到方向：家長和子女應形成同盟，嘗試去彼此理解和共同面對，這對治療起着關鍵作用。

進食障礙還是一種具有“性别色彩”的心理疾病：患者90％～95％都是女性。

在一次志願者培訓會上，家長們對記者集中“讨伐”起當下社會對女性的畸形審美标準，并認為這是誘發孩子患上進食障礙的主要因素。

“‘瘦’在最近幾年都變成了‘健康’的代名詞了！”作為媽媽的任女士注意到，近年來，網絡上不斷出現“A4腰”“鎖骨放硬币”等話題，明星也紛紛效仿。“這種‘瘦’文化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負面影響特别大。”

在了解進食障礙的過程中，作為爸爸的高先生發現，網上有關減肥的信息對孩子們極具傷害：直播中，有人能一天吃下50斤食物；女兒極其依賴的一款教人精确計算卡路裡的某App，會引導用戶少吃甚至不要吃……這些都讓他憤怒：“太多孩子根本不能夠分辨這些商業行為所可能帶來的傷害”。

北大六院的志願者老曹管理着不少進食障礙患者和家屬的微信群。他告訴記者，相當一部分女性患者在學校内是尖子生，來求助的甚至不乏北大、清華的高才生。他深感，“社會各方面對女性的要求都過于完美，要求學業好，性格好，外貌身材也要好。這些都跟進食障礙息息相關。”

李雪霓也認為，社會文化的影響是造成進食障礙的典型因素。“一些優秀的女性容易得厭食症，她們本就苛求完美，傾向于通過自我控制來實現目标，在當下病态審美的催化下，完美就跟瘦畫上了等号，如果社會審美标準把‘不過百’定義為美，那她可能就追求100斤以下。”

家長沒有概念，醫院治不過來，如何從源頭防治？家長們将希望寄托在了學校。他們認為，對應13～18歲的患病年齡高峰，學校就是進食障礙重災區，理應有所行動。

高先生的女兒一直在美國讀書。當學校通知他女兒BMI（體重指數）不達标、可能患上厭食症時，高先生一度并不相信。如今，認識到“早發現、早幹預、早治療”的重要性，他急切建議，中國學校也應承擔這樣的功能。“一般來說，人體BMI指數低于18.5屬于過低，低于13就是高危。學校應在體測時加入BMI篩查，盡早了解孩子情況，并及時告知家長。”

一些家長也對學校體測所依據的《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标準》（以下簡稱《健康标準》）質疑。該标準要求：學生體測成績達到或超過良好，才有資格參與評優與評獎。張女士就認為，孩子發病跟體測有一定關系。“女兒小升初時體育課成績很好，就因為BMI超出《健康标準》要求，體育成績最終隻得了60多分。這在孩子心裡形成了陰影，每年體測前，她就不敢吃飯。”在張女士看來，這個标準給孩子形成一個印象：隻要胖了就是不健康。

這樣的案例，李雪霓也經曆過。“很多患病孩子都收到過學校告知孩子超重的通知，成績要被扣分甚至全校通告，這個刺激太大了。但體重過低就沒聽說學校會在意。”她認為，教育部門不應把健康和體重完全畫等号，并建議，盡快對學校心理老師開展進食障礙方面的培訓。

疫情的發生，也讓很多本來在治療中看到希望的家庭，再受打擊。

李雪霓告訴記者，受疫情影響，北大六院的進食障礙住院部暫停收治，門診也無法舉辦之前的培訓活動，外地病人進京求治變得異常艱難。

一名家長稱：“雖然李主任帶領的北醫六院厭食症治療團隊開展了一系列線上培訓公益課程，幫助患者及照料者，但是相比之下，線下一對一的治療更有針對性。特别是已經預約的外地患者，按時就醫變得遙遙無期。”

病情反複，也是家長們最害怕的事情。一位武漢家長哀求道：“孩子的家庭治療已有了明顯好轉，但疫情期間情緒不穩導緻病情複發，每天暴食催吐，兩個月減重14斤，急需醫療幹預。”

随着孩子們陸續返校，家長們最期望的，便是學校能盡快在“心理健康”中補上這一課，重塑孩子們的審美觀與健康觀。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 周韻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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