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傑
1931年,由于道泉翻譯、趙元任記音的《倉央嘉措情歌》,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五在北平出版。此書既出,立刻引起國内外學術界,尤其是藏學研究領域極大反響,于道泉随之名聲播揚。《倉央嘉措情歌》也是成就于道泉藏學泰鬥地位的奠基之作。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情歌能夠首次被翻譯成漢英文并加以注釋,既有于道泉對藏語和藏文化的刻苦鑽研,更有許多意外因素,頗具戲劇性和偶發性效果。
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史語所”所長是傅斯年。遊學歐洲歸來的陳寅恪被聘為曆史組組長,陳組長毫不猶豫地向傅所長推薦了畢業于齊魯大學,為泰戈爾做過英語翻譯,又跟随在北京大學執教的俄羅斯漢學家鋼和泰學習梵文的于道泉。傅斯年對于陳寅恪推薦的于道泉非常重視,他本人在德國時亦曾學習過梵文,與于道泉又是山東同鄉,于道泉的父親于明信乃是齊魯名士,教育界卓有成就者,因而傅斯年對于道泉的學術前景寄予很大期望。
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一行訪華,于道泉(後排左一)任翻譯
翻譯者于道泉的名字也很快在學術界和民間叫響,這對一向嚴謹的于道泉而言,總覺得還存在不少缺憾,把本來自己不是很滿意的作品發表,實屬勉強交差,況且在于道泉的心中還裝着一部難以割舍的藏漢文詞典。他曾說,“我認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于在自己面前擺着許多自己想看的書,而自己又無法看懂;使我最感幸福的就是,自己得到一定便利條件,并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可以把自己這種痛苦解除,也解決别人這一類的許多痛苦。”經過了一段的工作實踐與思考,于道泉對于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決斷有了新的認識。繼《倉央嘉措情歌》之後,于道泉相繼發表《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複成祖書》(漢、英兩種文本),《編校》,《漢、滿、藏的拉丁文轉寫》等學術價值非常高的論文和著述。
在短期内于道泉拿出這麼多震撼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使傅斯年和陳寅恪非常驚訝,也深感這位被陳寅恪認為“脾氣有點怪”的山東漢子學術潛力巨大,假以時日,定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藏、梵、滿文的大學者。傅斯年、陳寅恪有意着力培養于道泉,于是由“中研院史語所”與翁文灏和錢昌照領導組建的“國防設計委員會”聯合出資送其到法國深造。于道泉也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感到自己知識和語言的欠缺,亟須到法國的大學中開闊視野,查閱更多原始資料。有機會遊學更多的歐洲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尤其是梵文、藏文以及佛教研究氛圍濃厚的德國,更是心向往之。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