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壯

從文學“出圈”說起

很早就知道蔡崇達，也大緻翻閱過他那本著名的暢銷書《皮囊》。《皮囊》是散文集，這次的《命運》則是長篇小說。長篇不好寫，對閱曆沉積相對單薄的年輕作家來說尤其如此，更不用說從散文一步直接跨到長篇，距離實在很大、某種意義上也頗為驚險。因此，我原本并沒敢對這部小說抱有過高的預期。但讀完之後我發現，這部小說實際的完成度，比我的預期要高出很多：這是一部有特點的小說，在我看來，也稱得上是一部頗好的小說。

當然不止是我。我想很多人都會對《命運》抱有各自的預期。而且，不同于我的“預期”，他們适用的詞，大概是“期待”。蔡崇達無疑是一位讀者衆多的寫作者，而《命運》在人物原型和主旨設計上，又部分地繼承、延續了曾經大熱的《皮囊》。我想起前陣去參加《命運》的首發式研讨會，當天早上起床出門前，忽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劉德華推薦《命運》的帶貨小視頻，華仔手裡拿着的，是《命運》試讀本——很眼熟，跟我手裡正拿着的、各種折角劃線做批注用來一會兒開會發言的那本，是完全一樣的。

當時我忽然間還有點感慨。一是為自己感慨。這些年文學界流行玩“試讀本”，試讀本當然限量，萬事萬物一旦限量就多少有點奢侈品的幻覺；如此說來，這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劉德華同款限量版奢侈品——開個玩笑。二是為文學感慨。現在都講文學要“出圈”、要在更廣大的社會讀者中産生更強的影響力。我想，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中，這是保持文學内在活力動力的必然之路。老實說，出圈的純文學作品不算很少、甚至有明星帶貨的作品也不止《命運》一部。然而，那些作品真的都足夠好嗎？它們真的能代表當下文學寫作足夠真誠、足夠有靈氣的那些側面嗎？我其實并不敢對每一部都作保證。但《命運》的“出圈”我是樂于見到的，它的确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純文學的創造力和溫度，這樣的作品走出去是“長臉”的——這是題外話。

回到“題内”。一種超出預計的滿足當然是驚喜，但這種驚喜是相對的、綁定着閱讀判斷者主觀的估算，很真實，但未必重要。更重要的驚喜是客觀化的——抛開作者，抛開一切“前理解”“知識背景”，就隻看文本：一部作品是否能帶來審美或情感的沖擊？是否能帶來一些清新的、不一樣的質素？我想在這一點上，《命運》同樣優秀。

聰明人寫小說

最直觀的質素之一在于，《命運》在語言和創意上能夠明顯地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個聰明人在寫小說。

似乎是廢話。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都寫小說了，還不聰明嗎？但實際情況又沒有那麼天經地義：現實經驗的彈性正在喪失、匠人式的習性也在不斷侵蝕藝術的創造力，如今能從作品裡面一眼讀出才華的作者，大概并沒有我們想象的多。更何況，如今聰明人中願意投身文學創作的比例，應該也沒有以前高。因此《命運》所顯示出來的聰明就很可貴。

這種聰明，一方面是語言。《命運》所呈現出來的語感很好，長句與短句、口語和書面語交錯使用的節奏感拿捏得很舒适，許多地方的用詞奇險、意外但又合情合理。總體來說，蔡崇達使用的是輕盈靈動、情感飽和度很高、甚至帶有相當的不确定性的叙述語言，用這樣的語言寫長篇，無疑需要底氣。

另一方面是創意的選取和把控能力。例如小說的開頭，用九十九歲阿太等待死亡的方式開啟主體故事的回溯。“等不來”或“死不了”的創意很典型但也很危險，因為現代主義以來有太多的經典之作以此為核、直至将此塑造為現代病的典型象征，如“等不來”有貝克特《等待戈多》、“死不了”有艾略特《荒原》著名的題詞（引用了因無法死去而備受折磨的先知西比爾的典故）和迪倫馬特劇本《流星》……珠玉在前，一不小心便有陳詞濫調之危。但蔡崇達卻避開了那種高度象征化的寫法。利用充分展開的民俗化細節，他将叙述的重心引向了“離世真是個技術活”和諸種奇奇怪怪的“死亡的靈感”；與此相應，小說的指向也不在于“死的隐喻”而在于“生的堅韌”，而“生的堅韌”又是通過“生的瑣碎”來一點點構建起來的……以輕寫重、舉重若輕，無疑是寶貴的能力，也是“聰明”的具體表現。

泉州的奧林匹斯山

奇險而妥帖的不僅僅是語言或創意。《命運》的主體内容也是如此：“與鬼神對話”是故事的核心線索乃至關鍵裝置之一，小說講的是“神神鬼鬼”的故事、聚焦的是一群“神神叨叨”的人。出現在《命運》裡的神鬼之事之名衆多，縱然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總體看，實可謂自有邏輯、自帶體系。一眼看去，幾乎像是一本客家文化版的赫西俄德《神譜》，把泉州小鎮寫出了幾分奧林匹斯山的味道。

子不語怪力亂神，這樣的題材無疑有點叛逆。然而神怪的題材内容并沒有讓小說顯得怪異甚至“神經質”。它當然有“怪”的元素乃至噱頭，但所有這些“怪”都很親近、很熨帖，尋常、自然、并不炫耀。因此，那麼多異質性的元素，卻并不會引起閱讀中的“排異反應”。

說到底，《命運》裡的鬼神或曰“超現實元素”，其施加給人物（以及故事）的力，不是“支配”，而是“參與”、甚至“陪伴”。它們就在小說人物的身邊飄蕩着、晃悠着、很散淡地參與着人物的日常生活，人物面對它們時的姿态帶一點仰視、但更多是平視。大普公、夫人媽、聖童子……許多奇奇怪怪的“神明”，他們都有着過于濃郁的“人味兒”，甚至原型本來就是很具體的人、許多還是悲慘苦命的人。他們與小說人物、小說情節相關聯的方式，很日常、也很溫暖；不魔幻，倒很現實。

我想起青年詩人張二棍一句很有名的詩：“在鄉下，神是樸素的。”用在《命運》身上，挺合适。在此意義上，《命運》裡對神鬼元素的運用，與其說類似赫西俄德、倒不如說更像蒲松齡的路子。

“個人史”結構下的曆史書寫

甚至神明也有無助的時候，也有“保質期”。

随着故事的推進，許多過去的習俗被排斥和遺忘了，與鬼神交流的能力也失傳了。“神”流離失所，然後背井離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神換舊神”——這是我對這部小說的本質理解。事實上，這恰恰是整個中國近現代曆史中，處于最核心部位的宏大想象：生活世界和曆史邏輯周期性地劇烈變動，那些被崇拜、被追求、被依賴的東西，也一直在改換。如果說《命運》裡的媽祖和大普公等，指向的是古典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情感結構，那麼它們的位置及功能，在一百多年的時間内，先後被“德先生/賽先生”、民族意識及其情感認同、曆史烏托邦想象、實用主義的現實物質追求等依次取代。

以上這些，在《命運》裡都有展示。因此不要忘記，《命運》在根子上是一部以散文化筆調和“個人史”結構書寫出來的曆史題材小說：九十九歲的阿太當然不會白白活這麼久，她要見證世間的變化，要用自身極其緩慢也極其平靜的衰老過程，來映襯并展現“人間正道是滄桑”。為了避免劇透，我隻能很概括地介紹一下“阿太”這個形象：她一生缺少親人又尋找親人、不斷獲得親人又不斷失掉親人……艱辛和苦難纏繞着她，但這位終其一生隻生活在自家庭院方圓幾裡内的老太太，卻散發出覆蓋甚遠的愛和寬容。在一系列的變動之中，阿太身上展現出某種“不動”的執拗和莫名堅定的“信”。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神換舊神”，阿太就是江岸邊的那塊石頭，甚至是大江頭頂的月亮——“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也正是從阿太的身上，蔡崇達最終抵達了故事在情感和價值上的重心。他為小說裡那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為我們——找到了一尊更加穩固的“神”：按我的理解，它就是善、就是希望、就是生活與人性的古老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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