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時代，狀元是個稀缺品種，每一科隻有一名狀元。但是我們發現清代自入關後，共開112科，卻出了114名狀元。也就是說，其中有兩科是有兩個狀元的，一科兩狀元這種現象，自科舉制誕生後十分罕見。

清入關後，第一次開科取士是在順治三年，這一年參加會試的，大多是明朝的舉人，該科的狀元是山東聊城人傅以漸，因此他被稱為大清開國狀元。

需要注意的是，順治三年、五年的兩次會試，清一色都是漢人而無旗人。這是因為八旗以騎射為本，右武左文，清王朝得天下，更是仰仗八旗勁旅之武功。故順治入關後，盡管很快頒诏令開科取士，但卻以天下未定，八旗尚須征戰為由，不準八旗子弟應試。

順治八年，舉行入關後第三次會試，且這個時期天下基本大定。所以大臣建議，準許滿洲、蒙古、漢軍子弟應試。因此從這一科開始，旗人與漢人一起參與了科舉考試。

不過，旗人以馬上得天下，論起文章學問來，卻遠遠不及漢人，如果同場競技，旗人勝出的幾率必然很小。故朝廷加以區别對待，降低旗人的考試難度，稱為“滿榜”，而漢人科舉則稱為“漢榜”。

從相關記載來看，旗人科舉的難度十分有限，規定考翻譯漢字文一篇，若是不識漢字者，作滿文二篇。不像漢人那樣，要考四書文、經文、策、論一類的。

在錄取方面，旗人的錄取比例也很大。順治八年的會試，規定取滿洲25名、蒙古10名，漢軍25名。表面上看這個數字并不多，事實上，這一年參加會試的旗人很少，加在一起還不到一百人，所以進士錄取率在60%以上。

順治九年舉行殿試，這一科殿試也就出了兩名狀元，滿洲正黃旗人麻勒吉為滿榜狀元，鄒忠倚為漢榜狀元，分别授予翰林弘文院修撰。順治十二年，再次舉行會試，滿洲正白旗人圖爾宸獲滿榜狀元，漢榜狀元為史大成。有清一代，實行滿榜、漢榜雙軌制，也就隻有順治朝這兩科。因此，清代112科，也就出現了114名狀元。

那麼自順治十二年之後，為何就沒有滿榜狀元了呢？說起這個問題，還略帶有搞笑的色彩。清初時期，八旗子弟惟重軍功，對科舉取士實在是提不起什麼興趣。

這種情況讓朝廷很尴尬，順治九年、十二年的兩次滿榜科舉，旗人報名的人非常少，人數一少整體水平也就上不去，尤其是順治十二年這一科，報名人數比錄取的人數還要少，這讓朝廷情何以堪。

此外還有一層原因，就是當時的旗人文化水平與漢人的差距實在太大，很多人根本都不懂漢字，就是滿文也是個半吊子，因此隻要能将一篇滿文翻譯成漢文的，就能通過考試，所以也叫翻譯進士。

順治朝實行的滿漢分榜制度，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自順治十五年開始，就取消了八旗科舉。到康熙繼位後，不再有滿、漢榜之分，八旗子弟與天下士子一體應試，合為一榜。

三藩之亂時，朝廷停開鄉會試，之後再度恢複。這一時期，由于入關年久，不少旗人鑽研學問，整體水平比順治朝時略有提升。為了照顧這些旗人，康熙帝令他們與漢人一體參與考試，并在中額之外，給予旗人一些名額。

此後，康熙朝、雍正朝又對旗人科舉加以改革，推出一個翻譯科，不少旗人子弟都是以翻譯進士進入仕途的。不過，當時旗人參加科舉，騎射作為滿洲傳統，也是必考項目，規定不能騎射者不準參加考試。

不管是清初還是清末，旗人在科舉方面都遠遠不及漢人。康熙帝統一滿漢一體應試之後，為了保證旗人的入仕比例，給予了一定的照顧。但同時又限制滿蒙考生入二甲之内，既強調了滿蒙的騎射傳統，又讓漢族士子們能夠更多地獲得榮譽。

雖然在科舉上漢人在面子上沾了光，可實際上滿蒙八旗子弟并沒有吃虧，除了科舉這條途徑之外，他們還可以通過筆帖式、宗學、八旗官學等種種方式獲得入仕的機會。

八旗子弟不列一甲是被嚴格貫徹執行的，不過到了同治朝時，卻出現了一個蒙古旗人狀元，他就是同治帝的皇後阿魯特氏的父親崇绮。和順治朝兩個旗人狀元比起來，崇绮是靠真本事奪魁的，含金量自然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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