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秋，杭州城内的寺廟人滿為患，數萬百姓虔誠地跪在佛前。在和尚的指引下，他們不分晝夜地大聲誦經，隻為給一個“階下囚”祈福。
這個人名叫蘇轼，他8年前曾抵達這“東南第一州”，擔任通判一職。
彼時，“熙甯變法”已然全面鋪開，許多還不清“青苗貸款”的農商，在官員的欺壓下锒铛入獄。新官上任的蘇轼在除夕之夜，按照慣例去獄中提點犯人，看着這些身陷囹圄的百姓于心不忍。
“執筆對之泣，哀系此中囚。不論賢與愚，均是為食謀。”
他認為百姓也好通判也好，無非是為了一碗飯而已，這樣入獄實在過于荒謬。蘇轼說自己做官，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為了社稷，本質上與這些農民和小商戶一樣，隻是謀生的手段罷了。
于是，這位剛到杭州的通判，與太守沈立力排衆議，放了370多名囚犯（輕犯）回家過年。而對于那些重刑犯，他下令不準獄卒打罵他們，從初一到初五都供給酒肉美食，且不得阻攔家屬探視。
如此有悲憫之心的官員，在現實中并不多見，這種品格可謂貫穿蘇轼一生。但誰能想到，這位體恤民間疾苦的文豪，竟因區區幾句詩文淪為階下囚，在生死的邊緣線上徘徊。
不止杭州的百姓想不明白，密州和徐州的百姓也想不明白。
蘇轼
蘇轼在杭州為官三年，與太守沈立一起辦了很多實事。1073年秋季兩浙大旱，唯有杭州幸免于年，這多虧了蘇轼聯手陳述古浚疏的“錢塘六井”，他在水利工程方面展現了驚人的能力。
杭州旁邊的常州和潤州等地受災嚴重，蘇轼又前去發放赈災糧食，救濟了數以萬計的百姓。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常州城外停泊着一葉孤舟，獨坐舟中的蘇轼望着城内的萬家燈火，想起了自己家中的妻兒，不禁百感交集。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常州城内的官員來請他入城，但蘇東坡拒絕了他們的好意，不願意打擾劫後重生的官民。同情底層的人民，是蘇轼近乎本能的表現，雖然他身上也有着時代帶來的局限，但這并不能掩蓋其閃耀的人性光輝。
離開杭州後，蘇轼遷任密州（山東諸城）太守，舉家從江南水鄉抵達齊魯大地。
剛到任的密州太守，簡直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遮天蔽日的蝗蟲席卷境内，将農作物啃食殆盡。他馬上就向朝廷上書，一面請求調撥赈災糧，一面請求廢除“手實法”（五分之一的重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蝗災和重稅讓百姓活不下去，身強體壯的歹人便嘯聚山林，短短數日内形成了“匪患”。
老夫聊發少年狂
這些土匪可不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好漢，他們專門對老實軟弱的農戶下手，将貧苦百姓家中的錢糧洗劫一空。此外，密州城外出現了大量棄嬰，這些可憐的小生命剛剛降生，就在天災人禍中苦苦掙紮。
蘇轼想盡了一切辦法，先是将蝗災控制住，然後消滅了作惡的土匪。他和侍妾朝雲等人，将城外的棄嬰全部帶回太守府邸，自掏腰包請人來好生照看。同時，蘇轼縮減官吏們的日常開支，将這些錢交給棄嬰的父母，囑咐他們将孩子撫養成人。
危機平息後，密州城的百姓十分感念太守的政績，每當他出門的時候都夾道相迎。
“為報傾城随太守，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這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就十分詳細地記述了蘇轼外出狩獵的場面，其實，當時他還不到40歲，遠非詞中自稱的“老夫”。他在密州隻待了兩年多的時間，卻被當地百姓稱頌近千年。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婦孺皆知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正是蘇轼于1076年中秋佳節，在超然台上所作的。這人世間如他所言，悲歡離合貫穿其間，無人能逃脫其陶鑄。次年三月，蘇轼在赴任徐州途中，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弟弟蘇轍。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徐州自古為兵家必争之地，因而當地民風十分彪悍，落草的盜賊時常襲擾百姓。蘇轼任知州後操練民兵，組織人員日夜在城中巡視，一時間治安大為改觀。王安石當時雖然二度罷相，但“熙甯變法”的影響仍在，徐州牢獄中充斥着冤假錯案，蘇轼為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
人禍尚未平息，天災再度興起。同年秋季黃河上遊決口，連日的暴雨引發洪水，被圍困其中的徐州城危如累卵。城中富戶收拾細軟，攜家帶口乘舟逃離，一時之間人心惶惶。蘇轼當即關閉城門，嚴令禁止任何人離開，他發誓要保一方百姓無虞。
“我在城在，絕不讓洪水傷你們分毫！”
此時，這位文豪又展示了自己在水利方面的天賦，他與官兵百姓一起築起了超過3公裡的大堤，作為加固城牆的設施。而後随着一聲令下，徐州城内數百艘船隻全部載滿泥沙，停泊在城外緊靠城牆，以此來減輕洪水對它的壓力。
由此，城外雖然洪水滔天，但城内卻波瀾不驚。
又是一年中秋佳節，蘇轼在城樓上大擺筵席，于這汪洋澤國中與數萬百姓同樂。笙箫四起，官民載歌載舞，穩坐席上的太守蘇轼宛如定海神針。如此之氣定神閑，如此之雄渾氣魄，實乃古今之罕見也！
王安石與熙甯變法
一月後洪水退去，徐州城毫發無損，朝野上下無不啧啧稱奇。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轼離任，徐州百姓十裡相送悲哀恸哭，東坡一生中的厄運蟄伏其後。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
他原本以為自己一生就将這樣度過，雖在宦海沉浮中流落天涯，但也能為百姓們做些實事。然而，這世間的波折誰能預料到呢？從徐州抵達湖州僅4個月後，監察禦史何正臣就在《湖州謝表》中尋章摘句，羅織罪名以構陷這位名滿天下的同僚。
“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彼時朝中對司馬光“還朝”的呼聲很高，這引發王安石一派的不滿，但他們又不敢直接對抗司馬光。于是，大大咧咧的地方小官蘇轼，就成了這場鬥争的犧牲品。的确，《湖州謝表》中有牢騷的情緒，但遠沒到上綱上線的地步。
何正臣“别出心裁”地上奏神宗，指出“新進”一詞有暗諷新政的意思，而“生事”則諷刺王安石的變法。同時，舒亶還翻出了蘇轼以往所作的詩詞，強行肢解字句穿鑿釋義，最終得出一個極為荒誕的結論。
司馬光
“蘇子瞻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是為大不敬！”
禦史台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發揮，不斷地将大帽子往蘇轼頭上扣。禦史中丞李定最後上奏，認定蘇轼犯下了四樁大罪。
大家仔細看看，這四樁所謂的“大罪”沒有明顯所指，都是一些道德或人品上的攻擊。蘇轼不拘小節，就說他“怙終不悔”，其詩文名滿天下，就稱其為“傲悖之語”。在詩文中流露出的真情實感，在地方上所做出的種種政績，都被抹黑成“僞”，如此颠倒是非的做法，明眼人一下就能看穿。
可久居深宮的神宗，卻聽信了這些讒言，下令将蘇轼捉拿問個明白。驸馬王銑派人千裡報信，慌了神的蘇轼一時之間不知所措，竟然被皇甫僎這樣的小吏恐吓。禦史台的人通過虛張聲勢，将事情一步步鬧大，他們的意圖十分明顯。
“先王之法當誅！”
消息傳開後，杭州城的百姓馬上就提出抗議，密州和徐州的百姓也為蘇轼求情。
祈福·圖片來源橫店影視城
在那樣的封建時代，老百姓的呼聲終究沒什麼用，北宋朝廷對這些聲音置若罔聞。可大家都記得蘇轼的好，從心裡感謝他所辦的事情，紛紛用民間最樸素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立場。
“烏台詩案”發生後，杭州城數萬百姓湧入寺廟中，他們與和尚們一起，晝夜不停地誦經念佛，以此來為昔日的杭州通判蘇轼祈福。密州、徐州等地的百姓也紛紛效仿，他們發自内心的感謝與最美好的祝願，都化作一聲聲連綿不絕的佛号。
獄中的蘇轼早已沒了才子的風采，在惴惴不安中忍受着獄卒的羞辱。但他并不知道，這世道人心并未全然堕落，朝野上下有良知的人都為之奔走相告。
最先出面的是蘇轍，他願意舍棄自己的官職，以換得兄長的性命一條。
“臣不勝手足之情，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轼，但得免下獄死，為幸。”
此文被收在《栾城集》中，千百年來為兄弟之情的佳作，愚以為不輸給李密的《陳情表》。蘇轍雖然是弟弟，但他在現實中反而像個哥哥，簡直為蘇轼操碎了心。有人開玩笑地說，蘇轍一生隻做了一件事——救哥哥。
雖然有調侃的意味，但并不違背事實，蘇轼要是沒有蘇轍這個弟弟，恐怕早就命喪黃泉了。蘇轍後來官做得非常大，不僅在生活上給予蘇轼極大幫助，在政治上更是充當他的“保護傘”。
而除了蘇轍之外，蘇轼的摯友、同窗、同僚乃至是毫不相幹的人，也紛紛加入到“救蘇運動”中。
念佛
比如蘇轼的恩師張方平，當時已經70歲高齡了，他得知消息後立刻寫了一封長信，叫自己的兒子火速到京城上奏。不過，由于這封書信的措辭極為不妥，張方平的兒子張恕違背了父親的意願，并未将其交到神宗手中。
而同樣高齡的範鎮，更是親自面聖上奏，在神宗面前為蘇轼求情。要知道，此時的範鎮已經從吏部侍郎的位置上退休了，他這樣的行為在當時也極為不妥。
左丞相吳充甚至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紛紛在神宗面前說好話。尤其是王安禮，絲毫不因蘇轼與王安石的政見有所抵牾，就黨同伐異地在“烏台詩案”中添油加醋。客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更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蘇轼說了一句公道話。
“安有盛世而殺賢才者乎？”
就這一句話，保全了蘇轼的性命，也改變了“烏台詩案”的性質。當然，朝中的兩位太後（太皇太後曹氏和皇太後高氏），在此次事件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尤其是64歲的太皇太後曹氏（宋仁宗皇後），當時已經病入膏肓的她，聽說蘇轼的事情後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慈聖光獻皇後曹氏
“昔日先帝喜言得兩位太平宰相，即是指蘇轼與蘇轍兄弟，你不重用他反而使其獲罪，本就是值得反思之事。況且，蘇轼因為作詩入獄，這背後難免有小人穿鑿附會。你看我如今都病成這個樣子了，難道還要錯殺無辜，以增加我的罪孽嗎？”
宋神宗聽完這番話後涕泗流漣，他在同年十月與群臣商議大赦天下，以此來為太皇太後增福增壽。此消息傳出後，杭州、密州和徐州三地百姓反響激烈，為蘇轼祈福的聲勢越發壯大起來。
“你沒必要大赦天下，隻要放過蘇轼一個人就夠了。”
雖然神宗當時有所動搖，但該走的程序還是要走的。禦史台在十一月底上奏審訊結果，仍舊心懷不軌想将其置于死地，甚至将蘇轼全家都牽扯其中。但十二月初，大理寺初判駁回了禦史台的結論，認為蘇轼原本也隻應當流放兩年，如今遇到皇帝大赦天下，那官複原職就可以了。
禦史台對大理寺的判詞非常不滿，又上奏神宗不斷強調蘇轼的“險惡動機”，想以此來維持原判。
“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
意思就是說，這個人的心腸都壞到了這個地步，難道陛下您能置之不理而放棄誅殺他嗎？
蘇洵、蘇轍與蘇轼
不過，禦史台的供詞漏洞實在太多，并不能支持“所懷險惡”的說法，也無法對大理寺的判詞進行有效駁斥。
因此，北宋審刑院開始介入并進行複核，他們最終支持了大理寺的判決。但為了不徹底得罪禦史台，審刑院在具體操作上分了三步走，列出來供各位參詳。（詳見《續資治通鑒長編》、《重編東坡先生外集》）
至此，震驚北宋朝野的“烏台詩案”正式結案，免除死刑的蘇轼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而驸馬王銑則被削去爵位、蘇轼好友王鞏被貶到西南、蘇轍則從中央貶到了江西高安，其餘的三十幾人被罰款數額不等。
蘇轼出獄後，朝中好友紛紛慶賀其劫後重生，而杭州、密州以及徐州百姓也個個歡欣鼓舞。被貶黃州這個結果，對蘇轼來說已經是最好的了，它凝聚了上達廟堂下至江湖的全部努力，讓後人得以在煙塵密布的曆史中窺見一絲道義之光。
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蘇轼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運的。被貶黃州之後的蘇子瞻，搖身一變成了東坡居士，光耀千古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噴薄而出，如長江小舟中吹箫者的箫聲一般不絕如縷。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
舊的蘇子瞻死掉了，新的蘇東坡重生了。東坡、雪堂與臨臯亭，成了他在黃州的精神栖息地，潇灑落拓、風姿磊磊的一代文豪領進入了全新境界。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命途多舛、往事萦懷，東坡先生最終還是選擇了放下，他不再像初到黃州一般心有戚戚。過往的一切煙消雲散，他不再有所期冀，也不再抗拒命運。這種随順自然的心态，貫穿了蘇轼的後半生，成為他颠沛流離中的精神支柱。
49歲那年，闊别齊魯大地十年之久的蘇東坡，在赴登州任上經過密州。當地百姓早就在道旁恭候，翹首以盼着老太守的歸來，昔日聊發少年狂的蘇轼真的變成了老夫。十年的光陰彈指一揮間，世事變幻令人生起無盡感慨，但總有一股力量暗中生長。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晨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顔。”
這扶老攜幼的場面令蘇轼很感動，雖然他不是山東人士，卻對這片土地有着油然的親切感。老鄉們告訴指着孩子們告訴他，這就是當年密州城外的棄嬰，如今一個個都長大成人了。蘇轼不禁莞爾，自己如今卻成了糟老頭子，隻有時間是最公平的。
53歲時，蘇轼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杭州，他與這方土地上的百姓結下深厚情誼。
當年锒铛入獄時，許多人都唯恐與自己扯上關系，但杭州百姓卻仗義執言。他們不僅指責禦史台“算詩賬”，還湊錢設下“解厄道場”日夜為蘇轼祈福。即便後來被貶到黃州，仍舊有許多杭州百姓湊錢，托人與當地特産一起帶給蘇東坡。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
闊别整整14年後，蘇通判兜兜轉轉又回到了此地，這真是前生修來的緣分。正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上輩子本就是杭州人，如今不過是回到故鄉罷了，應當為家鄉父老做點實事。當時西湖近一半水面被淤泥充塞，蘇轼認真籌劃之後，覺得有必要使其“死而複生”。
在他的号召下，十萬杭州官民乃至僧道，紛紛投入到開湖事業中。人們宵衣旰食、不知疲倦，花了四個月時間就使西湖容顔依舊，蘇太守又用取出的淤泥建造了“蘇堤”。“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回來了，在綿長寬闊的蘇堤襯托下，更顯得妩媚動人。
西湖蘇堤
“仰天吐唾，唾不至天，還堕己面；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佛說四十二章經》
曆盡波折的東坡居士，在無盡沉浮中堅守湛然本心，終于得以窺見廬山真面目。杭州百姓為其立了生祠，近千年來一直念念不忘這位“老市長”，密州和徐州人民也始終沒有忘記他，2009年山東諸城還重修了超然台，以此來紀念這位偉大的文豪。
而在“烏台詩案”中陷害蘇轼的李定、舒亶、章惇、沈括（《夢溪筆談》作者）等人，他們在宦海沉浮中郁郁不得志，并永遠地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李定被貶到滁州後去世，舒亶至死都沒能進入權利核心，章惇被貶湖州後失意而終，汲汲于仕途的沈括也背負罵名。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謹以此拙劣小文，與各位讀者共勉，戒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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