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做對了什麼？

本刊記者/彭丹妮

發于2022.3.21總第1036期《中國新聞周刊》

國内科技公司洛微科技的創始人馮甯甯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完成博士後研究工作後，曾經在洛杉矶創業。在MIT讀書時，他的導師自己喜歡做基礎研究，但是鼓勵學生創業，且會給學生提供幫助。同門的很多同學都在創業。

一位MIT的畢業生回憶，在他的宿舍裡，有焊接設備、木材切割設備、電子儀器等各式各樣的奇怪設備。在虛拟化技術普及之前，他的宿舍裡面放了15台VR機器，他對門宿舍的哥們自己做了一個激光切割設備，另外一個舍友則在忙着鼓搗一個山寨的RF芯片識别設備……在不危及安全的情況下，學校默許學生們把校園變成了一個高科技的惡作劇試驗場。

“MIT就是帶着技術轉移的DNA而創建的。”前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經常說。在加入MIT之前，她在耶魯大學工作了将近20年，與耶魯不同的是，MIT許多教職員工會短暫離崗創業，然後再回到大學，直到他們弄清楚如何創辦下一家公司。

創業本不是馮甯甯的職業規劃，他原本打算在高校謀個教職。但從位于美國東部的MIT來到美國西部之後，他發現，這裡的人們更加喜歡創業。在咖啡館、在餐廳，人們似乎無時不在談論創業。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他想起自己手中也有一些核心技術，便萌生出想試一試的念頭。

（從矽谷最高峰Mission Peak上觀看矽谷日落。圖/視覺中國）

刻在基因裡的創業文化

高校科學研究成果衍生的高新企業往往集聚在母校附近，逐漸促成了一個吸引風險資本家、企業家、管理者和其他支持機構的地理集群，成為區域創新體系基礎性“磁鐵”。而位于美國加州的矽谷，無疑是當中最值得一再被講述和研究的那個典範。将矽谷從一片荒涼的農業區中拔地而起的，是斯坦福大學。

以MIT為榜樣，斯坦福也非常重視基于學術知識創辦企業。《21世紀的競争：國家和地區創新舉措的最佳實踐》一書中寫道，在斯坦福，幾乎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要成為斯坦福大學的頂尖教授，必須創辦過一家公司。如今已經全球知名的跨國大科技企業，包括惠普、雅虎、谷歌等，其發展史都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學。

查克·艾斯利是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副教授，也是該校“技術風險投資項目”的一員。他在回複《中國新聞周刊》的郵件中寫道，斯坦福-矽谷模式的特點是科學家、天使投資人、風險投資（VC）機構等參與者自下而上的驅動，這裡的文化強調創造力和扁平的組織層級。

美國華盛頓大學曆史學教授瑪格麗特·瑪拉在《打造下一個“矽谷”的秘密》一文中寫道，在矽谷，很多技術自由主義者認為，這裡的成功歸咎于創業熱潮，政府放手是最好的支持，但是，這忽略了太多因素。

“二戰”、美蘇争霸等曆史事件為當時落後的美國西部帶來了大量研發投入和科學家，而斯坦福大學又在物理、工程和電氣領域培養了大量人才，迅速崛起的美國西部城市向人們提供了便宜的住房和易得的工作機會等多種條件，成就了矽谷。

斯坦福的管理者富有遠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學校當時的教務長弗雷德裡克·特曼的博士導師是MIT教授萬尼瓦爾·布什，後者提倡大學不要隻做象牙塔，更要成為産品研究與開發中心，這影響了特曼的治校風格。早在1930年代，特曼就鼓勵他的學生考慮電子設備的商業可能性，并從事具有理論和實踐潛力的跨學科研究。

1951年，特曼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園——斯坦福科技園，吸引了許多高科技企業入駐，包括惠普、通用電氣和洛克希德等。這片産學研結合的試驗田，逐漸形成了矽谷電子業的雛形。

然而，有熟悉美國創投領域的專家指出，近二十年間，中國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進産學研結合和科研成果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響力還遠不及斯坦福大學。更糟糕的是，有些地方學得走了樣，把高校科技園變成了房地産生意。

（2021年11月，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劃局開展的一項實驗：軍用運輸機在空中對無人機進行回收。圖/澎湃影像）

光有自下而上的創業氛圍是不夠的。在1940年代，當MIT校長康普頓企圖将學校的研究成果進行轉化、推向現實世界時，發現難以找到資金。1946年，康普頓聯合哈佛大學商學院多裡奧特等人，推動發起了美國研究開發公司（ARD），成為全球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早期基金350萬美元。

1957年，ARD對數字設備公司（DEC）進行了投資。當年7萬美元的風險投資，到1971年已增值為3.55億美元，增加了5000多倍。一下子名聲大噪，也開創了新的金融模式。因此，曆史悠久的美國風險投資行業，更願意為早期科技項目承擔風險，而且在投資前沿技術上更有耐心。

這與中國在互聯網投資熱潮中成長起來的比較野蠻的風投“打法”不同——VC的投資邏輯更多是燒錢、搶占流量和市場，快速帶來回報。不過，除了社會資本，美國政府資金在孵化早期的、充滿未知的創新技術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急于回報的長期投資

劉少山是美國矽谷地區一家AI科技公司PerceptIn的創始人，因對美國創新機制感興趣，還專門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攻讀過公共管理碩士。劉少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現在更多是風險投資追逐市場熱點，進而找到賽道和科學家。但美國的情況并不大一樣。美國是通過資金引導，來強有力地進行産業布局。為達到這個目的，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劃局（DARPA）就是其中一個關鍵的機制。

DARPA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7年美國人造衛星發射項目。他介紹，DARPA在技術規劃上非常前瞻，反映出該機構對當前最新科學技術的理解，并完成針對具體領域的技術突破。如今，互聯網、自動語音識别、全球定位系統（GPS）、自動駕駛、光電一體化集成等重大技術突破和布局，都有DARPA的影子。

DARPA并不運營自己的實驗室，而是資助在各自機構工作的研究人員（通常需要多個團隊合作），且每年檢查項目進展程度，這有效地推動了産學研的融合。馮甯甯在美國剛剛參加工作的那家公司，就是在完成DARPA的一個二期項目。這個項目的第一期是由MIT主要負責、這家公司參與；第二期是這家公司領導、MIT參與，因此，在MIT期間就參與這個項目的馮甯甯，在畢業後就順理成章地加入這家公司了。

（2014年2月，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參與制作的一套裝置中，人們可以無視地心引力，如同飛檐走壁般地實現直立圓形繞圈跑。圖/IC）

馮甯甯說，DARPA項目是前瞻性研究的商業化，某個項目任務公布、開放申請的時候，人們通常會覺得“太扯了”，技術指标高到無法實現，但是，一旦能夠達到預定目标的60％~80％，基本上一項技術就有了商業化的基礎。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申請者比拼的是能力，隻要某個團隊覺得自己敢挑戰，不區分規模大小和背景，就可以申請。他當時所在的團隊隻有40多個人，就拿到一個五千萬美元規模的項目。一旦申請成功，DARPA會派人進行考核，第一年結束時，如果做得好，就能拿到資金，兩三年差不多能做出來。

DARPA其實就扮演了一個風險投資（VC）的角色。但與DARPA相比，VC的投資是相對短視的，因為後者的投資和孵化期限通常在10年内。劉少山說，每當DARPA發起一項突破性技術，該技術會轉讓給軍方以完成數十年的孵化期。在該技術成為GDP的主要貢獻者之前，将需要再花上10~20年的時間完成商業化。

瑪格麗特·瑪拉指出，要打造下一個矽谷，需要公共支出和市場資本共同合作，這些資金要能夠激勵和維持基礎研究，而不指望立即将其商業化。此外，要慷慨地資助高等教育，使研究者能夠嘗試冒險的、甚至是打破常規的科研項目而無經濟的後顧之憂。

新冠疫情中大放異彩的mRNA疫苗，便是這種長期主義的投資的勝利。上個世紀70年代，一位匈牙利科學家率先開展了針對mRNA的早期研究，從那時起，截至2020年12月14日美國首次批準使用mRNA疫苗，已經過去了40多年。此前，這一被認為很難的技術一直在少數實驗室裡低調地研究和改進，直到2010年左右，Moderna得到生命科學領域非常著名的風投機構Flagship Pioneering的投資并持續孵化至今。

憑借Moderna的成功，Flagship Pioneering創始人、Moderna董事長努巴爾·阿費揚在2021年登上了福布斯美國富豪榜。阿費揚是MIT生物工程專業博士，他喜歡在生物技術、生命科學領域不斷地假設一些瘋狂的、甚至不合理的科學想法，并從實驗室的一個想法開始孵化一家公司。他在去年末接受《福布斯》雜志采訪時說，“我們的每一家公司都是為了取得像Moderna那樣的成就而誕生的。為什麼不可以在自己耕耘的領域裡真正改變世界呢？”

高校也應該有“投資經理”

在《MIT教職工和學生創業指南》中，開篇是MIT技術授權辦公室主任的話：每個星期，我們都希望看到，帶着發明、打算創業的教職工和學生推開我們辦公室的門。不管你們是已經有多次創業經驗的來訪者抑或是新手，我們都在這裡等着提供幫助，讓創業發生。

2020年，中國國家科技部成果轉化與區域創新司處長沈文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及，2015年中國出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之前，科技部和教育部針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問題開展了多年調研，發現中國高校缺少一種與國際接軌的技術轉移支撐機制和服務能力。

沈文京提到，國外一些知名大學，專門有一批人士為學校的成果轉化提供專業服務。斯坦福大學能夠成為美國矽谷地區最有能力的創新源頭，與這所學校技術轉移機構的工作密切相關。

（2021年6月，美國佛羅裡達州龐帕諾海灘的一處社區，與斯坦福大學的虛拟人類互動實驗室合作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老年人對虛拟現實技術的反應以及虛拟現實技術是否可以改善他們的幸福感。圖/視覺中國）

劉少山也指出，美國高校的成果轉化率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有一套完整的孵化體系。在高校層面，技術轉化辦公室本身就能夠給學校項目投資少量起步資金，再加上這些學校與頂尖的、垂直領域的風險投資人有長期良好互動和合作，能夠為校友項目對接到社會資本。

1970年，斯坦福大學首創在學校内部成立技術許可辦公室（OTL），但它涵蓋的工作，要遠超出專利申請、保護、發明以及許可這些工作。斯坦福大學“技術風險投資項目”成員查克·艾斯利介紹，在過去的40年裡，這個機構的努力為斯坦福大學創造了8000多項發明、3000多項許可和超過13億美元的收入，這些成果又反哺學校的研究和教育使命。

而在國内，直到今天，與逐漸升溫的科學家創業熱潮不相匹配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業技術轉移機構建設遠未成熟。

在去年發表的一篇的論文中，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李秀坤等人指出，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涉及技術開發、法律财務、企業管理、商業談判等衆多專業領域的知識資本化過程，但中國專業技術轉移機構的能力嚴重滞後于實際需求。

就以法律事務為例，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辰宇就有深刻體會。他在哈佛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後的時候，就發現學院有專利辦公室，這個辦公室的人員了解學科、經驗豐富，能夠評估一項專利是否值得申請。如果值得，也會由他們“操刀”完成撰寫，科學家隻需要提供數據而已，專利申請的費用也無需科學家支付。

哈佛的專利辦公室還會負責幫忙聯系産業界，比如生物科技公司，并做好價值評估，如果一項專利成功地被轉化，所得收益的1/3歸學校，1/3歸學院，1/3歸研究者個人和團隊。但是國内高校目前還做不到。張辰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科研人員往往需要自己從頭到尾負責成果轉化，很多人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學家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他們根本不具備融資、公司運營等知識和能力。

而國内專門設置成果轉化部門的高校比較少，一些高校依然把成果轉化視作常規的科研管理，缺乏專業化、市場化、職業化意識。實際上，這樣一群高水平的技術經理人，相當于投資經理，很多有豐富的創業經驗，既懂技術也懂金融、管理和法律等等。這樣的人在投資機構能夠拿到豐厚的薪水，而高校受限于編制、收入水平等原因，比較難吸引到很頂尖的專業人員。

2021年10月，科技部和教育部聯合發布《關于首批高校專業化國家技術轉移機構建設試點啟動的通知》，共有20所高校入選試點名單，希望通過試點總結出一些可資參考的經驗。一些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中擔心，如果落實不了經費問題，機構能力建設、隊伍建設、專利申請前評估等都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

創業門檻如何降低

2018年回國創業後，如果說國内創業環境中有些什麼需要改進的，馮甯甯感到，國内缺乏一些共享設施和能夠為小微企業服務的産業鍊。作為初創企業，他的公司需要的一些上遊服務，比如芯片代工、鍍膜等工藝，如果找中芯國際這樣的大公司，因為訂單量太小，對方不會接這種小生意。

很多同行創業者問馮甯甯，代工在哪兒做的，他說，好在因為熟悉很多美國這類小微企業，所以知道門路，有些代工服務是寄去美國完成的。而且，美國一些大學裡面，都有很多這種半導體的共享設施對社會開放使用，隻要花錢就可以。“（作為初創企業）我們需要的不是多高大上的設施，反而是很低門檻的資金、設備，先把初始産品做出來”。

做出一個“初始産品”，行話也被稱為對研究的“概念驗證”。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副教授李玲娟等人在2020年發表的《美國技術轉移政策的要點及借鑒》一文中提及，概念驗證研究通常會帶來高昂的成本和風險。政府支持概念驗證，特别是為企業提供鼓勵從事長期或高風險研究的政策，有助于支持從研究到創新的實現。

（2013年4月22日是地球日，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參加美國能源部組織的“太陽能十項全能競賽”。圖/中新）

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支持資金，比如，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馮甯甯說，人們隻要寫申請書就能拿到SBIR一期的10萬美元資助，如果還能夠繼續往下走，就能申請第二期50萬美元，要求是做出個樣品。美國甚至有一些小公司專門靠寫SBIR的申請存活下去，可能一個公司每年都有十幾個項目在同時運行。

這種資金和設施獲取的可及性，馮甯甯認為，是在美國，尤其是思想活躍的矽谷和洛杉矶地區，咖啡館裡人人皆談論創業的重要原因。個人創業如果沒有辦法突破最早的實踐想法、做出個樣品的初始階段，可能根本沒有創業的機會，畢竟，等VC介入投資時，基本上創業還是有一定起步了。

與韓國那種舉全國之力打造一個三星公司不同，馮甯甯說，像美國這樣，提供各式各樣低門檻的創業資助和共享設施，是在鋪就一個更堅實的金字塔基底，讓大量的人參與進來。而如果把資源過分集中在少部分科學家或企業身上，就像是依賴于幾根柱子，哪怕這些柱子是金子鑄造的，這個基礎也不夠牢固。

一個大衆創業的氛圍，對于國家保持經濟的活力很重要。劉少山說，回望美國的科技商業史會發現，1950~1960年代這波大公司以芯片巨頭居多，包括曾經一度雄霸美國科技界的英特爾。但是，英特爾沒有在軟件領域成功，接替它的是軟件巨頭微軟；此後，是谷歌而非微軟做成了互聯網，但是社交軟件時代的“霸主”卻非谷歌，而是Facebook……它們起初都是一個個初創公司，卻一浪又一浪地推動着新的技術和模式。期待少數巨頭包攬所有的創新，是經濟缺乏活力的表現。

國内“硬科技投資”領域的大型機構中科創星創始合夥人米磊在2021年底時撰文寫道，創新分為兩種：延續性創新和颠覆性創新。對于延續性創新來說，舉國體制更有優勢，像兩彈一星，國外已經做出來了，在這種目标已經明确的情況下，舉國體制會發揮其特有的優勢。

但在沒有明确方向的前沿創新情境中，米磊認為，充分調動民間創新的積極性将更有優勢。鼓勵人們大膽地去探索，給他們提供支持，培育大膽創新的氛圍，是激發社會前沿技術突破的有效方式。

美國可能有無數個“馬斯克”，隻不過伊隆·馬斯克選對了方向、抓到了機會。其實冰山之下，美國還有大量創業者在探索。米磊也提到，美國的風險投資很活躍，在這種活躍的風險投資環境中，假設有一萬名創業者得到了資助，最後可能就會有一個喬布斯或者馬斯克湧現出來。

華盛頓大學曆史學教授瑪格麗特·瑪拉認為，可持續的技術驅動型經濟需要的不僅僅是一棟棟華麗的新公司大樓，或者吸引其他區域和國家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而是應該為新進入者——人、想法、公司——創造空間，并創造更多機會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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