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來，也有很多人，從一開始就反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這句歌詞的前半句，尤其是“不止”一詞，分明就是認慫，甘願忍受“眼前的苟且”——無法改變的現實，像一塊燒熱的鐵闆，不可觸碰，澆上一勺“詩和遠方”的雞湯，轉眼就沒了。難道就隻能這樣了嗎？反正，過去這兩年來，每次看到這句話，我就忍不住想回怼過去：誰苟且了？你才苟且呢。

誠然，生活艱難，讓人焦慮不安。有幾個人既有條件又有勇氣，撂下一句“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就辭職了呢？還不是夜裡想想千條路，早上醒來走老路。為什麼總是想去遠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去了遠方，你又能怎麼樣？古人說，閉門即是深山。那至少有“中隐”的段位，好像很超脫的樣子。要是穿越到今天，他又會怎麼樣？電話、電視、電腦進入客廳和卧室，手機比最親密的人還要不離不棄，上馬桶，下廚房，如影随形，同床共枕。它們日夜不息地傳播、推送信息。信息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一隻手是權力，一隻手是資本。它們“治理”（福柯用語）地球表層空間，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在空間裡翻跟鬥，沒戲。

好在我們還可以跳出“空間”來看問題。在英語、法語和德語裡，“生活”和“生命”都是同一個詞。它們指向同一段時間。好比你聽到有人說，“愛你一生一世”，你隻會想到時間，而不是空間，不管它是黃金屋還是茅草窩。不管空間如何改變，就算一天之内飛幾個國家、幾個城市，生活終究還是在時間裡過下去，直到生命終點。

每天早晨，從睡夢中醒來，藉由呈現在眼前的熟悉的或陌生的空間和物，我們分辨出自己所在何處。在各種含義上，空間和物讓我們有了着落。赫舍爾說，空間，以及空間裡的物，之所以讓我們沉迷，是因為對我們來說，“實在就是物性，由占據空間一隅的物質所構成”，而當我們面對非物質的、“于我們而言就好像毫無實在可言”的時間，就會手足無措；然而，我們隻能承認，“世人不可能躲避時間問題”，“我們隻能在時間中掌管時間” （赫舍爾：《安息日的真谛》，鄧元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10、11頁）。正如T.S.艾略特《四個四重奏》詩雲：“隻有通過時間，時間才被征服。”（Only through time time is conquered.）

赫舍爾：《安息日的真谛》

作為波蘭出生的美國猶太拉比，赫舍爾在猶太教信仰中談論安息日。在他看來，“猶太教是個時間的宗教，以時間的聖化為目标”，猶太教所設立的禮儀可以視為“關于時間之諸般意義形式的藝術，宛若時間的建築學”（11、12頁）。我們這些沒有福分皈依某種宗教信仰的人，得到的補償是可以對所有宗教信仰一視同仁，當然也可以分享赫舍爾對時間、對安息日的闡釋。他所說的大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有如Beyond的歌：“我們雖不在同一個地方，沒有相同的主張，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二

據說，上帝當初創造天地萬物，用了六天，“第七日，創世結束，上帝歇工。他為第七日賜福，定為聖日”（《聖經·創世記》，馮象譯本）。這是安息日的由來。

後來，人們按照這個節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又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如此循環往複（至于再後來變成了雙休、三休，那是後話，按下不表）。人不能一直工作而不休息，休息是為了保持良好的工作狀态，這是我們通常的理解。但是，赫舍爾說：“安息日非為工作日而設；工作日反為安息日而設。安息日不是生活的插曲，而是生活的高峰。”（25頁）他提醒我們注意，上帝以三記動作标志出第七日：安息、賜福、定為聖日。也就是說，在不可工作的禁令上，還加上了祝福，以及對聖潔的強調。在世俗的意義上，可以這樣理解：固然隻有從事生産勞動，才能維系生活，可是，生命的重心在于生活，而不在于生産。如此，站在猶太教門檻之外的我們也不妨借用“安息日”這個名詞，它似乎比“休息日”要好，因為說到“休息日”，就好像工作才是正經，休息隻是停下來喘一口氣，而“安息日”就有點妥妥的“安住于此”的意思。

有人會說，休息就是休閑，它不是為了工作，也不需要什麼祝福和聖潔的含義。在後現代的今天，這話聽起來也沒錯。可是，大約五十年前，鮑德裡亞就說，“沒有人需要休閑，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證明他們不受生産性勞動的束縛。因而，休閑并非對時間的自由支配。”（《消費社會》）這個洞見大概來源于一百多年前的凡勃倫的說法：“有閑之所以可貴，有閑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由于它表明了對賤役的絕無沾染。”（《有閑階級論》）

無怪乎“休閑”總是跟有意無意的“炫耀性消費”沾在一起。且看今日之朋友圈裡曬的吃喝玩樂，大體如此。各種休閑，歸根到底，都是一種消費，也都是整個社會生産線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因為唯有消費，才能保證生産得以繼續運行。換句話說，以吃喝玩樂為主的所謂休閑，無論是購買、消耗，還是在現場或終端參與、體驗，仍然運行于生産的軌道，并沒有切入真正的生活/生命的含義。那些以“吃貨”和“剁手黨”自命還自鳴得意的人，除了吃吃吃、買買買之外，還有沒有時間用于個人的、更有靈性的精神生活？

為什麼要證明自己“不受生産性勞動的束縛”？為什麼會有炫耀性消費？自從有了社會分工，很快就有了貴賤之分。“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生産性勞動社會地位低下，普天之下皆然。現代社會倡導民主平等公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尊嚴。可是，現代社會有很多工作恰恰是非人格化的，在這一個工作崗位上的人隻要完成這一部分操作就好了。你每天接觸各色人等，可是很多人并不關心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正如我不需要了解剛才給我打針的那位護士的感情生活，她的快樂和痛苦似乎都與我無關。就算解除各種曆史的、制度的、文化的局限，現代社會的工作模式也注定會把人變成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壞了就換一顆。無論在工作之中，還是在工作之外，“做回你自己”，都是一個難題。

凡此種種，赫舍爾一言以蔽之曰：“勞動而無尊嚴，此乃痛苦之因。休息而無靈性，則是堕落之源。”（29頁）非人格化，就是隐性的無尊嚴，而廣義上的堕落，也包括——毋甯說，主要是指——“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

如此，安息日的要義在于對統治一切的資本和權力的邏輯按下PAUSE鍵，以便找回屬于每個人的尊嚴和靈性。它有它自己的目的，并非為工作日而設立。就算我們沒有辦法随意選擇或變換工作，至少我們還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安息日。

《安息日的真谛》英文版

三

猶太教徒在安息日停止所有工作，連工作的念頭也不能有，在家也不點火做飯，有的人甚至連開燈這樣的動作都不做。

但是，這并不意味着真的什麼也不做，有如佛教翻來覆去說的“空”和“無”，并非按下DELETE鍵，徹底抹煞、消除。一個正常人，要求他或她一整天裡什麼也不做，這簡直違背人性，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就算終日靜坐，沉思冥想，也是一種行為。很久以前，我奶奶說，“做人”就是要“做”的。後一個“做”，原本是指勞作，也不妨擴大到各種行為、動作。而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也可以轉化為每一個當下之機，在“to do, or not to do”之間作出抉擇的問題，換言之，做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做（to be yourself is to do yourself）。

赫舍爾說，安息日是一種操練。顯然，那可不是什麼都不做。隻不過，他專指生産勞動之外的操練。“勞動是技術，完美的安息則是藝術，是身體、心靈、創造力和諧一緻的成果……第七日便是我們以靈魂、喜樂、謹言自持的操練。”（25頁）這是一種特殊的藝術。跟大多數藝術一樣，它不要求禁欲、苦行，而是享受身心的愉悅。如此，安息日并不拒斥肉身，隻是要求靈性保持覺醒狀态。“安息日要求人們全然的關注，以全部的愛來事奉，并專心緻志地奉獻。”（28頁）因為專注，從而“進入另一種氣氛中，在其間，宛若一切事物都變得有所不同”（33頁）。好比小孩子專注觀察地上的一條毛毛蟲，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那個世界完全不同于他身邊的大人所在的世界。

這種操練、專注，以及由此而來的氣氛，全都近乎遊戲。安息日的操練不同于生産勞動，純粹的遊戲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同時，跟安息日的操練一樣，遊戲不是亂來，要有規則，要求全身心投入。席勒曾經給遊戲下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定義：“遊戲這個名詞通常說明凡是在主觀和客觀方面都不是偶然同時又不受外在和内在強迫的事物。”他還提出這樣的命題：“隻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隻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美育書簡》，徐恒醇譯）如此理解遊戲，才能理解黑塞的《荒原狼》的主人公最後的感悟：“我總有一天會更好地學會玩這人生遊戲。”有意思的是，引領他得到這一感悟的是莫紮特，而音樂正是在時間中展開的遊戲。回過來說，安息日的操練也應作如是觀。

現如今，遊戲也變成了龐大的産業。在有些地方，賭博，作為遊戲的異化或變種，成了一項支柱産業。很多遊戲借助于信息傳播，吞噬玩家的時間和金錢。倘若席勒再世，看到這番景象，一定倒吸一口冷氣：遊戲居然成了一個害人的坑。這時候，赫舍爾會拍拍他的肩膀說：還好，我們有安息日。

不管有沒有聖潔的宗教含義，安息日要求調整身心、保持靈性覺醒的精神特質，足以裨益衆生。安息日的操練或遊戲，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而且是人人皆可為的創造，那就是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創造自我。安排自己的安息日，安排精神操練和遊戲，說起來是放下工作，脫離生産勞動，但是，這不是逃避，而是超越。

赫舍爾

四

赫舍爾說：“猶太人的信仰并非抽離此世，而是蘊于此世之内并超乎此世之上。這信仰并不拒絕文明，而是勝過它。安息日這日子讓我們學習勝過文明的藝術。”（41頁）這裡的“文明”特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它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好處。身為猶太人的馬克思曾經以史詩般的語言給予高度的肯定，而他的主要工作則是剖析、診斷并治療它與生俱來的弊病，最終改造整個世界。赫舍爾沒有那麼激進。他所說的“勝過文明”，并未緻力于改變世界，而是改變自己。這會讓我們想起維特根斯坦的至理名言：要讓世界變好一點，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變好一點。

然而，汲汲于社會進步的人會問，這是不是有點消極？也許是吧。不過，改變世界從來就不是宗教的使命，也不是赫舍爾承擔的責任。那是馬克思在二十七歲就認準了要幹的活（《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稍後，馬克思還有過設想，未來的工作狀态是這樣的畫面：“……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産，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識形态》）這簡直是把工作當作業餘愛好，當作遊戲。這是理想的工作狀态嗎？也許是吧。這會讓我們想起傳說中的波西米亞人：他們天生對謀生不感興趣，一門心思隻做自己喜歡的、看起來不切實際的事情；他們混迹于大學校園周邊，或者類似“畫家村”或創意園區的地方，倒賣一些文藝青年特别中意的玩意兒；如果是做手藝活，他們也更像藝術家，而不是工匠；他們制作和出售的東西沒有統一标準、統一價格，工作和生活都不固定，動不動就來個休假或“生活在别處”。

很多人的内心都住着一個波西米亞人，因為人的天性更喜歡遊戲，而不是工作。經常有人以實際行動推翻經濟學家的“理性人”假設。比如，按照經濟學家的想法，梅西不踢球、不訓練的時候，也應該讓别人給他家修剪草坪，而他自己則用這些時間去拍廣告，但是，也許他更願意不拍廣告，而是自己修草坪，或者去玩他所熱愛的拳擊。

可以想見，随着機器人日益接手人類的工作，總體而言，人類需要從事生産勞動的時間會越來越少，有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于業餘愛好和遊戲。那麼，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人類從競賽、鬥争走向協調、合作，最終會使馬克思的設想成為現實，工作和業餘愛好合為一體嗎？到了那時候，是不是猶太教也會不再強調安息日停止一切勞作呢？——當然，這一切都隻是設想，或許，也并不遙遠。

赫舍爾似乎把工作日與安息日對立起來，把兩者的關系搞得有點僵，這讓我期期以為不然。因為，我們知道，老早就有人把日常的勞作也視為肉身和靈性的雙重操練，比如，儒家的灑掃應對，禅宗的挑水砍柴，道家的漁樵耕讀。這些都可以說是正面意義上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費瑟斯通提出的、在中國學界引起廣泛争議的命題。這裡就不多說了）。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吟誦起荷爾德林的詩句：

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

栖居在這片大地上。（孫周興譯）

所有人都可以是詩人。所有人都有可能一邊從事日常的勞作，一邊過着自己想要的詩意的、而不僅僅是适意的生活。不僅如此，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特殊的“工作狂”，對他們來說，努力工作簡直就是及時行樂。九十多歲的老頭黃永玉曾經列數他想要完成的工作，然後來了一句，“看來一百歲之前是沒時間玩了”。這與其說是歎苦經，不如說是炫耀，比那些在微博和朋友圈裡曬吃喝玩樂的格調高一百倍。他可真會炫耀。

赫舍爾與馬丁·路德·金

五

子貢有一次發牢騷：學習太累了，我要休學，去幹點别的。孔子對他諄諄告誡了一番，大意就是：你想幹啥呢？幹啥不累呢？人啊，隻有死了才有得舒坦。（《孔子集語》卷一）

不過，這意思可不是後來諸葛亮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後出師表》）。那太苦哈哈了，絕對不是孔子的風格。兩者的境界差太遠了。雖然孔老師大半輩子颠沛流離，累累如喪家之狗，可是，翻開《論語》，我們看到的是這也不亦樂乎，那也不亦悅乎。這，一般人真做不到。

我們知道，孔子通常不談死後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這輩子的事情還忙不過來呢，哪有空啊？死後的事情，交給宗教（在中國，主要交給道教）。

猶太教關注來世，關注拯救，關注永恒。這些關注也全都灌注于安息日。赫舍爾說：“安息日就是來世的一個例證。”（101頁）或者說，它是“永恒的樣本”（103頁）。此話怎講？他說：“除非一個人可以在尚存此生之時，便學會品嘗安息日，除非他可以初步懂得怎麼評估永生的價值，否則他将無法在來世享受永恒的滋味。”（102頁）

現在我們知道了，為什麼赫舍爾說安息日是一種操練。操練什麼？操練死亡。

這是西方文化的遺傳基因之一。西方先哲從一開始就大談特談靈魂、永恒。蘇格拉底把古希臘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讨論生活問題。可是，他不事産業，總是操心靈魂問題。在他看來，所有哲學論辯最終還是為死亡做準備。

為死亡做準備，乃是讓人警醒，時時刻刻關注當下的生命狀态。拒絕接受任何來世和救贖等宗教觀念的尼采，提出了一個“永恒輪回”的命題，其中隐含着一個嚴峻的考問：你願意讓你當下的生命狀态重複再來無數次嗎？我們大概都看到過有人提這樣的問題：如果你的生命隻剩下最後一年、一個月，你想怎麼過？你還會願意做你現在所做的事情嗎？可是，我們是不是時不時的，認認真真、老老實實地想過這個問題？

也許，這是一個過于殘酷抑或奢侈的問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過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然而，“向死而生”絕不隻是哲學家的空想，而是所有人的真實情形。更何況，人生無常，那些想用青春賭明天，在實現“财務自由”之後過上美好生活的人，多半會落空。“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那已然太晚了。

《周易·系辭傳》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由此開出中華文化之種種精華，光輝璀璨。随之而來的弊端，則是容易走向苟且求生，所謂好死不如賴活着。我們固然需要餘華來寫艱難的“活着”，也需要史鐵生和閻連科——也大有必要借鑒東洋西洋——來跟我們談論疾病和死亡，學習怎麼樣跟它們友好相處。那些迷戀于“他好我也好”的人，大概無暇顧及流傳在民間的觀念：死得好才是真的好。茲事體大，每個人，尤其是在進入中年之後，都要及早做好準備。

赫舍爾在最後一個安息日，與家人和許多朋友共享了一頓美好的晚餐，飯後有人朗讀他年輕時寫的詩篇。當晚入睡後，他再也沒有醒來。在猶太傳統裡，在安息日過世是一個虔誠的人配得的禮物。如此，赫舍爾真正領悟了、踐行了安息日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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