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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公号粉絲來稿，作者是國内某知名高校的學生。她記錄了從農民工子弟學校到重點高中的求學經曆及思考，我們可以看到，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對人的影響，以及鄉村小學——這個熟悉又冰冷的字眼背後的人和生存狀态。

文 | 孟竹舟 編輯 | 蘇曉明

校對 | 陸愛英 郭利琴

►我出生于南方某省會城市郊區的一個村莊，母親是村裡的小學老師。

我的人生軌迹原本會和村子裡大多數小孩一樣，讀完村裡的小學，被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學，不上或者上一所專科院校，然後畢業謀生，結婚生子。

但我卻幸運地走上了另外一條路：我考上重點高中，通過高考進入一所國内知名高校。

2015年暑假，母親無意中提起，“小學要拆了，你要不要去看看？”我才突然想起這個在記憶中不斷淡去的母校，腦海中似乎就隻剩下校門口跑來跑去的渣土車揚起的黃色沙塵。

這所鄉村小學建立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原為一所祠堂小學，解放後成為公辦小學。起初，學校所有的學生都來自于本村。

後來，伴随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大量外來務工人員湧入，它變成了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

面對匮乏的師資力量，以及貧困的打工歲月，同學們首先學會的是生存，而不是學習。

許多年後，我在想，人所謂的“分層”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研究表明是從高中，但對于我和我的同學們來說，或許從小學就已注定。

一度，我覺得與同學們尚有重逢的可能，但後來發現，在我們選擇了不同人生道路的那一刻起，分别的種子就已埋下。

（一）

2000年開始，村裡打工子弟越來越多，村裡小學的班級數由最初的6個班，到2005年增至12個。2008年，我小學畢業一年後，這所小學成為全區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定點學校之一。

最多的時候，小學曾達到62個人一個班，學生擠得沒地方進出，課桌椅之間隻有窄窄的縫隙，得側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通過，甚至連講台旁邊都擺着課桌椅，就像老師的“警衛員”。

我們班人數近四十人，隻有十個左右是本地學生。每個學期我都會迎來新的同學，也會在某天，因同學的再次轉學而失去曾經的玩伴。他們大都來自偏遠地區，和父母一起進城漂泊打拼。

對于要求入學的學生，學校沒有選擇的權力。村民将房子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也就承擔着解決租戶子女就讀的問題，村民經常帶着外地家長找學校老師，因為平時低頭不見擡頭見，學校也不好拒絕。

學校師資力量嚴重不足，授課老師大都文憑不高。我們的語數老師也可以教我們美術、音樂、自然、體育；而體育老師也偶爾可以教數學、音樂，但隻告訴我們答案，不告訴我們方法。他們戲稱自己是“萬金油”。

到了四五年級，最初奮鬥在一線的老師們，由于年邁和體力不支，帶不動這一群調皮的學生了，一個個退休。

最多時，學校有669個學生，12個班，在職老師隻有19人。按照師生标準配比19:1的比例，應該配備35位教師。

因此，代課老師和統一安排的城鄉交流教師承擔了很多教學任務。他們的工資都很低，每個月隻有一千多元，比當地最低工資标準隻高一點。

但代課老師和城鄉交流教師很不穩定。對于代課教師，這所學校隻是一個跳闆，勞動合同對他們沒有任何約束，想走就可以走。

城鄉交流老師一共隻待2年，他們為晉級到小學高級職稱，必須要到教育資源薄弱的學校鍛煉，匆匆地來，又匆匆離去。

有一個女代課老師在成為班主任後，上了兩個月的課，由于别的學校給出更好的條件，她就離開了。

同學們經常看到不一樣的新老師，一個個年輕靓麗，穿着時尚，但與整個學校的氛圍格格不入，這也注定他們要離開，去更好更幹淨優雅的校園。

童年的我。

（二）

陳伶、陳俐是一對漂亮的雙胞胎姐妹，回憶起小學時印象最深的場景，陳俐說，那時撿廢棄可樂瓶，裝滿水在沒建好的加油站打水戰；陳伶說，她記得兩個男生上體育課打架，班主任來勸架，男生竟然要拿磚頭砸老師。

我二年級的時候，學校裡轉來一個男生，五官有些失調，聽說父母是近親結婚，沒有超過一個星期，因為女生們的嫌棄和男生們的欺負，再次轉學。

同學李小花讓“貧困”二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瘦到皮包骨的身材和黝黑的皮膚，她足足比我矮了一個頭。

我曾去過她的“家”，石棉瓦搭起來的養豬棚，還沒有一個成人高，我看到李小花在一堆惡臭的豬潲中麻利地切着青菜，那時，母親都會把我不穿的衣服送給她。

這便是我們班上的情況，基礎層次不齊，家長沒時間管，老師們有心無力。我們沒有所謂的起跑線，起跑線本身就劃得不公平。

母親給我報了城裡的補習班。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長很不理解，“小學補什麼補？”

那時，我不太明白這些補習的意義，為什麼我在班上考第一，還要去上補習？到了補習班，我才發現，補習班的題目我大都不會做。

每一次公交車經過那些“城裡的學校”，我都會豔羨又自卑——那裡孩子的父母都說着标準的普通話，穿着時髦的衣服，那锃亮的黑皮鞋我從來也沒有穿過。

對于外來務工的父母，學校不過是在父母忙碌之時的托兒所，成績怎麼樣并不重要。

我們學校小升初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一些優質初中的招生考試被提前錄取，一種是通過畢業考試之後的微機派位分配到各個初中。

我們的小學80%的人都會被分配到一所很差的中學，學校名聲也不好，群架不斷。我開始拼命上各種培訓班，這是通過自主招生考試跳入好學校的唯一途徑。

在補習班，我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不敢往前靠；那裡，一個認識的同學都沒有；每次下課我都一個人走。我像一隻孤獨的“醜小鴨”在奮鬥。

那時，與一所省重點高中剛剛建立合作關系的初中開始招生，名氣還不大的它競争也小，我幸運考入了它。

陳伶、陳俐還有其他大多數同學被分派到了那所很差的中學。

張鑫等一些同學沒能留下來，回了家鄉。

而就在我們六年級小學畢業那個夏天，李小花淹死了，一個活生生的同學就這樣死了。我站在龍舟聲喧嚣的盛夏河堤上，眼前熟悉的那條河，竟是如此陌生。

童年的我和母親。

（三）

初中一次回家，我又聽到了學校學生死亡的消息。

有個學生放學後在去河裡玩，結果溺水了，老師們都趕過去施救，找人通知家長，可想盡了辦法也聯系不到家長。

年邁的老校長拔掉正在輸液的吊針頭急忙趕過去，跳進河水中将孩子烏青的身體打撈上來，并帶着老師們在河堤下守着孩子的屍體。

家長直到晚上近十點才聞訊趕來，悲痛欲絕。

進入初中，那裡的教育資源超出了我的想像。

當年的總體師資情況已經無從查起，但100%擁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曆，還有很多是研究生。

我第一次用到校園卡和校牌。

學校食堂有很多吃的，我第一個月就長胖了15斤。

原來學校除了教室、辦公室、廁所，還可以有那麼多其他可以自習的地方。

中考時，考試就在本校，在考試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三年未見的小學同學，我問他的近況，他隻是說還好，接着補了一句：“你們學校好大啊。”

去年暑假，我的一個小學同學告訴我，他當時也在人群之中，他看到了我，但沒跟我說話。

他在光榮榜上看到了我的大頭照。他說，沒有想到我在那麼好的學校還能如此優秀。

在中考前幾天，我突然接到鄉裡中學校長的電話，他是我母親同事的丈夫。他要我到學校門口見見他，我跑到校門口，看到了他被保安攔住。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問我：“你們老師壓的哪幾篇文言文閱讀的文章啊？”。

他面帶尴尬聽我說出了兩篇文章的題目，說，我們壓的不是這個诶”。他記在紙上，快步離去。

（四）

我順利考入一所省重點高中，享受最好的教育資源。

比如，聯合國前副秘書長給同學們講座，比如我的同學們能經常參加電視台活動，甚至可以獲得與主持界大腕同台主持的機會。

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師偶爾“抱怨”說，這個周末又坐了很多小時的車去鄉下講課，泥巴路很難走，講座現場滿滿當當全是人，坐在地上的都有，“就是為了聽我講一堂課，孩子們你們要珍惜啊，你們上的課是别人做夢都想上的。”

我聽到這些内心很難受。不過這就是現實的殘酷。高三，全國自主招生考試的人數，我們學校名額為165人，全省第一。

在為自主招生而參加的培訓課上，我遇到了來自偏遠地區的吳勇。他和同學們自己來參加培訓，住在補習點旁邊的賓館裡，兩個人一張床。

吳勇基本上是自學成才，在題海戰術裡奮鬥。吳勇的疑問老師往往也難以解答。老師直接把大學的教材給了他，讓他自己去尋找答案。

而我的小學同學很多已經辍學，進入了社會的滾滾洪流。

他們并不是沒有讀書的願望。他們讀書了，也努力了，但依然考得不好，依然被分配到差的學校，成績越來越差，他們主動或被動地走到了教育邊緣。

最終，我通過高考，進入了一所全國TOP5的大學。

吳勇後來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原本我以為，通過他一個人的題海拼搏終于實現了鯉魚躍龍門，但他說，他現在什麼也不想幹了，就想玩，他已經用兩年半的時間将大學所有學分學完，每一門都是打擦邊球過的。

他說，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也不願意去想。

現如今，我讀書的高中更加強大了，已經成了一個教育集團，在全省建立了六所分校和近20個社會實踐生活基地。

很多類似教育集團會說，這是為了化解“提高教育質量與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之間的矛盾”，進行集團化辦學，是為了促進優質教育向普及化、平民化發展，讓更多的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最終促進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

但我時常會想，這究竟是資源的壟斷還是開放？

（五）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小學時沒上補習班，沒能沖破地域之間的資源失衡，擠入原本不屬于我的教育資源下，可能我早已嫁人，成為一名普通的家庭婦女。

從初中到現在，我和小學同學彼此消失了9年，這9年，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與此同時，我生活的村莊也進入轟轟烈烈的城鎮化大潮中。

很多人家中房子被征收，突然間就有了幾百萬的收入。

拆遷政策是，多一個人頭就能多拿錢多分房，因此很多人放棄讀書這條路，快速結婚生子。

經濟收入也從農業為主逐步變為“租房為生”、“拆遷款為生”。小學同學的成長正好伴随着收入來源大變遷，家庭收入劇增，建了廠房，每年不需要勞動也有白花花的銀子進賬。

人們常說“知識改變命運”，但是在教育資源兩極分化與中國變化速度超乎常态時，很多人看不到知識與未來，或者說與财富的必然聯系。比如，對于我的小學同學而言，讀書真的會有一個比現在更好的未來嗎？

村裡的大路也修好了，大人孩子們能更快捷地奔向都市繁華地帶。

而外來務工者子女，依舊沉浸在幫父母分擔壓力的生活瑣事中，家庭的争吵、父母之間的抱怨，讓他們一有空閑就與其他小夥伴們一起玩耍放松，更沒想過走出這個地方。

小學也面臨拆遷，已經搬空，如今變成了拆遷指揮部。去年夏天那次回校，我見到了小學的同學。

他們大都穿着成熟的衣服，有幾個男生還戴着金鍊子，一排人浩浩蕩蕩闖入空無一人的小學。曾經比女生都矮一個頭的瘦小男生長高了變胖了。

我們笑着說着曾經丢臉的事情，他們說着工地上的生意與爽事。

陳俐現在在大專讀旅遊，還沒畢業也已經做了一年多的導遊，去了一些地方，見了很多土豪。

張鑫還在讀大專。他說：“感覺變了，不是人變了，是生活變了。每個人一路走來，總有人離開你的生活，也總有新朋友走近自己的生活。”

還有同學去當兵、做淘寶模特、做生意。他們的面龐在我的腦海中變得很模糊，也許下一次人群中相遇，隻會感覺面熟，但卻叫不出對方的名字，然後禮貌地笑笑，分道揚镳。

（陳伶、陳俐、張鑫、李小花、吳勇均為化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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