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蔣琬、費祎以及軍事接班人姜維，先後苦心經營了近30年，蜀漢政權還是無法擺脫最先滅亡的命運。三人雖然皆是一時之人傑，但與曹魏、東吳的司馬氏兄弟及陸抗等人相比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蔣琬、費祎隻能“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卻不顧蜀國國力，九次北伐，并在關鍵時刻戰略戰術方面犯下緻命錯誤，加速了蜀國的滅亡。

為何諸葛亮親手培養的接班人會導緻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諸葛亮的集權心理。諸葛亮執掌蜀漢軍政大權，“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最終積勞成疾，病死軍中。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形象已成為後世稱頌的楷模。然而，過多地掌握權力卻導緻自己的下屬無法得到鍛煉的機會。蔣琬、費祎在諸葛亮在世之時，更多的角色是後勤和參謀，而軍事接班人姜維更是未曾獨立帶兵打過仗。對權力的過分熱衷使諸葛亮“事必親恭”，而“事必親恭”反映出的是諸葛亮舉輕若重。“諸葛一生惟謹慎”，這不僅表現在用兵上，更表現在對軍政事務的處理上，不僅蜀漢的一切政治、軍事以及外交事務，諸葛亮都要親自過問，甚至“罰二十以上，皆親攬焉”便是最好的說明。如此狀況下，其培養出的接班人得不到充分的鍛煉，能力必然存在缺陷，他們執掌的蜀漢政權于三國之中最早滅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諸葛亮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劉備白帝城托孤後開府治事，治理蜀漢朝政，至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逝于北伐軍中，前後達12年之久。其間，諸葛亮執掌蜀漢軍政大權，實行對内以法治蜀，對外聯合東吳、共抗曹魏的戰略方針，維持了蜀漢政權與魏、吳兩國鼎足而立的局面。諸葛亮死後，其培養的接班人蔣琬、費祎、姜維等人先後執掌蜀漢軍政大權，直至炎興元年(公元263年)蜀漢滅亡。

諸葛亮選擇接班人

劉備死後，諸葛亮以丞相之職開府治事，掌握蜀漢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諸葛亮對接班人的選擇和培養直接關系到蜀漢政權的存亡盛衰。

諸葛亮選擇接班人，主要在于人才的選擇，而蜀漢王朝在人才方面則受到地域條件的制約。蜀漢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正如習鑿齒所說“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究其原因，乃是劉備于漢末諸侯割據混戰之初屢戰屢敗，一直無法建立基業，直至赤壁之戰占據荊州後才穩定下來，後雖進據益州，并從曹操手中奪取漢中，奠定蜀漢政權的基礎。但早在赤壁之戰前，中原人才已幾乎盡歸曹操，江東的孫氏兄弟也招攬了相當一部分人才，劉備所能任用的，除了在起兵之初就跟随自己的關、張、糜竺等人之外，隻有荊、益二州之士。王夫之說“曹操又能用人而盡其才，人争歸之，蜀所得收羅以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指的就是這種狀況。後來，關羽失荊州、夷陵之戰劉備大敗，關羽、張飛、馬良等身亡，黃權降魏，法正、黃忠、馬超等智士大将病故，故蜀漢政權蒙受了嚴重的人才損失。諸葛亮秉政以後，受客觀條件制約，其選擇接班人的餘地并不是很大。人才數量少，而且質量也遠不如曹魏和東吳。“楚之士清，蜀之士躁，雖若費祎、蔣琬之譽動當時，而能如鐘繇、杜畿、崔琰、陳群、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王夫之的這番評論雖有誇大之嫌，但基本上能真實地反映蜀漢與曹魏的人才狀況。此外，諸葛亮選擇接班人，除了注重個人才德之外，在策略方面與其治蜀的思路是一緻的，即以荊州集團為中心，聯合東州集團，對益州集團則采用兩手策略，即籠絡與打擊并用之。

劉備占領益州之後，其統治集團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舊部外，主要存在三個派别，即荊州集團，益州舊有的東州集團和益州集團。荊州集團以諸葛亮為首，主要包括劉備在荊州時加入其集團的荊州人士;東州集團以法正、李嚴為首，是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維持其統治的政治基礎和軍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團則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構成，以黃權為代表。早在劉焉父子統治時期，東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矛盾就已經激化。《三國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記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頗怨。”由于益州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中原地區、甚至荊州、江東地區相比，均相對落後;在軍事上，益州集團也無法與東州集團相抗衡，一直處于劣勢地位。

劉備入益州之後，東州和益州集團在對待新政權的态度上不盡相同。東州集團中大部分為荊州人士，如李嚴、董和、費祎等，因此東州集團同荊州集團有一種地域性的内在聯系，對荊州人士占多數的劉備集團采取積極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統一的強勢集團，故對劉備集團存在兩種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來勢力推翻東州集團，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地位;而相當一部分人對于新入主的劉備集團則持有較強的對立情緒。

諸葛亮是荊州集團的首腦，其用人有明顯的地域性的傾向，他選擇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荊州集團以及東州集團中的荊州人士，而益州集團中的馬忠、張嶷等人，雖才華出衆，卻得不到諸葛亮的重用。劉備夷陵慘敗後，黃權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馬忠此時卻及時給劉備送來5000精兵。劉備極為欣賞馬忠的才華，不由感歎道:“雖亡黃權，複得狐笃 ，此為世不乏賢也。”劉備将馬忠比作益州集團的傑出人物黃權，足見其才能出衆。後主時，馬忠在平定南中叛亂後，以政治手腕代替軍事行動，治理少數民族地區，“威恩并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南中地區出現了長時間的穩定局面。馬忠在治理南中的過程中表現出了過人的政治軍事才能，雖然馬忠也曾短時間出任丞相參軍，但是終諸葛亮之世，其一直無法參與到中央政權之中。與馬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荊州集團的馬谡。馬谡為襄陽大族出身，“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其兄馬良與諸葛亮關系非同一般，諸葛亮對馬谡也是“深加器異”。劉備臨終時曾告誡諸葛亮:“馬谡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諸葛亮“猶謂不然，以谡為參軍”，馬谡給諸葛亮信中則聲稱“明公視谡猶子，谡視明公猶父”。很顯然，由于馬谡與諸葛亮的親密關系，諸葛亮已經将其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培養，“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足見其對馬谡的信任。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納了馬谡“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結果不僅平定叛亂，且“終亮之世，南方不敢複反”。建興六年(公元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違背衆人意見，不用“宿将”魏延、吳壹等人，而任命并無實戰經驗的馬谡作先鋒，結果馬谡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依阻南山，不下據城”，被曹魏名将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應該說，馬谡有一定的才能，作為軍師、參謀堪當其任，但不是将帥之才，更不是諸葛亮接班人的合适人選，但諸葛亮因為與馬氏兄弟的良好關系，不顧劉備臨終之勸誡，對馬谡盲目信任，最終導緻街亭大敗，第一次北伐失利。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諸葛亮誤用了馬谡，但并不能就此證明荊州集團中皆是“浮華”之徒，沒有人能夠堪當大任。事實上，諸葛亮培養、考察接班人還是具有一定戰略眼光的。他并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馬谡一人身上，而且，荊州集團、東州集團，包括曹魏降将在内，都不乏才智出衆之士。在諸葛亮不斷關注和精心培養下，蔣琬、費祎、姜維等人脫穎而出，在政治、軍事舞台上嶄露頭角。諸葛亮臨終前，後主劉禅對于蜀漢王朝的最高軍政長官的任命不敢擅作主張，派人千裡迢迢地從成都趕赴陝西岐山五丈原軍中，詢問諸葛亮的意見。《三國志·楊戲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有如下記載:

諸葛亮于武功病笃，後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别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謂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咨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辄還耳。乞複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

諸葛亮死後，劉禅完全遵照了諸葛亮的遺命，“亮卒，以(蔣)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将軍，錄尚書事”;蔣琬死後，又以費祎為大将軍，錄尚書事，執掌軍政大權。費袆之後，掌握蜀漢軍權的是大将軍姜維。姜維是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時收降的“涼州上士”，其是諸葛亮精心培養的軍事接班人。陳壽著《三國志》，将上述三人共列一傳;諸葛亮之後，蜀漢王朝不置丞相一職，而裴松之與幹寶稱此三人為“蜀相”，足見諸葛亮接班人對于蜀漢政權的重要意義。以下，我們對這三位“蜀相”的事功分别作一評述。

蔣琬、費祎執政時期的蜀漢政權

蔣琬，零陵人，弱冠時已經知名于世，“以州書佐随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屬于荊州集團内部的青年才俊，諸葛亮對其格外器重。《三國志·蔣琬傳》有這樣一段記載: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軍師将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裡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蔣琬治理一縣，因不理事而被罷官，與龐統任耒陽令不治被免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諸葛亮對其的器重與庇護從中也可見一斑。諸葛亮開府治事後，即任命其為東曹掾，舉茂才，蔣琬辭讓，諸葛亮教答曰:“思惟背親舍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隐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可見諸葛亮對蔣琬才能的肯定與信任。

諸葛亮連年北伐，蔣琬留守後方，“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諸葛亮每與人語，便稱贊說:“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并且秘密奏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付蔣琬”。可以看出，諸葛亮已将蔣琬視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蔣琬之所以為諸葛亮所看重，除了自身所展現的傑出政治才能之外，其屬于荊州集團青年才俊這一身份也是重要因素。同一時期的荊州集團青年人才之中，馬谡兵敗身亡，向寵雖然軍事才能突出，但政治方面沒有可以稱道的地方，而作為諸葛亮的接班人，政治才能突出是必需的，其餘董厥、郭攸之、樊建等人，才能平平，因此，蔣琬便成為諸葛亮接班人的第一人選。

諸葛亮去世後，蔣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将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後來又開府治事，升為大司馬，執掌了蜀漢軍政大權。諸葛亮新亡，蜀漢王朝面臨嚴重危機，“遠近危悚”，蔣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挽救了蜀漢王朝的一場危機。需要指出的是，蔣琬并非單獨執政，而是逐漸讓渡了一部分權力給諸葛亮指定的另外一位接班人費祎。

費祎，江夏人，年輕時随族父伯仁“遊學入蜀”，與蔣琬一樣，也是成名較早的青年才俊。劉備立太子，費祎因為才學名氣，遂“為舍人，遷庶子”，後主劉禅繼位後，任黃門侍郎。費祎的才能也被諸葛亮看重，據《三國志·費祎傳》載:“丞相亮南征還，群僚於數十裡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諸葛亮如此做法，除了有其對費祎才學的贊賞之外，也看中了費祎是東州集團中荊州籍青年才俊這一點。

費祎政治才華真正展現是在出使東吳時。諸葛亮南征歸來後，“以祎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祎辭順義笃，據理以答，終不能屈。”“孫權每别酌好酒以飲祎，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祎辄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費祎所展現的才華令孫權為之折服，并稱“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諸葛亮北伐時，請費祎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這其中除了費祎本人的傑出才能之外，也表現了諸葛亮的知人善用。

諸葛亮臨終時，指定了蔣琬和費祎這兩位荊州與東州集團的青年才俊作為接班人，符合蜀漢政權内部荊州、東州二集團聯合的原則，而先荊州蔣琬、後東州費祎的安排，反映了在蜀漢政權内部居于主導地位的荊州集團的需求，而荊州集團的代表者又是諸葛亮本人。所以說，諸葛亮如此安排是以本集團的利益為出發點，同時也兼顧了東州集團的利益，兩集團聯合壓制本土的益州集團，有力地維護了蜀漢政權的穩定。諸葛亮死後，蔣琬執掌蜀漢軍政大權，先任尚書令，後任大将軍，費祎繼蔣琬為尚書令。尚書令在後漢三國時對君主負責，總攬一切政令，後來更是相當于丞相之任。由費祎出任尚書令實際上是分割了内政上的部分權力，由蔣琬執政、費祎輔政，協調了荊州與東州兩大集團的利益關系。

蔣琬、費祎執掌蜀漢政權期間，内政方面延續諸葛亮的做法，軍事方面則汲取了諸葛亮連年北伐，“空勞師旅”、“西土苦其役調”的教訓，而是采取了閉關固守、休養生息的方針，暫時中止了攻伐曹魏。但“興複漢室”畢竟是蜀漢王朝的基本國策，蔣琬也不能完全加以改變。延熙元年，後主下诏曰:“寇難未弭，曹睿驕兇……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命蔣琬待機北伐。

蔣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如此做是為了克服諸葛亮北伐時的運輸困難，效仿劉備平定漢中時的做法，攻打曹魏東三郡。雖然後來由于蔣琬病逝未能真正施行，但此舉不僅招緻了包括費祎、姜維在内的蜀漢大臣的反對，認為“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同時也引起了東吳群臣的不安，擔憂蜀漢背盟攻吳，幸虧吳主孫權力排衆議，才未影響兩國同盟。而蔣琬不善軍事、外交的弱點也暴露無遺。

費祎于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出任大将軍、錄尚書事，由單純掌管政事轉為軍政兼顧。蔣琬病重是完成這一轉變的重要原因。第二年，曹魏大将軍曹爽、征西将軍夏侯玄攻打漢中，蜀漢鎮北大将軍王平率軍拒敵，費祎率軍救援，魏軍退兵。曹爽此次伐蜀，意在“立威名于天下”，本人則沒有任何實戰經驗，且不聽司馬懿的谏阻，一意孤行，結果“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數百裡，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曹爽“乃引軍還”。這是諸葛亮死後，蜀漢對曹魏的第一次軍事勝利，但此次勝利主要功臣是拒敵于前線的王平，費祎并未表現出其軍事能力。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蔣琬病故，然而費祎實際上卻并未能繼諸葛亮、蔣琬之後，執掌蜀漢王朝軍政大權。後主劉禅于蔣琬死後，“自攝國事”，費祎以大将軍、錄尚書事的職務成為群臣之首，直至延熙十五年，也就是蔣琬死後六年，費祎方才開府治事，第二年其便遇刺身亡。雖然同是執掌軍政大權，但與諸葛亮、蔣琬相比，費祎其實是輔佐朝政，更多的是出屯漢中處理軍政。這實際上是蜀漢政權内部占主導地位的荊州集團對東州集團牽制的結果。雖然費祎是東州集團中的荊州人士，又是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但荊州集團無論如何不會讓其他集團單獨主持朝政。諸葛亮選擇費祎作為蔣琬之後的接班人也隻是為了協調兩大集團的關系而已。在荊州集團沒有人能夠站出來執掌大權的情況下，為了達到兩個集團的均勢，皇帝親自執政便成了最好的選擇。

蔣琬、費祎執政時期，政治上“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成功地協調了政權内部特别是荊州與東州集團之間的關系，維持了蜀漢王朝的安定局面;軍事上，雖然二人均無突出的軍事才能，但其審時度勢，改變了諸葛亮的戰略方針，轉攻為守，未對曹魏發動大規模的戰争，同時成功阻擋了曹爽的軍事進攻，保存了蜀漢國力，為國内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可以說，蔣琬、費祎執政時期，蜀漢政權雖然沒有軍事上的輝煌戰果，但卻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時機，蜀漢政權于西南一隅延續40餘年，二人功不可沒。

姜維掌控軍權與蜀漢政權的滅亡

姜維，曹魏天水郡人，為郡郎中，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公元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姜維降蜀。諸葛亮對姜維刮目相看，格外垂青，《三國志·姜維傳》有如下記載: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将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觐見主上。”

諸葛亮對姜維如此器重，主要是與其在隴右的攻守策略有關。姜維熟悉隴右地形，身上有羌族血統，與隴右少數民族有着天然聯系，加之其自身的軍事才能，自然成為諸葛亮實行隴右攻守策略的不二人選。對此，施光明已由專文詳論，茲不贅述。諸葛亮選擇姜維作為其隴右攻守策略的重要人選，同時将其視為自己的軍事接班人，任命其為中監軍征西将軍，跟随自己北伐。由于諸葛亮獨攬軍政大權且用兵謹慎，姜維一直沒有單獨領兵作戰的機會。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姜維負責全軍撤退時殿後，司馬懿率軍追趕，“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将向宣王(司馬懿)者，宣王乃退，不敢逼”，初次展示了其過人的軍事才華。

返回成都後，姜維“為右監軍輔漢将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姜維“随大将軍蔣琬住漢中”，實際指揮軍事，不久，蔣琬升遷大司馬，姜維也以司馬職銜，參與軍政決策，并“數率偏軍西入”，領軍北伐。延熙六年，姜維“遷鎮西大将軍，領涼州刺史”，實際上成為蜀漢政權的軍事領導人。蔣琬去世後，姜維“遷衛将軍，與大将軍費祎共錄尚書事”。

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司馬懿殺曹爽，兩年後，曹魏太尉王淩于淮南起兵讨伐司馬懿，曹魏政權陷入混亂。“敏于軍事”的姜維意識到了這一點，“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而費祎卻以連年征戰，蜀漢國力大損為由，反對大規模用軍，“與其兵不過萬人”。清人何焯為此歎息說:“欲斷隴則當及曹爽初誅，衆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身駐漢川，以遷關中之救，伯約以萬衆招誘羌胡，披割西鄙，過相裁制，又失事機。元遜(諸葛恪)輕舉于東，文偉坐待于西，皆若天之假助典午，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延熙十六年，費祎遇刺身亡，蜀國的軍事大權完全掌握在姜維手中。姜維完全采取諸葛亮以攻為守的方針，不顧蜀國國力，“玩衆黩旅”，頻繁發動對曹魏的戰争。姜維連續三年對曹魏用兵，雖有小勝，但都因糧食運輸困難，不得不撤軍。此後，姜維對曹魏用兵，屢屢受挫，至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維“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内，右大将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複還成都”。

景耀六年，曹魏大舉伐蜀，姜維分兵于漢中等地拒敵，此前姜維所犯的一個嚴重戰略錯誤在此時顯現出惡果。《三國志·姜維傳》記載:

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谷，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遊軍并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谷，千裡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并出，與遊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魏延的“實兵諸圍”戰術，乃以重兵拒來敵于國門之外，敵遇不利便撤退，以蜀漢在三國之中的弱勢地位及漢中的地理形勢，這是最符合蜀漢國情的防禦方法。姜維采用的重點防禦，輔以堅壁清野的方法，從戰術上來說沒有任何問題，當初曹操正是采取此種戰術，舍廬江、九江一帶而僅以大将張遼、李典等人重兵駐守合肥，才有了“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的大勝。但是從實際情況看，曹操當時忙于漢中戰事，而襄陽、宛城等荊州重鎮作為許昌的南大門，必須有重兵把守，曹操無法三線兼顧。同時，淮南前線距曹操集團的統治中心較遠，孫權即使突破此線也無法直接威脅曹操的統治，即使如此，曹操還是派了張遼、李典、樂進三員大将固守合肥，并且親自部署具體作戰計劃，以确保萬無一失。反觀蜀漢，漢中是蜀漢的門戶，若漢中有失，曹魏軍隊便可長驅直入，威脅成都。在此情況下，作為軍事指揮者的姜維，理應集中兵力，穩守漢中，不宜分兵圍守。姜維命令漢中太守胡濟退到梓橦郡北部的狄道，使護軍蔣斌、監軍王含守漢、樂二城，總管漢中防務，另外還在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其原意是自己鎮守沓中，漢中、沓中兩大益州門戶唇齒相依，互為犄角，卻未曾料到關口守将蔣舒開城出降，魏軍“長驅而前”，漢中丢失，姜維隻好放棄沓中，回守劍閣。

姜維以魏延的“實兵諸圍”戰術“不獲大利”，改用重點防禦，輔以堅壁清野的戰術，不料弄巧成拙，丢掉了整個漢中。但此時并不是無路可走，姜維退守劍閣以重兵禦敵，鐘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将議還歸”。然而，此時另外一個讓姜維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鄧艾偷渡陰平，江油守将馬邈投降資敵，諸葛瞻沒有拒守綿竹，反而與鄧艾交戰，戰死沙場，後主劉禅降于鄧艾。姜維的努力化為泡影。後來雖然詐降勸誘鐘會叛亂，最終還是兵敗身亡，隻落了個“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的英名。

試想一下，倘若姜維不改變魏延的“實兵諸圍”戰術，拒魏軍于漢中門外，雖然最終無法改變蜀漢因國小民弱而必然衰亡的總趨勢，但也決不至于在手握重兵的情況下不得已而投降，導緻蜀漢迅速滅亡。蔣舒、馬邈的投降雖然無法預料，但作為蜀漢軍隊的指揮者，為“獲大利”而改變實施多年的防禦體系，卻未能進行最周密的考慮，姜維确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蔣琬、費祎以及軍事接班人姜維，先後苦心經營了近30年，蜀漢政權還是無法擺脫最先滅亡的命運。三人雖然皆是一時之人傑，但與曹魏、東吳的司馬氏兄弟及陸抗等人相比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蔣琬、費祎隻能“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卻不顧蜀國國力，九次北伐，并在關鍵時刻戰略戰術方面犯下緻命錯誤，加速了蜀國的滅亡。

為何諸葛亮親手培養的接班人會導緻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諸葛亮的集權心理。諸葛亮執掌蜀漢軍政大權，“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最終積勞成疾，病死軍中。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形象已成為後世稱頌的楷模。然而，過多地掌握權力卻導緻自己的下屬無法得到鍛煉的機會。蔣琬、費祎在諸葛亮在世之時，更多的角色是後勤和參謀，而軍事接班人姜維更是未曾獨立帶兵打過仗。對權力的過分熱衷使諸葛亮“事必親恭”，而“事必親恭”反映出的是諸葛亮舉輕若重。“諸葛一生惟謹慎”，這不僅表現在用兵上，更表現在對軍政事務的處理上，不僅蜀漢的一切政治、軍事以及外交事務，諸葛亮都要親自過問，甚至“罰二十以上，皆親攬焉”便是最好的說明。如此狀況下，其培養出的接班人得不到充分的鍛煉，能力必然存在缺陷，他們執掌的蜀漢政權于三國之中最早滅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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