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講大話叫吹牛，或者吹牛皮，人們也常用吹牛來形容那些誇誇其談的人，輕言必寡信，對于喜歡吹牛的人，平時可以聽個樂，權當消遣，不可深交。

史學家顧颉剛先生在《史林雜識·吹牛·拍馬》一篇中對“對牛”一詞的由來進行了考證，他說：

吹牛一詞最早是西北方言，水深浪激的大河巨津，舟不可行，本地人遂就地取材，用若幹牛皮袋吹成氣囊，連結成筏，雖奔騰咆哮如黃河，牛皮筏也暢通無阻，載重竟達數千至數萬斤。牛皮之功，亦可謂大矣！

顧先生說“吹牛”是西北地區的語言，事實上也的确如此，現在内蒙古、陝北、甘肅一帶都是使用吹牛一詞。在方言晉語大包片還用“和托”（音），粵語用“車大炮”或者“講大話”，川渝鳄豫等地還有“日白”（ribei）的說法。

顧先生後面還補充了牛皮筏在曆史上的實際用途：

相傳朱元璋———一說明成祖朱棣，在率兵渡淮河時，一時無船，也發揮過這種牛皮筏的威力。

我個人傾向于第二種說法，就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的使用是一個流變的曆史過程，同時還夾雜着民俗等日常生活習慣。

前面顧先生說“吹牛”是西北地區的語言，我深以為然。西北地區多牧場，中國有名的四大牧場有三個半位于西北，畜牧業是這些地區的特色産業。牧羊是當地人再平常不過的工作，宰羊也就成了習以為常的技能。

人們宰羊以後為了讓皮肉更好分離，就會用刀在羊的腿部割一個小口子，從這個口子一直吹氣進去，這樣羊皮和羊肉之間因為有了空氣，剝皮的時候一方面肉不太容易粘連在羊皮上，另一方面羊皮也不容易破。

西北地區的羊肉是皮肉分離的，不同于南方的帶皮羊肉。考驗一位宰羊師傅的手藝是否精湛，剝皮取肉的過程是一個很重要的衡量标準，新鮮的整羊肉不能有一點兒破損，新鮮的羊皮上不能帶一點兒羊肉，也不能有丁點兒破損，因為品相好的羊皮可以賣一個好價錢。這兩點要求都達到了，就是一個合格的宰羊師傅。

類似的操作還會用在宰豬身上，從“吹羊皮”到“吹豬皮”的過程，是當地人生活技能的積累與轉變，是勞動人民智慧在生産實踐中的應運。不管吹羊皮還是吹豬皮，都要求“吹”的人要有相當的肺活量，一般人還真的幹不了這手藝。

吹豬皮基本已經到了一個人能夠達到的極限，如果有人說他能“吹牛皮”，那麼就可以确定他是在虛張聲勢講大話了，因為用嘴巴把牛吹到皮肉分離是人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久而久之，吹牛皮就從一項理論上的生産技能演變為生活中對不切實際誇海口一類現象的概括，由其本身義引申出新的含義，這在漢字、詞語的演變曆史中非常多見。

西北民風彪悍，人們豪爽之餘，部分人也有好面子、愛吹牛的習慣，我有兩例因為吹牛惹出事端的真事分享，都是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

第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老闆在當地小鎮開了一家飯店，當時開飯店的人并不多，收稅制度也不完善。縣裡稅務局的人穿便衣下鄉到了他的飯店，吃飯的間隙就跟他閑聊，問他生意如何，他看是對方是外地人面生，就把營業額翻倍說，誇自己生意如何好，賺錢如何容易。結果最後人家采集了證據以後，用他的口供跟納稅證明比對，發現他“偷稅漏稅”，除了補繳稅款，還繳納了一筆罰款，一下子幾千元巨款就賠進去了，飯店後來因為資金周轉失靈也關門大吉了，屬于典型的吹牛上稅。

第二個故事是一個牧羊人在山上放羊，公安便衣為了防止不法分子獵殺野生動物，警察開車去山頭上巡邏。牧羊人在春夏季節都會趕着成群的羊群獨自在山上放牧，他在山上還有臨時建的房子用來住宿。警察到他屋子讨水喝，看到他牆上挂着一個黃羊頭（保護動物），就說這東西可值錢了，還不好搞到。他看對方開着吉普車，還以為他們是來山上偷獵的，就吹牛說黃羊沒什麼大不了的，他之前已經逮住過好幾隻了。警察也是把證據采集齊了，回頭給他來了個回馬槍，後來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澄清，局子裡進出了好幾趟。

吹牛不外乎三個字，假大空。走過東西南北，我的主觀感受是北方人偏愛吹牛皮，南方人偏愛耍心眼。特别是從穿着、交通工具等來看，北方人的行頭看不出誰窮，南方人的打扮看不出誰富，因為北方是農耕文明，南方是商業文明，二者的文化根基不同。不管哪種文明，人還是要腳踏實地為妙，吹牛皮隻是口嗨，當時暗爽一下，真正的牛皮是由内到外的一種自信和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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