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至聖先師；孟子是孔子的鐵杆粉絲，是儒家學派的第二号人物，是亞聖，他們的思想和學說，被尊稱為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可以說，孔子和孟子，都是我們的精神導師。

雖然同為儒家學派的宗師，孔子和孟子二者的區别還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從他們的核心思想上和對儒家學說的貢獻上來說，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他相當于一個建築師，建築了儒家學說的地基，而孟子則是在這個地基的基礎上，把儒家學說的框架給搭建完成。至于内部的裝飾，則是由稍後的荀子以及自西漢到宋明的儒家哲學家完成。

其次，從他們的思想上來看。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仁者愛人”。人如何踐行“仁”？孔子認為“克己複禮為仁”，要用禮來規範和約束自己的思想，符合禮的就去做，不符合禮的就不去做。在孔子那裡，“仁”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規範，這種規範叫“忠恕之道”。孟子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高度概括，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學”就是關于做人的學問，人踐行了“仁”，這就是道。

孟子系統完善了“仁者愛人”的思想。他把“仁”上升為國家治理原則，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認為，君主如果能夠把“仁者愛人”的思想引入頂層設計中，實行“仁政”，将“仁者無敵”，最終可以實現“王道”。

第三，從人性論的角度來看。孔子提出了人性的問題，但是他并沒有明确說人性的善惡，更沒有對人性的善惡進行明确的論證。而孟子，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确提出人性善并進行了系統的完善的論證的思想家。

孟子認為人和禽獸之間的區别就是道德，而人天生就具有四種向善的“萌芽”，分别是“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它們就像四肢一樣，天然存在于内心。有了這四種心就是人，沒有就是禽獸；人如果能夠地守護好四心，就能成就道德；不好好守護四心，就可能成為壞人，就是“自暴自棄”，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自賊”。孟子的“性善論”對中華民族懲惡揚善、積極向善文化心理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孔子是個心慈面善溫情脈脈的人，在中國思想史上，他可能是第一個發現并高揚人的價值的思想家。而孟子更是石破天驚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

第三，從他們個人的性格來看。孔子和别人說話，柔風細雨循循善誘，餘味悠長如坐春風。孟子與人談話，總是用參加辯論賽的方式，專治各種不服。

孔子像一個溫柔敦厚的長者，在各國國君和王公貴族面前，始終保持着儒家宗師謙謙君子的形象。而孟子就像怒發沖冠的鬥士，高度傲嬌凜然不可犯。在齊國時，齊王本來要到賓館拜見孟子，但齊王借口生病讓孟子上朝拜見，孟子一聽就炸了，告訴齊王的使者，正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去見齊王，然後就出去玩了。

在孟子看來，爵位、年齡和道德是天下最尊貴的三種東西，齊王隻擁有爵位，而自己則有年齡和道德兩大優勢。就像拳擊場上的比賽，孟子二比一“KO”齊王。因此，孟子在遊說諸侯時始終保持着“說大人而藐之”的氣概，完全不是在權貴面前，唯唯諾諾渾身酥軟倒頭便拜的某些後世儒者的形象。

第四，從他們崇尚的理想人格上來看。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崇尚聖人和君子，而孟子則崇尚“大丈夫”。孟子認為，真正的大丈夫應該是“三合一”的存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倡導的大丈夫精神，深刻影響了後世知識分子特立獨行品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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