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強調尋找因果機制。本文結合具體的研究闡釋兩種主要的因果機制：微觀基礎和過程追蹤。微觀基礎主要是通過降低分析層次，并強調行動者的重要性，試圖為宏觀現象提供微觀基礎從而連接結構和行動者。過程追蹤則強調時間的重要性，強調因果鍊和偶然性，也能将行動者納入，并能強調因果關系的雙向性。最後文章讨論了因果機制存在的困難和挑戰。

作者簡介:

張長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論文來源:

張長東.社會科學中的因果機制:微觀基礎和過程追蹤[J].公共管理評論，2018(01)：10-21.

本文作者：張長東

一、引言

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中，近三十年來逐漸開始強調從尋求“因果關系”到“因果機制”的轉變。從方法論上的倡導，到具體的實證研究中的應用和發展，因果機制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并成為衡量好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标準之一。因果關系主要回答“為什麼”的問題，即什麼因素(X)導緻——或影響——另一因素(Y)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正向的、負向的或者曲線形的）。如：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平等狀況是否會影響該國民主化的可能性。對于傳統的實證主義而言，這個因果關系是建立在X和Y總是同時發生或概率意義上的相關關系。此外因果關系分析中常見的幾個問題：虛假因果（存在一個前置變量同時影響X和Y）、多因多果（不同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同樣的原因造成不同的結果）、（兩個自變量間的）互動效應（interactive effect）、單向因果關系（無法處理内生性問題）等。即使在實驗方法中，研究者可以通過人為的控制和試驗，辨析出X對Y是否産生影響，但前面提到的因果分析存在的幾個問題也無法得到有效處理。因果機制的研究則要回答的是，X如何影響Y。因果機制的分析能夠更好地處理這些問題，其主要方法是降低分析層次(scaling down)，打開因果關系的黑箱并尋求微觀基礎。另外，因果機制放棄了尋求普遍規律的使命，而注重尋求不同類型的個案集合的不同的因果規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近年來國内學界也開始重視因果機制的讨論，并有一系列很好的介紹因果機制的文獻。因此本文不再介紹因果機制本身的定義和各種不同的因果機制，而是嘗試結合具體的理論，闡釋兩種主要的因果機制：微觀基礎和過程追蹤。微觀基礎主要是通過降低分析層次，并強調行動者的重要性，試圖為宏觀現象提供微觀基礎。以理性選擇為代表的因果機制理論一開始尋求普遍性規律，但逐漸意識到其優勢在于構建一定範圍内适用的因果機制。過程追蹤則強調時間的重要性，強調因果鍊，也能将行動者納入，并能強調因果關系的雙向性。更注重對具體個案的深度把握和與其的互動，其适用範圍相對更小。

因果機制也受到了一些嚴厲的批評，如因果機制的定義很多而且相互之間差别很大、因果機制和一般的理論之間存在什麼區别，此處借用格零(Gerring)的歸納，因果機制可以被定義為：

(a)一個結果被制造的路徑或過程；

(b)因果現象的微觀層次解釋（微觀基礎）；

(c)難以觀察的原因；

(d)容易觀察的原因；

(e)一個依靠于背景因素才有效的（有限的或中層理論的）解釋；

(f)一個普遍性理論；

(g)一個預設了概率性，或者高度偶然性的、因果關系的解釋；

(h)一個建立在呈現了規律性的常規性的解釋；

(i)一種基于定性或個案資料的分析工具；以及/或者

(j)以數學化的形式模型展示的理論。

這些定義經常彼此相互對立（如c和d，e和f，g和h，i和j），因此很難提出一個有高度共識的因果機制的定義。格零進一步質疑因果機制和理論到底是否存在實質性區别。基于這些批評，本文認為因果機制和理論的關系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一個因果機制相對于更高分析層次的理論而言是因果機制；但如果我們進一步降低分析層次，這個因果機制本身成為了理論，被更低層次的因果機制所支撐。

因果機制某種意義上受到默頓對中層理論的強調的影響。默頓将中層理論定義為“既非日常研究中廣泛涉及的微觀但必要的工作假設，也不是盡一切系統化努力而發展出來的用以解釋所能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緻性統一理論，而是指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理論。”中層理論“涉及的是範圍有限的社會現象”，即涉及抽象，但這些抽象必須是與觀察到的資料密切相關且可以進行經驗檢驗的。通過中層理論的中介作用，既可以往下創立和推導出能夠接受經驗檢驗的實證假設，也可以通過較長時期的積累最終往上形成宏大理論。

本文接下來将從兩個角度，分别結合具體研究，闡釋微觀機制和過程追蹤的因果機制，最後做一個簡單讨論。

二、作為微觀基礎的因果機制

結構—行動者（structure-agency）問題是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核心挑戰，好的社會科學的研究需要能有效連接結構和行動者，這為因果機制提供了發揮功能的空間。赫德斯通和斯維德伯格（Hedstrom and Swedberg）基于此提出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因果機制（如圖1）：如果說一個理論旨在解釋兩個宏觀現象之間的關系，那麼我們需要提供三個機制：宏觀結構如何影響行動者的利益和可選擇策略（情境機制）、行動者選擇行動或者博弈（行動形成機制）、個體行動如何影響宏觀結構（轉換機制）。

與因果機制相關的一個方法論基礎是分析層次。某種意義上，因果機制是相對于具體理論而言的。對于某個分析層次的理論而言，其背後都存在更低層次的因果機制，一直可以到個體層面。分析層次見表1。

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尋找宏觀現象的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即通過找出行動者（可以是非個人的集體），界定其利益和偏好以及可選擇的策略（在情境機制作用下），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然後選擇最佳策略。這些行動者行為的集合，則構成了宏觀現象；或者其博弈結果影響宏觀結構。雖然理性選擇試圖基于人類的普遍理性尋求普遍性規律，但是基于理性選擇的理論不能成為普适性規律而隻能是（隻适用于特定環境的）因果機制，其最主要原因是理性選擇理論都是建立在非常嚴格苛刻的預設之上，而一旦這些預設不能成立，該理論也就失去了解釋力。本節我們通過三個例子闡釋理性選擇作為微觀基礎的做法。

1. 界定行動者并界定其利益和策略選擇（情境機制）

理性選擇理論的首要任務是如何界定行動者并界定其利益和策略選擇。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行動者是集體行動者而非個體行動者，而界定不同的行動者本身對問題的回答産生直接的影響。在一本很好地回顧和綜述民主化理論的書中，庫佩其(Coppedge)将民主化理論界定行動者的方式歸納為兩個流派。第一個流派是位置流派(position school)，是将行動者對不同政體形式對其帶來的預期利益進行排序，進而分類為強硬（支持現狀及威權）派、溫和派、反對派、中間派等。第二個流派是經濟流派（economic school），則從其經濟資源出發——主要分為窮人和富人（精英），或者加入中産階級——并試圖最大化其經濟利益，而不同的政體對其經濟利益有不同影響（主要是通過再分配政策）。限于篇幅，本文以最近十幾年發展較快的經濟流派為例，介紹和讨論作為民主化的微觀基礎的因果機制。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Acemoglu and Robinson)關于民主和再分配的研究是經濟流派的代表性著作，從唐斯的中位選民理論出發，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①低度不平等社會不存在再分配壓力，無所謂精英和大衆也無所謂對民主的偏好與否；②中度不平等社會區分了精英和大衆，但再分配壓力較小，所以精英可以容忍民主化；③高度不平等社會區分了精英和大衆，但作為中位選民的大衆的再分配壓力很大，所以精英無法容忍民主化。然而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對精英和大衆的政體偏好的理論預設過于簡單，被很多研究所修正。如鮑什(Boix)認為資産流動性能削弱不平等條件下大衆對再分配的偏好，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征稅過高，精英們可能選擇攜帶資本離開。而斯萊特(Slater)等人則加入了制度變量，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有效的稅收機構征收累進稅，所以富人無需擔心再分配壓力。斯萊特等因此推翻了民主化的再分配機制并進而建立了民主化和民主崩潰的國家能力因果機制，并進一步通過實證分析得以驗證。

2. 基于可信承諾的因果機制（行動形成機制的一種）

理性選擇之所以能成為因果機制的核心要素，除了聚焦于行動者及其成本收益計算之外，更為關鍵的是它提出了幾個根本性的、往往難以觀察的問題，如人類合作中存在的可信承諾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合作問題/集體行動困境），社會選擇中存在阿羅不可能定理。這兩個根本問題衍生出一系列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以及制度安排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性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本文僅以可信承諾為例展開讨論。因為人類的很多行為都是基于對未來預期——一個無法觀察的現象——的判斷，而未來預期又受其他人行動的影響。一般情況下，理性（此處假定自利且利益最大化）的人會采取機會主義策略，即違背承諾以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承諾本身也就是不可信的，這一點在囚徒困境中體現非常明顯：即使囚徒之間可以事先溝通達成協議，他們在單獨受審的時候還是會選擇作為最佳策略的背叛行為。

很多基于理性選擇的因果機制都是建立在可信承諾基礎之上。第三方監督是最好的解決可信承諾問題的制度性方案：一個獨立、公正、能力很強的第三方監督交易雙方履約情況，懲罰違約者。然而，現實生活中，第三方很難同時具備獨立、公正和能力強大三個要素，以及建成和維持這樣的一個第三方的成本可能很高。而更為深層的悖論則在于，國家在和個體或社會組織打交道的時候，很難找到一個第三方來監督制約作為主權者的國家。制度主義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主要理論貢獻之一就是國家如何做出不掠奪個體的可信承諾，以獲得公民的合作——投資，從而實現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如諾斯和溫家斯特(North and Weingast)關于憲政和工業化的研究、溫家斯特和錢穎一關于市場維護型聯邦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研究。其背後的因果機制都是如何通過降低分析層次，将國家拆分為橫向分權的權力結構或縱向分權的權力結構，通過其内部的分權制衡約束國家權力而為民衆提供可信承諾。但愛潑斯坦(Epstein)從邏輯和實證上拒絕了憲政和工業化關系的理論，他認為即使在英國，工業化的發展和憲政的因果關系也并不存在。市場維護型财政聯邦制理論也缺乏普适性，或者說隻是經濟增長的一種機制，其成功運作依賴于背景性條件——也就是該理論隐含的五個嚴格預設都成立而第三代聯邦主義學者則将這些預設（在發展中國家幾乎都不具備）推翻，從而将聯邦制的負面效果展現出來：尤其是因為聯邦政府不為州政府承擔最終債務的威脅并非可信承諾而産生預算軟約束問題，因此産生了一個公共池塘問題，州政府傾向于過度借貸，最終會造成債務過高而經濟停滞乃至于崩潰。

可信承諾的缺乏也影響政治進程。如斯沃力克(Svolik)認為，威權政治區别于民主政治的最關鍵點就是缺乏獨立第三方的監督和實施的情況下，統治者和其追随者之間無法達成可信承諾：統治者給予追随者的承諾是不可信的，因為他可以随時收回；同樣，追随者效忠的承諾也是不可信的，因為他可能懷有異心，圖謀篡位。這種情況之下，統治者往往選擇削弱國家能力但能保護自身權力的策略：權力（尤其是暴力機構）分設和重疊設置以互相監督制衡、清洗、任人唯親等。另外一個解決方案是設立一些權力分享的制度，如政黨或者議會，提供可信承諾。但是這些制度性安排是否能提供可信承諾卻是一個問題。

正是因為對可信承諾這一非常核心的卻無法直接觀察的問題的分析，使得基于其構建的因果機制區别于那些“隻是描述了或者定義了一個事件，而非解釋一個事件”的因果機制。

3. 連接宏觀—微觀—宏觀的機制

另外一種因果機制的分析方法是從關鍵行動者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出發，考察分析結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如何影響其行為策略選擇。一個經典的例子是瑪格麗特·列維(Margaret Levi)對稅收制度的研究。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國家回歸學派(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為代表的強調結構性因素對政治的影響，列維呼籲“把人帶回來(bringing the people back in)”，強調解釋宏觀結構的微觀基礎。稅收體制受結構性因素（如生産關系、戰争威脅等）和制度性因素等影響，但其具體作用則是通過影響統治者（和主要社會群體之間的）交易成本、讨價還價能力和貼現率起作用。統治者會嘗試用意識形态和暴力等方式提高納稅人繳稅的意願，但二者成本都很高且效果不一定很好。為此，統治者需要納稅人一定程度的資源遵從。列維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納稅人的準志願服從(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理論：當納稅人相信①統治者會遵守協議，且②其他人會遵守他們的協議時，他們認為納稅是公平的，會準自願地納稅——但并非自願納稅，而是因為不納稅可能受到嚴厲懲罰。如此，列維的分析中納入了多個因果機制，而且都可以由此推出一些可以通過實證嚴重的具體命題。本文将其歸納為圖2.

與此相關，另外一種尋求因果機制的方法是找出行動者面臨的重要悖論，然後探讨其悖論是如何被不同的結構性因素或制度性因素所影響。以拙作“威權主義韌性的财政社會學理論”為例，闡釋這一因果機制分析方法。正如諾斯所分析的那樣，統治者面臨着一個重要悖論，是最大化經濟增長還是最大化稅收收入。而熊彼特、邁克爾·曼（Mann）、蒂利（Tilly）等人則提出了統治者面臨的另一個重要悖論——代表權悖論：當統治者從社會中提取越來越多的稅收的時候，社會也會對統治者提出要求，也就是“無代表不納稅”邏輯。統治者如果處理不好這兩個悖論，則會陷于治理危機之中：長期的經濟停滞乃至衰退會削弱其政權合法性、增加的稅收能力會帶來政治參與的壓力和危機。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會發現統治者面對不同的處境。限于篇幅本文僅以增長悖論為例展開說明。一些國家高度依賴國有企業并從中獲得大部分稅收（我稱其為半稅收國家），并利用國有企業給私營企業和個體提供庇護式的恩惠以收買人心或選票。從而半稅收國家——依賴于對國企、間接稅以及資源（包括土地）收入獲得大部分财政收入的國家——能有效地緩解代表權悖論。但國企往往存在效率低下、創新不足、易陷入恩庇關系等問題，影響經濟增長。因此在外部經濟危機之下，半稅收國家往往發生經濟衰退，造成國家收入銳減而無法繼續支撐其庇護制的恩惠體系，最終造成威權主義政權的崩潰。間接稅能降低民衆的稅負感但是累退性的，因此容易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影響長期增長。稅收和威權主義韌性的因果機制和悖論如圖3所示。

然而理性選擇作為微觀基礎的理論存在諸多實質性困難，使得這些微觀機制及建立在微觀機制上的“普遍性理論”往往适用範圍有限。博弈論等分析工具為因果機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邏輯内洽的分析，但是建立在非常嚴格的預設基礎之上的，這些預設條件有時候如此之嚴苛，以至于基于博弈論的解釋有循環論證的嫌疑。其主要的困境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困難是如何界定行動者。皮爾遜認為運用博弈論的理性選擇理論往往預設比較凝聚的、高度整合的複合行動者，而且這些行動者數量很少且各自的策略選擇很少。然而群體行動者的凝聚力(coherence)是一個變量，總是存在被分解為更小群體行動者的可能性。當然這并不意味我們必須無限地分解行動者，直到個體層面，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簡化問題分析和不犧牲重要因素之間找到一個平衡。

第二個困難是如何界定博弈的收益矩陣(payoff matrix)，及背後更深刻的行動者偏好、利益和策略選擇。這些收益矩陣往往是由結構性因素或者制度性因素所決定的，然而在除了多重均衡的條件之外，其他多數情況下，收益矩陣本身就決定了行動者的最優策略選擇。換句話說，行動者本身是沒有能動性的，其行為是由結構和/或制度決定的。用皮爾遜(Pierson)的術語講，在因果鍊中，博弈論所能提供的解釋是一個非常接近結果本身的因果鍊，所以其解釋價值非常有限。重要的研究應該聚焦于從結構和制度出發，界定收益矩陣而非預設受益矩陣。

第三個困難是次序不能中斷和壓縮時間，雖然動态博弈強調行動的先後順序，但基本上是忽略了博弈過程中背景環境的變化及其對行動者的影響。

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博弈論需要和其他方法，尤其是宏觀曆史的比較曆史方法結合，才能獲得更好的理論解釋力。譬如，在分析精英鬥争如何導緻民主轉型時，我們需要将其放在比較的、曆史的背景下，界定精英群體的劃分及其利益，找出其和社會群體的可能聯盟。而這往往需要我們跳出簡單的比較靜态分析，用過程追蹤的方法尋求因果機制。

三、作為過程追蹤的因果機制

因果機制的另一個主要方法是通過在原因和結果之間找到中介變量，構建因果鍊。但并非适用于任何分析，如皮爾遜認為“當政治行動具有多重後果，而主要的長期結果是意向性行動的副産品（而非其主要焦點時），或出于間接的意向性行動策略時，因果鍊論述通常是有前途的。”“通常是當主要的制度結果、政策結果或組織結果，在時間上與關鍵的政治選擇的起點存在一定距離時，才采用因果鍊論述。”

在每個因果鍊的節點，都存在偶然性或者概率性，但如果偶然性過強或概率過小，則存在解釋力不夠的問題。關鍵節點(critical juncture)、事件發生的時機和順序(timing and sequence)、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等概念和思路對我們理解因果關系有很大的幫助，但它們本身并非因果機制，而需要更具體或低層次的因果機制來支撐。本文不專門從學理上讨論這些問題，而是結合國家建構理論讨論過程追蹤的因果機制的運用。

蒂利、布魯爾(Brewer)、曼等人提出的國家建構的結構性解釋：軍事—财政模型。其基本觀點是：戰争和為戰争提供必須的人力物力（财力）資源成為統治者最嚴峻的挑戰。那些成功動員（提取）了資源并有效組織戰争的統治者生存了下來，甚至征服和兼并了其他國家（而獲得了更多的資源）；那些未能有效動員資源的統治者在戰争中被更強大的對手打敗，失去了政權，國家也被吞并。軍事—财政國家建構理論的後續發展主要是強調戰争對不同國家建構的影響是不同的，受到其他因素作為中介變量的影響。而這中間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是行動者——統治者、不同的精英群體乃至于民衆。把行動者納入分析，給國家建構理論提供了許多不同的因果機制：有的統治者采取了很大的努力但有的卻無所作為；有的統治者建立了強大的國家并吞并鄰國乃至于建立海外殖民地，但有的統治者卻社稷不保。雖然很多時候統治者會在類似結構壓力下選擇類似的行為，或者他們模仿成功案例，但是行動者的選擇很多時候還受到國際和國内結構之外的因素影響。這些因素中被重點研究的因素主要是精英的意識形态、精英間關系、宗教信條等。已有的政治制度如行政體制和代議制機構也會起一定作用。

借助曆史制度主義的強調時機和事件發生順序的分析視角，艾特曼（Ertman）認為戰争發生的時機是關鍵性因素。1450年前發生的戰争（主要發生在歐洲南部和西部），因為當時國王可獲得的技術資源——受過教育可充任官員的職業化人士、法律觀念和可借貸資金——都非常有限，國王需要和貴族（隻有他們受過教會的教育）合作獲得人力資源，并為數很少的金融家和商人合作借貸戰争所需資金，因此戰争往往帶來的是家産制國家——官位可以被出售、繼承、轉賣；1450年後的戰争（日耳曼地區和北歐），因為當時大學的發展，國王可以直接利用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來充實聽命于他本人的官僚體系。與此同時，因為資本主義商業的發展，借貸機會也大大增加，所以國王無需完全借助于需要讨價還價的稅收來為戰争籌資，從而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所以形成了官僚制國家。賽勒和維勒爾(Saylor and Wheeler)認同軍事—财政國家邏輯，但認為經濟精英們是否支持國家建立強大的稅收機構取決于其自身經濟利益，其經濟利益反過來又受資金市場的影響，從而解釋了為何類似的地緣政治會造成不同的國家建構結果。如果借錢給統治者的經濟精英們本身是淨放貸者（其從信貸市場的借出多于借入），那麼他們希望國家采取節約的财政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帶來的貶值）并建立有效的稅收機制；反之，如果借錢給統治者的經濟精英本身是淨接待者（其借入高于借出），那麼，他們則希望國家采取不負責任的财政政策且建立無力的稅收機構。

基于上述選擇性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将現代國家建構的因果鍊條簡單地梳理出來（圖4），這裡每一個節點都有很多偶然性，蘊含微觀選擇基礎，影響國家建構的結果。

四、結論與讨論

文章通過結合一些具體的研究，從微觀機制和過程追蹤的角度分析闡釋了因果機制的兩種主要形式。通過降低分析層次，因果機制能夠銜接宏觀微觀；通過過程追蹤，因果機制能夠将時間因素納入分析并處理一些内生性關系。通過在叙述中加入分析性因素，理性選擇的因果機制能夠跳出描述而把一些無法觀察的邏輯納入。這些使得因果機制分析能夠處理傳統的因果分析很難處理的一些問題：虛假因果、多因多果、互動效應、内生性問題等。這些都推動了社會科學的研究。

但是，毋庸否認，因果機制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也面臨很多難題。如因果機制需要把叙述和分析（或闡釋）結合起來，否則容易成為描述。但結合了分析和叙述兩種方法的分析性叙事(analytical narrative)卻在具體研究中容易出現扭曲曆史來适應理論的問題。究其原因，在于作為叙述的個案研究強調實證資料的豐富性、環境因素的複雜性和内在效度的精确性，而作為分析模型的博弈論卻強調簡潔和嚴格的預設，其内在沖突很難調和。而這也意味着要把過程追蹤和微觀機制結合起來面臨的困境，以及因果機制本身的局限性。

内生性是因果機制要處理的另外一個難題，米格代爾等人提出的國家社會相互形塑(state-society mutual transformation)理論中，強調擺脫社會中心論的經濟社會結構對國家的單向決定論，也要擺脫國家中心論對社會結構單向影響的觀點——這兩類觀點往往背後都是靜态的比較結構分析法，提出國家在形塑社會的過程中被社會所改變。這樣的相互形塑需要我們運用過程追蹤的方法，同時跳出路徑依賴，将不同的因果機制融合在同一個問題之下，其難度不在于構建一個内生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的很多重要嘗試都并不成功。

編輯｜緻遠星

審核｜林陌生

終審｜李緻憲

©Political理論志

前沿追蹤/理論方法/專家評論

ID: ThePoli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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