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題：國際貿易、技能調整與職業選擇——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

摘要：利用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本文針對我國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就業增加而中等技能職業就業持續減少的經驗事實，構建理論模型并實證檢驗了國際貿易對個體職業選擇的影響，并結合工資增長率差異和教育決策機制渠道考察了相關機理。研究發現：（1）國際貿易促進了我國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就業，但對中等技能職業就業具有不利影響；（2）2004年以來，國際貿易引緻的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的工資增長率顯著高于中等技能職業，并且貿易對個體的高中入學決策具有顯著抑制作用，但有利于提升個體大學入學概率；（3）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進口貿易主要促進高技能職業就業，而出口貿易則更有利于低技能職業就業，内陸城市中國際貿易對職業選擇的兩極分化作用較沿海城市較弱。

關鍵詞：國際貿易；職業選擇；教育決策；技能調整

作者及簡介：段志民，天津财經大學統計學系。

項目：本文受到國家社科青年基金項目“中等收入者比重統計測度新方法及其應用研究”（項目編号：15CTJ003）的資助。

【文摘】

　　長期以來，探索穩定的就業增長源泉成為宏觀經濟學經久不衰的話題。自改革開放尤其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對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就業持續增長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給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明顯的結構變化。關于國際貿易如何影響我國就業結構的研究非常豐富，如基于H-O貿易理論和外包理論解釋我國的低技能就業增加、基于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理論解釋我國高技能就業擴張等等。然而，已有文獻大多基于勞動者職業外生給定的假設，忽略了其職業選擇的過程，這顯然不足以為國際貿易影響我國就業結構的微觀機制提供清晰明了的解釋。考慮到宏觀的就業結構乃是由微觀的個體職業選擇決定，因此探讨我國的就業結構問題，離不開對個體職業選擇的分析。

　　職業選擇是指個體按照自身職業期望，憑技能挑選職業，最終使得自身技能與職業技能相匹配的過程。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很多，學者們一般将其分為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兩個方面。個體因素主要從勞動者的個人特征進行分析，如年齡和性别、戶籍狀況、工作經驗、過度自信、風險偏好等。而環境因素則是從社會特征出發，分析社會經濟環境對個體職業選擇的影響。

　　本文則試圖分析國際貿易對勞動力職業選擇的影響。目前關于國際貿易影響職業選擇的文獻多停留在理論模型構建并作模拟分析的階段。Feenstra和Hanson、Costinot和Vogel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并将勞動力的職業選擇過程内生化，推導得出國際貿易可通過影響個體的教育決策進而影響其技能形成，最終對個體的職業選擇産生影響。但他們的模型僅将勞動力技能分為高技能和低技能兩類。需要注意到，随着教育投入的持續增加以及對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勞動力者技能培訓力度的加強，部分低技能勞動者在正式成為高技能勞動力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将處于高技能和低技能之間的“中等技能”狀态，因而将勞動力技能視為連續分布的集合更為合理。基于此，Blanchard和Willmann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并模拟發現，若一國（地區）與以中等技能水平産品或服務為比較優勢的貿易夥伴進行貿易，會導緻部分中等技能勞動力為保持競争優勢不斷獲取更多的人力資本，向高技能水平轉化，同時也有部分中等技能勞動力減少人力資本投資，技能水平下降，因此該國的職業結構會出現“中空”，而貿易夥伴國卻正好相反。然而，該文也僅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持。另外，近年來我國的職業極化趨勢日益嚴峻。那麼，我國出現的職業極化趨勢能否通過國際貿易途徑來解釋？據作者所知，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來分析這一問題。

考慮到我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本部分利用CHNS于1991年、2000年和2011年調查得到的居民職業和工資數據，對不同技能職業就業份額變化的典型事實進行描述。CHNS關于個體職業類型的調查主要有職業、職位類型和工作單位類型三個方面。本文綜合考慮，将職業、職位類型和工作單位類型作為劃分個體職業的依據，也即若個體主要職業為1（高級專業技術工作者），職位類型為3（為他人或單位工作的長期工），并且工作單位類型為7（私營、個體企業），則定義其職業類型為137，表示該職業為長期在私營或個體企業工作的高級專業技術工作者，依此将職業類型進行細分。Goos和Manning（2007）在職業分類的基礎上，運用職業對應的中位數工資作為職業技能的度量指标。參照他們的做法，本文在利用所在省市區的CPI對工資進行調整後，計算每一細分職業的中位數工資，将其劃分為十等分組，并對每組的就業量進行計算。圖1給出了我國加入WTO前後1991-2000年和2000-2011年不同技能職業的就業份額的變化情況。其中，1991-2000年和2000-2011年的就業份額變動的測算分别以1991年和2000年的技能分類為基準。

　　在1991-2000年期間，技能水平低于4的職業就業份額減少，技能在5-9的職業就業份額顯著提高，而最高技能職業的就業份額則呈現略微下降的趨勢。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就業狀況較之以前發生較大變化。技能水平低于4和高于9的職業就業份額明顯增加，而處于中間4-8的技能水平職業就業份額明顯減少。盡管不同技能職業的就業份額增加或減少的幅度不同，但反映出來的趨勢卻基本相同：不同技能職業的就業份額出現非單調增長的态勢，也即職業就業狀況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

　　另外，考慮到運用中位數工資水平度量職業技能盡管簡單，但往往會忽略職業内部較大的工資差異，因此本文借鑒Juhn等（1993）的研究思路，運用反事實方法對不同技能職業就業變動的事實作進一步佐證。該反事實方法是通過計算起始年份各職業在不同工資區間上的就業份額，并假設就業份額不随時間改變，結合結束年份的總就業水平，推算各職業的反事實就業量。随後利用各區間上的真實就業量，計算兩者的差值，依據得到就業份額的變動情況。圖2中的點狀虛線描繪的即是以2000年不同工資區間度量職業技能并以2000年不同區間上的就業份額為基準，計算得到的2000-2011年不同技能職業的就業份額變化情況。由圖可見，在工資區間的前半部分，各職業的就業份額上升，在中間部分則有所下降，但在工資區間的高位，就業份額又有所提升，表明上述經驗事實同樣成立。

同時，為了反映職業就業變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動關系，圖2在描述職業比例變動的基礎上，還繪制出了與職業技能對應的貿易開放度在不同工資區間上的變動情況。由圖2可見，職業比例變動與貿易開放度具有較強的協同趨勢。具體地，比例變動較大的職業所對應的貿易開放度也較高，而比例變動較小的職業所對應的貿易開放度則比較低。結合上述經驗事實，本文提出假說：貿易對不同技能職業的就業具有非單調影響。具體地，貿易促進了低技能職業和高技能職業就業，但對中等技能職業就業具有抑制作用。

　　針對以上典型事實，本文借鑒Blanchard和Willmann（2016）提出的理論模型，嘗試從貿易影響個體技能選擇的角度構建模型，從而對我國不同技能職業就業狀況的變化進行解釋。國際貿易對個體技能選擇的影響如圖3a所示。圖3b描述了各部門就業量的變化。

　 本文基于目前我國不同技能職業就業的兩極分化現象，從國際貿易視角出發，将個體的教育決策納入分析框架，構建貿易影響不同技能職業就業的理論模型，并利用CHNS數據對理論模型的分析結論進行實證檢驗。

　　理論模型發現，在教育成本給定的前提下，初始能力較低的個體會選擇接收更少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從事較為低端的生産，初始能力較高的個體則會選擇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從事技術複雜度較高的工作，因而對中等技能職業就業具有顯著不利影響。基于理論模型的分析，本文選擇CHNS數據對上述結論予以經驗檢驗。計量結果顯示，國際貿易顯著促進了我國低技能職業就業，雖對高技能職業就業具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然而國際貿易卻對我國中等技能職業就業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分進口和出口、沿海與内陸的異質性分析的結論與上述結論基本一緻。此外，本文還從國際貿易對不同技能職業的引緻需求視角及其影響個體教育決策的勞動力技能供給視角，分析了國際貿易影響個體職業選擇的可能機制。發現在2004-2011年間貿易對中等技能職業工資增長率的影響不顯著，但對低技能和高技能職業的工資增長率具有較強的提升作用。另外，國際貿易對個體高中入學決策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對個體的大學入學決策則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明顯的政策涵義。首先，考慮到我國目前的主要貿易夥伴國大多是OECD等發達國家，因此研究結論意味着如果我國能加強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将對我國的中等技能職業就業起重要促進作用，這不僅有利于我國就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而且對擴大我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依此構建橄榄型收入結構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次，分析結論同時還意味着政府在擴大教育支出的基礎上，學費減免政策可适當向高中階段傾斜，依此提升個體高中入學決策的可能性，促進全民整體素質的提高，進而在國際貿易中形成新型的以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勞動力為主的比較優勢。最後，鑒于内陸地區對不同技能職業的兩極分化作用較弱，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地區差異、引導外資企業和加工企業遷入内地也是當前的可行選擇。

原标題：國際貿易、技能調整與職業選擇——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

來源：《經濟評論》2018年第2期

作者：段志民

聲明： 本文圖片來源于“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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