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通過形成戰時的一些最重大的決定，丘吉爾發揮了作為戰時領導人的主要功能。但是，構成曆史學家們通常高度關注的這些高層戰略決定基礎的，卻是其他一些相比之下不太引人注意但同樣重要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對細節問題做出的決策——盡管是重要的細節，但畢竟隻是細節。

在這些活動中，也許最重要的是丘吉爾對軍方的判斷進行的不斷檢查。參謀長秘書伊斯梅勳爵是這台戰争機器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人物，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整個戰争期間，丘吉爾不止一次在純軍事問題上否決軍事顧問們的意見。”

确切地說，他通過不斷向參謀人員詳細提問對事件施加控制。正如将軍們經常抱怨的那樣，丘吉爾對很多軍事細節方面的問題密切關注，他所問到的不僅是作戰行動，而且還有這些行動所包含的更大含義。

說明這一點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丘吉爾對一次軍事演習進行的細查。這次演習代号“勝利者”，從1941年1月22日至25日舉行，得到了當時的英國本土部隊司令官艾倫·布魯克将軍的支持。3月30日，丘吉爾給伊斯梅寫了一張便條，向他了解“勝利者”演習的情況。英國制定了一系列大規模演習計劃，目的是在德軍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國的情況下，發現英軍所存在的問題并為抵禦德軍入侵做準備，“勝利者”演習是其中之一。盡管英國在1940年秋進行的空戰中勉強獲勝，從而暫時緩解了德軍入侵的威脅，但英國人仍面臨着德軍入侵的軍事挑戰。在這張便條中，丘吉爾提出了以下問題：

1.“勝利者”入侵演習中，假定的是在遭遇頑強抵抗的情況下，兩個裝甲師、一個摩托化師和兩個步兵師的敵軍在諾福克郡海岸登陸。這五個師經過鏖戰後登陸，并在48小時結束後全部被假定為有戰鬥能力。

2.我推測，這樣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的細節都是由相關參謀人員制定出來的。讓我看着這些細節。例如，需要多少船隻和運輸工兵來運輸這五個師的兵力？它們包括多少輛裝甲車？有多少輛卡車，多少大炮，多少彈藥，多少士兵，多少噸補給品？在最初48小時它們能推進多遠？在最初12小時，假定有多少士兵和車輛已經登陸，他們所遭受損失比例是多少？最初48小時的戰鬥進行之際，他們的運輸工具和軍需船的情況怎麼樣？這些運輸工具和軍需船是已經把所運貨物搬空了，還是仍然停在離海灘不遠的近海處？他們的海軍護航情況怎麼樣？此時登陸是否得到了敵軍在白天出動的、占據優勢地位的戰鬥機編隊的掩護？如果此時登陸得到了掩護，那麼敵軍必須出動多少架戰鬥機才能覆蓋整個登陸區域？

在第三段中，丘吉爾清楚地表明了提問的目的：

3.以上所有數據對我們今後發起的進攻将是極具價值的。如果上面提到的這些參謀人員能制定出一項計劃，從而在假定德國人在英吉利海峽占據海上優勢的情況下，我們能有類似數量的兵力在法國海岸登陸，并在登陸時得到我們的戰鬥機所提供的同樣範圍的掩護，那麼我會感到非常高興……

很明顯，丘吉爾擔心這一類演習所做出的假定助長了對敵軍能力做出的總體說來過高的估計。如果認真看待這一估計，那麼它會使英國最高指揮部感到氣餒，并阻止其采取防禦以外的任何方式。4月7日，布魯克做出了答複，提供了丘吉爾想知道的數字，包括對敵軍損失率的估計（跨越英吉利海峽時為10%，登陸時為5%至10%）。

幾周後丘吉爾做出了答複。他一方面強調，英軍在希臘登陸時的情況已經證明，實際情況要比上述假定情況困難得多，另一方面他繼續提出問題。

這段插曲有怎樣的意義？它展示了丘吉爾同下屬打交道時所采取的方式：對他們做出假定和所持的觀點不斷進行提問，不是隻提出一次，而是在辯論中接連重複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負責這次演習的司令官布魯克經受住了丘吉爾的考驗，他不僅沒有被丘吉爾的提問所困擾，而且最終獲得提升，擔任英帝國總參謀長兼參謀長委員會主席。這非常清楚地表明，丘吉爾可以容忍同他意見相左的人，隻要他們既不愚蠢，也不對他的提問保持沉默。

丘吉爾意識到任何技術性問題所具備的更廣泛的含義，他是帶着這一意識進行提問的。實際上，他的戰争天才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把一些看似例行的事務和遠為廣泛的政策和戰略問題聯系在一起。

丘吉爾做出的軍事判斷偶爾明顯優于其下屬，但這并不是說情況總是如此或常常如此。确切地說，丘吉爾通過以下途徑來發揮他作為戰時領導人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他從廣泛的閱讀和戰争經曆中獲得的大量常識為标準，來衡量下屬們做出的預測和斷言。在很多情況下，他向聯合策劃參謀人員提出問題後，得到的答複都是他不贊同的，他會對這些答複進行深入調查。

在整個戰争過程中，丘吉爾向政府各部門提出的詢問、調查以及質疑就如同一條毫無停歇的河流，從他的筆下（更準确地說，是從他的口中，因為他幾乎全部的工作都是通過口授完成的）流出。諾曼·布魯克從1941年至1962年一直在内閣秘書處工作，從1947年至1962年擔任内閣大臣，他回憶了丘吉爾的提問所産生的效果。

丘吉爾發出的這些信息有時帶着不容置辯的口氣，但總是非常切題和及時。這一認識很快就在白廳的政府官員中傳開了。這些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證實了人們的這種感覺：在政府中心，現在出現了一種強有力的個人控制。涉及面極廣的這條信息河流就如同探照燈的光柱，不斷來回照射，并照射到政府深處——這樣一來，每個人，無論他的職位多麼低微，作用多麼不足為道，都感到有一天光柱可能會照到他身上，并照亮他的所作所為。在白廳裡面，這一影響力所産生的效果是立竿見影和引人注目的……随着人們開始認識到，在一種強烈願望指引下的一隻堅定的手正在牢牢控制着方向盤，一種新的目的感和緊迫感就形成了。

丘吉爾在《世界危機》中寫道：“在最高境界，真正的戰略和政治是合而為一的。”如果人們仔細研究丘吉爾的職業生涯，特别是他在二戰時擔任英國首相兼國防大臣的這段時期，人們就可能會發現：文職-軍職關系和戰略的制定是多麼不可分割地纏繞在一起。它還展示了無情而明智地進行提問所具備的威力，這種提問更多是基于廣泛的閱讀和大量的常識，而不是基于專業知識——克勞塞維茨認為，這種才能是軍事天才的基礎。

丘吉爾主要的政治美德在于，他能通過反映出他本人獨具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的言辭來打動男男女女的内心。他後來在寫到1940年的情況時指出，英國人有一顆獅心，而他不過是被賦予了特權去發出怒吼聲。這種過分謙虛的言辭也許并未表現出他的特性。作為一位同少數幾個顧問一起坐在内閣室或桌旁的戰時領導人，他有很多長處。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擁有撰寫犀利的國家文件和極具洞察力的備忘錄的才能。

正如我們已經強調的那樣，他的領導藝術包括向軍事下屬提問和質疑的技巧，而這種技巧幾乎沒有其他人掌握。但如果所有這些技巧不是建立在一種勇氣的基礎上，那麼它們都将毫無作用。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配上在更高層面戰時領導藝術方面的種種技巧，使丘吉爾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戰時政治家。

摘自 | 《領導文萃》2022年5月上

稿件來源 | 《最高統帥》

本文作者 | ［美］科恩/文 徐 剛 等/譯

責任編輯 | 張風

微信編輯 | 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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