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8月29日，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CCF YOCSEF）邀請科技界、出版界專家，探讨中文期刊的發展問題。中國學者每100篇論文中隻有7篇發表在中文期刊上，此外，中國的SCI期刊數量也與中文SCI論文發展不匹配，中文期刊越來越滞後于中國論文的發展。9000多種SCI期刊中，中文期刊隻有241種。 本文作者認為，一方面部分中文期刊把關不嚴，另一方面，“SCI”為中心的評價體系，存在對中文學術期刊的制度性歧視，影響了中文期刊的發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鲲】

為破除論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教育部、科技部于2月18日聯合印發了《關于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标使用 樹立正确評價導向的若幹意見》。意見中指出要“破除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并且要“推動高等學院回歸學術初心、淨化學習風氣、優化學術生态”。

但是該意見也沒有将“SCI”、“影響因子”等過去的學術評價指标一棍子打死，而是提出應“準确理解SCI論文及相關指标”、“深刻認識論文‘SCI至上’的影響”。

随後的2月23日，科技部印發了《關于破除科技論文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幹措施（試寫）》通知，明确要求破除“唯論文”論不良導向，打造中國高質量的科技期刊。對于基礎研究類的論文，通知中提出将實行代表作制度。

從這些迹象看，今後官方在評價學者的學術成就時無疑将淡化學術論文，尤其是論文篇數所占的比重。

申請2020年度創新研究群體項目、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的學者可能已經發現，往年要很費勁填寫的“論文收錄與被引用情況統計表”消失了。雖然之前已經有了一些預兆，但這一改變還是讓部分學者大呼意外。

今後申請上述重要項目不需要再填這張表

“SCI”和“影響因子”過去為何能主導學術評價指标

和官方的态度相呼應的是，知名的學術圈媒體人也表達了強烈的支持。以筆者看來攻之最力的是上海交大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研究院首任院長江曉原的《“SCI”神話早該破了》和中國科大的副研究員著名科普作者袁岚峰的《得魚忘筌：SCI評價體系的興衰》的兩篇文章。

江曉原的文章挑明了幾個事實：

雖然長期以來能否入選“SCIE”被視作是否是好的學術期刊的評判标準，“影響因子”被視作學術期刊好壞的衡量，“被引用量”被視為論文好壞的标志。但是“SCIE”其實是私人商業機構評選出來的，而影響因子和被引用量可以通過期刊編輯和學者共同運作出來。

而袁岚峰的文章則是從科學的本質與SCI式的指标不相容的觀點出發批駁過去以“SCI”論文為核心的學術評價體系。例如越大的科技創新，越不容易短期内獲得大家的認可，這樣的文章在引用上非常吃虧。又如為了沖ESI學科業績，行政命令學者投跨專業期刊。還有就是科學創新無法計劃，如果一個考評周期是三年，那對需要五六年研究的課題來說很不公平。

這些問題，過去大家也知道，但是在學術考評“SCI至上”的大背景下，大家沒有這樣公開的密集的提出來。當相關部門開始整治“SCI至上”這一導向時，很多學者順勢就把過去沒說的話提了出來。

但是這些讨論并沒有說明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内“SCI”等一批上面提到的指标為什麼會成為學術評價的主導指标？

不得不遺憾的說，這一現象還是過去我們的一些工作沒能做好造成的。簡單的說就是兩點，一是學術把關還不夠嚴，二是學術期刊宣傳太被動。

“SCIE”确實是一直以來都是私營機構搞的一個學術期刊動态列表數據庫（經過幾次轉賣，現在的所有者是科睿唯安），雖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大體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規則，有時甚至會顯得相當嚴厲。例如去年11月1日科睿唯安因為自引論文多将《皇家學會哲學會刊:B》移出SCIE期刊數據庫。要知道《皇家學會哲學會刊:B》不僅影響因子高達6，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學術刊物之一，著名的科學家牛頓也在上面發表過很多論文。

而國内的學術期刊雖然主要是依靠有政府背景的科研基金贊助為生，“中文核心期刊”考評機構更是徹底非營利性的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結果怎麼樣呢？

除非一份期刊連續多年不擇手段的頻繁進行學術不端，隻要主編不是人浮于事，極少會有選入“中文核心期刊”後的期刊被除名。

摘自“導師的崇高感”事件中贊美導師和師娘的論文圖表

就在今年一月份，在《冰川凍土》發論文贊揚“導師的崇高感”和“師娘的優美感”以及《銀行家》主編的兒子從十歲起就在其父主編的學術期刊刊登散文詩歌都曾引起過輿論的廣泛關注。

上演鬧劇的期刊都是中文核心期刊，而且是比較好的中文核心期刊，尤其是《冰川凍土》，具有世界知名度。那些差得多的核心期刊呢？那些曾經是核心期刊又被剔除數據庫的期刊呢？那些從來沒有進入過核心期刊的中文期刊呢？會不會更嚴重？

說完了學術期刊間的考評，再說說學術期刊自身的運作。SCI的指标确實如很多學者批評的那樣，與其說是學術指标，不如說是期刊傳播力指标。尊重學術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也要重視科學傳播？比如很多普通人都知道NATURE、SCIENCE、CELL（細胞學）、LANCET（柳葉刀）是世界知名學術期刊，但是有幾個人能說出四五個中國頂級學術期刊？

根源何在？在于國内的學術期刊不夠重視宣傳發行，不夠重視科普。

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是屠呦呦等關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發表于中國最好的學術期刊《科學通報》上。過去很多年之後，下載量依然寥寥無幾，直到屠呦呦獲評諾貝爾獎之後，下載量才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

青蒿素論文即使是今天下載量也不高，而且引用/下載比高的驚人，說明主要是同行在閱讀下載

這說明國内哪怕是第一流的學術期刊，主要的讀者也是其他學者，甚至更進一步說是小同行的學者。近年來中國的學術雜志在宣發上有了一個明顯的進步，《科學通報》算是其中轉型比較成功的，這點值得肯定。

但是哪怕是今天學術水平非常高，在中文期刊中又非常注重宣傳的《科學通報》在非基礎科學研究者中的知名度依然相當低，其他的刊物當然就更不用說了。從宣傳自己的科學成果的角度說，我們不能苛責那些更願意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學者。

以“SCI”為中心的評價體系該改了

過去以“SCI”為中心的評價體系在發展中國家非常盛行，簡單來說就是把部分學術評價成本和學術宣傳成本轉移到學術評價體系比較成熟的國家。顯然從行政管理者的角度說，學術評價體系不夠健全的國家進行公平的學術評價和學術宣傳的成本是高昂的，不如從學術評價體系健全的期刊和組織購買服務。

當然這麼做無疑是降低了本國的學術獨立性，而且還要付出巨額的版面費。随着國内學術監督體系的初步健壯、科研投入增加伴随着對學術獨立性的追求以及SCI期刊版面費水漲船高，以“SCI”為中心的評價體系弊病越來越大。

獨立是學術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學術獨立對中國而言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就以此次2019-nCoV疫情為例，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僅一月份以前至少就有30篇以上疑似中國學者（作者姓名疑似拼音全碼或縮寫且作者中有人的機構在國内，有可能是華人被誤判或者其他情況）寫的相關英文論文發表在SCI期刊或者預印本網站上（即審稿同時也向大衆公開），而中文權威論文則少得多。

相比英文預印本網站關于疫情論文的豐富，中國預印本官方平台上截至今年2月2日僅有一篇論文。筆者這裡要強調國内預印本制度方興未艾不能直接和國外進行對比，但是早期中文疫情論文比英文少一些，而且質量差好多則是不争的事實。以至于科技部下發通知要求“各項目承擔單位及其科研人員堅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造成這一現象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SCI至上論”對中文學術期刊造成的制度性歧視。

中國學者在《科學通報》上發表關于青蒿素的論文四十年後，《科學通報》的主編寫下了《寫在青蒿素論文發表40周年》，這篇文章還被轉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文章中說：“中文期刊一樣可以發表領先世界、甚至是摘取諾貝爾獎桂冠的科研成果。”、“我們期待更多中國科學家的原創性科研成果，能夠發表在《科學通報》等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學術期刊上。”

有趣的是該文的作者就是最近屢次登上新聞熱點的高福院士，高福院士有400餘篇SCI（不都是第一作者），最近兩篇關于新冠肺炎的文章分别發表于《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醫學雜志》。

這裡面似乎有矛盾之處，如果對中文期刊有信心，又是中文權威期刊的主編，中國很長時間内又是抗擊疫情的主戰場，那論文應該投在中文期刊才是。即使退一萬步說，《科學通報英文版》也是SCI，隻是影響因子低一些，也可以選擇投稿。

筆者無意就此問題進行道德評價，而是借此指出這種制度性的歧視對我國科學家，乃至對我國的影響有多大。青蒿素首先發表在中文期刊上，中國的下一個諾獎還會出自中文期刊或者中國期刊嗎？從現在的情況看，如果以“SCI”為中心的評價體系不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然的。

以“SCI”為中心的評價體系下不僅國際間學術無法獨立，在國内一樣無法獨立。

2013年，巴西教育部宣布了對四家巴西醫學期刊《巴西醫學聯合會雜志》、《臨床醫學雜志》、《巴西肺病學雜志》、《巴西整形外科雜志》的嚴厲懲處：

一、2010至2012年間發表在該四家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取消參評2013年度巴西研究項目的資格；

二、取消該四家期刊此後在教育部的參評資格，直至它們能夠重新被美國的私人商業公司“科學情報研究所”（ISI，當時科睿唯安還沒收購它）收入SCI數據庫為止。

這四本學術期刊幹了些什麼呢？2011至2012年間，它們由各自主編領銜發表了七篇綜述文章（這是号召投稿學者進行引用的标志，也是最後認定存在舞弊的證據），這些文章通過相互引用該四家雜志2009至2010年間發表的論文，達到提高各家影響因子的目的。

這四本學術期刊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巴西把學術期刊分為七檔，進不了SCI數據庫的期刊隻能排後三檔，而進了SCI數據庫的期刊幾乎是按影響因子分别排前四檔，并按論文檔次和篇數評價研究者。

作為巴西本土期刊，這四本期刊處于天然弱勢，在巴西教育部的規則下，在分級體系中“天然”處于低檔，就得不到優秀的論文稿源；沒有優秀稿源，雜志自然更難提升檔次。

于是這四個期刊為了影響因子铤而走險，最終被SCI和巴西教育部雙重懲罰。“SCI至上論”不但對本土學術期刊造成的制度性歧視，而且危害學術在本國内的獨立。

為了保證學術活動的良好開展，高級科學家應當參與到涉及科研的行政管理中，還應該保證頂級科學家如錢學森能夠對科教行政機構進行相互監督和制約

巴西教育部不僅僅是監管機構，也要為巴西的學術進步負責，也要為巴西的學者和學術期刊服務。但我們看到的是學術監督的權力一旦讓渡給國外期刊，巴西國内的學術監督完全變成一種單向的監督了。

學術監督機構負責按照SCI系列指标制定相關政策，至于這些政策合不合理，由于國内監督機構是國外評價體系的代理人，國内科學家對學術監督機構監督難度的大大提高了，甚至于無從談起。比如說如果有人和期刊主編合謀進行學術不端時，期刊編輯部在不在國内的對于學術不端暴露的概率影響非常大。

SCI系列指标是有用的，也是有害的，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輔助工具。隻有抛棄它，才說明中國的學術監督評價機制真正走向健全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内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将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