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英]格裡高利•克拉克

摘編 | 徐悅東

英國工業革命其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突然。在人口大增的同時，與美國等原料出産者的貿易前途也一片大好，使得英國在1800年前後略微上揚的經濟增長率看來像是一夕之間的經濟巨變。事實上，嚴格來說，1850年的英國并沒有領先美國、荷蘭等其他競争對手太多。

生産率的加速發展來自供給側。有些激勵機制已經存在好幾代人的時間，但人們的反應截然不同。由于前工業英國擁有穩定的私有産權制度，那些激勵便自然而然成為動力。人口的特征透過達爾文的物競天擇不斷變遷。英國能成為先驅是因為它漫長、和平的曆史至少可溯自公元1200 年甚至更早以前。中産階級文化已透過生物機制傳播到社會每一個角落。

《告别施舍》，[英]格裡高利·克拉克著，洪世民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版

但以上觀察結果仍引發幾個問題：為什麼同樣的條件不會讓工業革命同時，甚至更早發生在日本、長江三角洲或孟加拉？歐洲有什麼特别之處？發生工業革命的為什麼是1760年人口隻有600萬的小小英國，而不是有3100萬人生活于複雜市場經濟的日本，或是2.7億人的中國？ 18世紀擁有百萬人口的江戶

（今東京）

可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呢。

近年來，諸如彭慕蘭

（Pomeranz）

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

等名著讓這個挑戰更形艱巨。彭慕蘭指出，中國人口密集的地區（如長江三角洲）多數方面都與1800年代的西北歐相似，如“商業化程度，商品、土地和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市場經濟增長，以及家庭生育和勞動力配置方面發生的更适應經濟增長的變化”。他進一步主張，這些市場發展及專業化的模式本身并非通往“工業化突破”的途徑。兩套經濟結構仍穩穩困在“原始産業的死胡同”，會有增長，但增長隻能擴張人口，無法提升生活水準。

彭慕蘭因此堅稱工業革命不是一個連續發展過程的延續

（這是本書的觀點）

，而是一個突然背離前工業時代停滞型平衡的意外。他認為歐洲發生這場意外的源頭在于兩個地理方面的偶發因素——煤和殖民地。對彭慕蘭來說，阻止世界經濟核心迅速增長的關鍵在生态方面。公元1800年前，所有社會都必須在固定面積的土地上，以可更新為原則生産資源——糧食、能源、原料。歐洲和亞洲的“先進有機技術”在1800年發展到其天然的極限。要大幅提升能源密集物資

（如鐵）

的産出——也就是工業革命的特征——隻有一種可能： 在體系外發現新的能源或原料來源。

歐洲能跳出這一步，是因為人口重鎮附近即有煤礦蘊藏。另外，它還有廣大、空曠的美洲土地可供使用，以一整個大洲的糧食和原料暫時解除了生态限制。這些地理優勢——而非創新潛能的差異——正是歐洲成、亞洲敗的原因。

彭慕蘭認為中國和日本1800年時在土地、勞動力及資本市場方面與英國幾無差異的說法完全正确。薛華

（Carol Shiue）

與凱勒

（Wofgang Keller）

最近針對1770至1794年的谷物市場進行研究， 結果印證了歐洲谷物市場的整合度僅比中國略好。圖 13.1 顯示1770 至 1794 年英國及長江三角洲每年谷物價格與距離的關系。英國整合得較好，任兩個地點的谷物價格較具關聯性，代表谷物在英國當地市場流動得較自由。但差距十分有限。例如在相距 50 英裡的兩地，英國的價格關聯性

（最大為1）

為0.88，中國則為0.77。在這兩個市場，谷物都可以流通到相當遠的地方交易。

但彭慕蘭也被困在前文評論過的亞當·斯密的束縛中。他認為，除非有其他外在因素幹擾，否則光是市場與激勵機制這兩個條件就足以帶動經濟快速增長。以他的推論，如果英國增長了，市場規模相仿、财産權界定也很明确的中國卻原地踏步，那麼問題一定出在若幹外力限制，例如地理條件。但在讨論工業革命時，我已經強調過，工業革命不是亞當·斯密所謂完善市場的産物，而是人們對存在已久之市場激勵做出不同反應的結果。

在這些方面，若觀察活躍的中産階級社會出現時所引發的連鎖效應——特别是教育與利率的水準——1800年時，英國确實領先亞洲。

近來針對中國清朝

（1644—1911）

和日本德川時代

（1603— 1868）

的研究，都凸顯兩者皆非傳統思維認定的那種停滞、技術僵化的社會。尤其，盡管在公元1800年前隔絕于歐洲發展之外——距離及政府政策都是原因——他們似乎和西北歐發生同樣的變化。1600 至 1800 年間，中國與日本的教育水準顯著提升。這些國家遲早會有自己的工業革命。棉花直到中世紀晚期才引進日本，而且在德川時代之前乏人種植。但到 17 世紀末，盡管當時日本仍是海上孤島，國内棉紡織業已經以大阪為中心興起。雖仍是手工産業，但已能取得充足的水力，使日本終究能與工業革命英國的創新不期而遇。

不過，雖然這些社會也在通往工業革命的路上，前進的速度卻比英國慢，到19世紀末結束鎖國政策時，走得也沒有英國遠。

1800 年時亞洲的中産階級情況如何？

1800 年時，就社會特征而言，日本是最接近英國的亞洲經濟體。雖然日本有可能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工業革命，但在1603年進入德川時代之際，日本社會的情景較類似中世紀英國，而非1760年的英國。例如當時的利率仍然偏高。17世紀中葉，日本大名

（各領地的最高長官）

收取的貸款利率為 12%—15%，就連有擔保的貸款也一樣。17世紀末期發展成形的銀行體系将有房屋等實物保證的貸款利率平均定在15%，但信用較好的借款人或許可以拿 到較低的利率。

德川幕府時代初期，日本人的識字水準似乎也比較低。當時一般隻有僧人識字，書面記錄隻用于記載土地持有等重要事項。至于算術能力，從葡萄牙耶稣會教士陸若漢

（Joao Rodrigues，或譯胡奧·羅德裡格斯）

1577 至 1610 年的赴日記錄中，我們得知日本社會的算術能力與中世紀或羅馬世界相仿。論及日本沒有瘟疫等疾病、連平民老百姓都很長壽的時候，陸若漢寫到消息提供者信誓旦旦地表示：“以前北國地區有一個男人活到700歲，我們碰過一個可靠的基督徒就見過他，很多其他非基督徒也認識他……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肥前國的地陸鎮上也住着一位勇健的男人，他已經130 歲了，還在下棋呢。”但到德川時代，一如英國的情況，識字能力開始透過社會階層穩定傳播。1700年時，每一版書籍的印量已達萬冊之多，甚至出現營利的圖書館來滿足大衆的需求。及19世紀時，“寺子屋”

（terakoya，鄉村中教兒童讀寫及數學的場所）

設置的頻率愈來愈高。1804年以前，這樣的學校有558 所；1804至 1843年間又設立了3050所，1844年至1867年再增加6691所。寺子屋的貢獻卓著，到 1868 年明治維新之際，日本男性的識字率估計已有 40% 至 50%，女性則在 13% 與 17% 之間。不過，這個比例仍比工業革命前夕西北歐的識字率遜色不少。

印度、中國和朝鮮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也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保有更多中古歐洲或古代世界的面貌。

近來學者對于1800年左右印度與英國的相對生活标準争執不下。這并不能告訴我們英國和印度誰的技術發展程度較高、誰又較具增長潛力——看過本書第一部讨論的馬爾薩斯經濟便一目了然。不過，印度在公元1856年前的工資報告付之阙如，卻足以回答當時印度和英國社會誰的發展程度較高的問題。

在英國，我們從1209年起就有實際工資的資料，1275年後資料來源更是充足。18世紀時，全英數百個城鎮都有工資資料。教會委員、城鎮法人、負責養護橋梁或看守監獄的郡級官員、付錢維修房産的倫敦基爾特、王室家庭、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大型宗教機構、慈善機構、牛津和劍橋大學，以及民間顯要的大戶，都會申報工資。因此我們不僅可以計算工資，還可計算各行各業的工酬、每周工時、不同地點的工資，1800年後甚至還可推算每日工時。

相較之下，幅員遼闊，1800年時人口至少為英國10倍的印度，19世紀前有關工資、物價和人口的記錄少得令人難以置信。

若再排除荷屬、英屬東印度公司以及英國旅人的報告，那麼1200至1856年間可取得的實際工資報告就隻有《阿克巴律例》

（Ain-I- Akbari）

這部莫卧兒國王阿克巴于1595年撰寫的記錄，帕沙薩拉希

（Parthasarithi）

沿用之1768年及1800—1802年泰米爾納德（Tamil Nadu）檔案中的少許報告，以及1820年左右浦那

（Pune）

地區馬拉地人

（Maratha）

留下的資料。1209年中世紀英國的記錄，比18世紀印度的記錄詳實太多太多了。

欠缺文件記錄的事實反映出19世紀印度社會的識字水準，恐怕不比中世紀英國高。印度遲至1901年才做的人口普查就顯示當時男性的識字率隻有 9.8%，女性更低到0.6%。

還有另一個可以證明印度南部的技術在前工業時期不進反退的證據，就是該地區的建築。維賈亞納加爾

（Vijaynagara）

，即1336至1660年間雄踞印度南部全境的維賈亞納加爾帝國的首都，1563年被洗劫一空後即遭廢棄。這座廢墟現為亨比村

（Hampi）

的所在地，盤踞整整 9 平方英英裡，村民皆蜷伏在壯觀石拱廊與神廟間的簡陋住所中。盡管這座遺迹的規模及其精巧的裝飾紋樣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建築技藝的複雜度比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建築要簡單許多。約于公元 125 年完工的羅馬萬神殿有座直徑43米的圓頂，1436年完工的佛羅倫薩大教堂圓頂跨度達42米。這些建築需要的設計及建造技術是維賈亞納加爾的建築望塵莫及的。

維賈亞納加爾帝國（又譯“ 毗奢耶那伽羅帝國”）遺址

1800年時，中國的社會複雜度似乎介于日本與印度之間。美國農經專家蔔凱

（John Lossing Buck）

1929至193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 中國男性的識字率約為30%。由于1882年至1930年間，學校教育的普及度似乎沒有改變，所以這個比例可能和 1882 年的男性識字率差不多。這個觀察讓羅友枝

（Evelyn Rawski）

推論，中國清朝末年是個“發達、複雜的社會......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顯著現代特征”。但19世紀中國的“發達”與“複雜”仍隻達到英國17世紀的水準而已。

清代大衆教育的主要管道是鄉村層級的慈善性學堂。據羅友枝的研究，由于這類學堂的數量在1750至1800年與1850至1900年之間幾乎增加一倍，代表18世紀末的教育普及度很可能隻有19世紀末的一半，也就是說，1800 年的男性識字率可能低到15%。而這也意味着，盡管就以前工業社會來說，中國的教育水準相當高，但比起工業革命興起時西北歐的教育水準，中國仍難望其項背。

蔔凱發現1921至1925年中國各地土地的平均回報率約為8.5%，表示當時的中國更像早期社會，而不是1800年時的英國或荷蘭。另一份調查韓國1740至1900年土地回報率的研究也發現，這段期間的回報率很少超過10%。

因此，英國1800年時的亞洲對手，無論日本、中國或印度，在建立中産階級社會方面似乎都落後。不過，這些社會

（或至少日本和中國）

都不像亞當·斯密或馬爾薩斯所想得那般停滞，它們也依循着與西北歐相同的途徑演進，至少在教育普及方面是如此，隻是發展程度沒那麼高罷了。

亞洲為什麼會落後于歐洲？

前文強調，英國的社會演化具有生物基礎，是在一個制度穩定、私有産權确立的社會中，經由選汰作用的幸存者所驅動。這會引發一個問題：既然中國和日本的财産權從更久以前即維持穩定，同樣的演化過程為什麼沒有先在中國和日本發生并産生同樣的結局？

由于中國和日本1800年前的人口資料有所不足，印度的資料更是幾乎阙如，讓我們不得不擅加揣測。不過我們可以提出兩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令人意外地，1300至1750年，馬爾薩斯陷阱對英國的束縛似乎比對日本或中國緊得多。表 13.1 顯示這三個國家在1300及1750年前後的估計人口。曆經450年，英國人口僅些微增長，日本和中國則分别增加4倍和接近3倍。馬爾薩斯限制緊咬着英國不放，對亞洲則比較寬松。因此前工業英國面臨的選汰壓力确實比較嚴峻。

中國人口增長快速的部分原因是它向來是一個開疆辟土的社會，人口不斷從中原向西、南方人口稀少的地區遷徙。因此，據估計中國在1770年的耕地面積已從1393年的6200萬英畝增加至1,58億英畝，這就是人口增長的主因。相較之下，英國在 1750年的耕地面積與1300年相差無幾，沒有土地可以拓展。而日本的人口能夠如此大幅擴張，則是拜稻米産量大增所賜。

英國和中、日兩國的第二個不同點在于收入對于中、日兩國生育率的影響似乎比英國輕微得多。中國和日本的富人似乎不會像英國富人那般常往較低階層流動、帶入中産階級的态度和文化。可惜的是，我們所觀察的這兩國的有錢人都是世襲的貴族——日本的武士和中國清廷的貴族。若能研究較富有的平民會更有助益，但這些資料很難找到。

以日本來講，我們可以透過武士階級的收養記錄來了解其生育成效。為維系血脈，死前或退休時膝下無子的家族首領會采用收養的方式。我們研究的武士是官職世襲的地方官員，俸祿大多在50至15000石米不等。因為10石米相當于17世紀英國一名工人的年薪，可見這些武士相當富裕，就算以英國的标準衡量亦如是。

但這些家庭收養的比例相當高。以日本總人口增長迅速的 17世紀為例，當時的收養率為 26.1%，這意味着武士階級的生育率與18世紀英國的有錢人相同。但18世紀時日本武士的收養率升高到36.6%，表示當時武士的淨生育率和英國隻擁有4英畝地或一間農舍的平民相當。19世紀的收養率甚至高達39.3%。圖13.2顯示各世紀日本武士膝下有子的比例與财富的關系，對照英國在1620至1638年的比例。武士的平均财富可讓他們置身英國資産最高的階級。因此在1700年以後，他們的生育率比英國富有人家低得多。

因為有55%淨替代率為1的英國男性有兒子還活着，這就表示在 1700 年後，即人口增長陷于停滞的時期，武士階級盡管财富可觀，淨替代率卻隻略高于日本的一般人口。因為被領養人絕大多數是來自多子武士家庭的幼子，前工業時期的日本并未發生大批無職位武士湧向平民階層的現象。

在中國，精英階層生育率的事證來自大清帝國皇室的宗譜。這個群組是1644至1840年居住于北京的皇室家族成員。王豐

（Wang Feng）

、 李中清

（James Lee）

及卡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

統計該群組長子出生的年代

（十年一計）

，以及每位壽命45歲以上已婚男性（包括一妻及多妻的男性）的總生育子女數。圖13.3即以這些資料繪成，概略呈現出所有皇室男性的“總生育率”。這個比例從18世紀初的7%左右一路下滑，1750 至1849年間平均隻有4.8%。

這個比例固然比前工業時代中國男性僅約4.2% 的總生育率高，但差距有限。圖中也顯示 1790年前英國男性的總生育率

（約 4.75%）

，以及從17世紀遺囑樣本獲知的富有男性總生育率

（約8.1%）

，這兩者的差異就明顯得多。

從日本與中國富裕階層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某些特定群組中，有錢人似乎占有繁殖上的優勢。不過，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優勢比前工業時代英國的有錢人薄弱許多。我們手邊的資料尚不足以說明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但事實擺在眼前：不斷沖擊前工業時代英國向下流動的浪潮，對中國或日本來說隻是一抹漣漪。

因此，“為什麼是英國？為何不是中國、印度或日本？”這個問題應該可以這樣回答：中國和日本，由于定居農業制度穩定而悠久，1600至1800年間也各自步入與西北歐類似的軌道。它們并非停滞不前的社會，隻不過發展過程比英國慢。這或許是兩個重要因素所緻——1300至1750年間，中國和日本的人口增長比英國更快；但兩國的人口結構賦予有錢人的生育優勢又不如英國。因此，我們可以這麼推測：英國的優勢來自于1200至1800年間，與取得經濟成就相适應的價值觀透過文化——甚至基因——迅速傳播至社會的各個角落。

本文摘選自格裡高利·克拉克的《告别施舍》，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李陽

校對 |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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