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中國曆史上婦孺皆知的大人物。

曆史對他的定位，一般冠以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發明家、文學家的稱号。

說他是政治家，是他擔任蜀漢丞相，治國很有一套；說他是軍事家，是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目光，很早就替劉備規劃了三分天下的戰略目标；說他是外交家，是他在聯吳抗曹活動中表現出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外交活動，有張儀之辯、蘇秦之才；說他是發明家，是他發明了連弩、木牛流馬等等出人意表的科技作品；說他是文學家，主要是有前後《出師表》流傳後世。

《前出師表》寫于建興六年（228年），這一年，由于諸葛亮之前勵精圖治，已使蜀漢境内呈現了興旺景象，且又平定了南方叛亂，為了收複中原、實現全國統一，諸葛亮決定北上伐魏，奪取涼州。

臨行之前，諸葛亮陳書後主，以懇切委婉的言辭勸勉後主要廣開言路、嚴明賞罰、親賢遠佞，以此興複漢室；同時也表達了自己以身許國，忠貞不二的思想。

當時形勢，蜀魏兩國實力懸殊，但諸葛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铤而走險、百折不回，慨然表達出“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的北伐精神。

所謂文以言志，諸葛亮不畏艱險、以身許國的精神使此文充斥了獨特而巨大的感染力，從而流傳千年而不朽。

不過，這次北伐行動虎頭蛇尾，以失街亭告終，史稱第一次北伐。

回到成都，諸葛亮引咎責躬，厲兵講武。

同年冬，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空虛。

諸葛亮觑準時機，再上《後出師表》，準備進行第二次北伐。

與《前出師表》相比，《後出師表》的重點放在了表達軍事方略以及對此次北伐持有反對意見人的駁難上，行文滔滔不絕，極有氣勢。以清人餘誠的話來說，是“頓挫抑揚，反複辯論，似是平列，而文義實由淺入深，一氣貫注”。

最難得的是，行文至最後，又起波瀾，以一句“夫難平者，事也”勾起讀者深思，再列舉了赤壁之戰前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要求蜀國上下要有失敗亡國的準備，同時也要有統一全國的信心，在“凡事如是，難可逆料”的情況下，表達出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思想，同樣極具說服力和震撼效果。

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評價《後出師表》，稱：“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南宋詩人陸遊也賦詩評價此表文，雲：

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舟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鬓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前後《出師表》都被收錄入《古文觀止》，成為了諸葛亮的傳世名篇。

不過，陳壽的《三國志》中隻收有《前出師表》，并沒有錄入《後出師表》。

《後出師表》是南朝人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附加進去的。

裴松之特别補充說明，此表引自《漢晉春秋》，為“《亮集》所無，出張俨《默記》”。

裴松之的說法是，《後出師表》并不見于《諸葛亮集》，乃是錄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而《漢晉春秋》又錄自與諸葛亮同時代的張俨所著《默記》。

裴松之的補充說明讓人浮想聯蹁，有人因此懷疑《後出師表》并非出自諸葛亮之手。

清人錢大昭在《三國志辨疑》中就大膽質疑，認為《後表》屬後人僞撰。

錢大昭說，習鑿齒将之收入《漢晉春秋》欠考慮，陳壽《三國志》不載此文“極有卓見”。

的确，陳壽作為蜀國人，他所收集諸葛亮的事迹和文章應該是很齊備的，《三國志》沒有錄入《後出師表》，這就很說明一些問題了。

另外，前後《出師表》的文風迥然不同。

清代學者黃式之就說：“《前表》悲壯，《後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辭簡，《後表》意窘而辭繁。”

《前出師表》作于“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諸葛亮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壯情懷，決意要“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可謂壯懷激烈、意氣風發；而《後出師表》言辭消沉、沮喪，所強調的“凡事如是，難可逆料”的觀點，顯得對北伐缺乏信心，對前途悲觀渺茫。　

當然，最明顯的硬傷還不是這個。

《後出師表》提到了很多史書不載的事件，比如曹操危于祈連、僵于黎陽、幾敗北山等等，又說劉繇、王朗各據州郡，連年不征不戰，坐使孫策據有江東，這些都是史書上沒影兒的事。還有，《漢晉春秋》有提示，說《後出師表》是建興六年十一月諸葛亮所上，即第二次北伐之前。而以文中的内容看，諸葛亮所作天下大勢的論述，是極符合當時的背景的。因為，在第四、五次北伐之前，蜀吳已經恢複聯盟關系，而《後出師表》隻字未提，可見此表就是寫于第二次北伐之前。

但第二次北伐之前的建興六年十一月，以《三國志•趙雲傳》所記趙雲“建興七年卒”來看，老将趙子龍應該還健在。《後出師表》卻說：“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命、鄧銅等及曲長屯将七十餘人。”

趙子龍是蜀漢極有名望的大将，也很得諸葛亮所倚重，諸葛亮沒理由在趙子龍尚在人世的時候就詛咒他已經死了。

而且，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人，均不見史書記載，可見《後出師表》為後人僞造，僞造者對三國曆史不熟悉，在胡編亂造，以混淆視聽。

綜上所述，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後出師表》是一篇僞作。

但是，近來有很多史學家對《後出師表》進行深入的研究，最後認定，《後出師表》同樣屬諸葛亮作品。

這些史學家提出，陳壽的《三國志》未收錄此文并不能就此說明此文屬于後人僞造。

要知道，陳壽所寫的蜀漢史料，主要依靠司馬氏從成都運回洛陽的蜀漢政府檔案，而這些檔案在公元264年鐘會成都兵變後已經散佚嚴重，《後出師表》很可能就在散佚之列。

而且，誠如前文提到的，《後出師表》重在分析形勢，關乎軍事機密，又不似《前出師表》那樣對北伐前景充滿信心，而是以沉重的心态陳述“凡事如是，難可逆料”的渺茫前景，實不利于鼓舞軍民士氣，所以沒有公開宣示，後又亡佚于成都之亂，陳壽沒有看到，當然無法收入《三國志》了。

裴松之為《三國志》補注，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因為《三國志》“失在于略，時有脫漏”。

人們依據裴松之所說“《亮集》所無，出張俨《默記》”而對《後出師表》的真僞産生懷疑，但裴松之之所以要補錄《後出師表》，恰恰是因為他本人相信《後出師表》屬諸葛亮真作。

人們認為前、後《出師表》氣勢大異，進而懷疑兩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這樣的想法，是有問題的。

君不見魯迅評論陶淵明的詩時所說，“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将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風格不也和“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的截然不同嗎？難道我們可以據此懷疑它們不是同出陶淵明之手？

至于曹操危于祈連、僵于黎陽、幾敗北山等事；以及趙子龍死于建興六年；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人史不見載事，均可能是陳壽作《三國志》缺失和失誤所緻。

以趙子龍死亡時間論，建興六年（228年）春正月諸葛亮第一次北伐，趙子龍、鄧芝作疑軍而據“箕谷”要隘，被曹真擊敗後，夏天退回褒斜谷，秋天在褒斜谷内的赤崖屯田，其後的活動一概不見史載。以此推測，年近七旬的老将軍趙子龍應該就是死于建興六年的冬天諸葛亮上《後出師表》前。陳壽記趙子龍“建興七年卒”，是因為趙子龍的靈柩是建興七年春才運回到今四川省大邑縣其家鄉安葬的。

所以說，《後出師表》不但确為諸葛亮真作，還足以反過來糾正了陳壽所記趙子龍的卒年的史學錯誤。

想想看，将《後出師表》收進《默記》的張俨是與諸葛亮的同時代人，對諸葛亮的生平事迹非常熟悉，如若《後出師表》為人僞撰，張俨又豈會輕信？

而且，《後出師表》中所表達出來“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思想，根本就是諸葛亮的鮮明寫照，作僞者如果真有這樣的文筆和情懷，就不應該是一個藉藉無名之輩；而若不是藉藉無名之輩，則身為與諸葛亮同時代之人，又何屑于做這種托名僞造之事？再者，當時尚無稿費之說，這麼做，隻是成他人美名而于己無益，又哪裡值得如此這般殚精竭慮、絞盡腦汁去作一篇僞文？作這篇僞文的動機又是什麼？

人們根據曹操危于祈連、僵于黎陽、幾敗北山等事，以及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人不見載于《三國志》而質疑《後出師表》為僞作，這是犯了先入為主的錯誤思想，以一切三國事必須《三國志》所記為真，殊不知《三國志》也有錯漏缺失。

設身置地想一下，如果《後出師表》屬僞作，則作僞之人肯定要處處顯示其真、不敢稍露作僞痕迹，必不敢虛構出子虛烏有的曹操危于祈連、僵于黎陽、幾敗北山等事以及子虛烏有的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人以自示其僞。所以說，曹操之事、陽群之人不見于載，實屬《三國志》記載的缺漏，為史界之憾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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