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撒貝甯主持的電視公開課《開講啦》中，一位觀衆的提問引起不少人關注。他向中國農業曆史博物館館長樊志民描述了自己的狀态和疑問：不知道分清五谷有什麼意義？

樊志民館長開玩笑說：有一個辦法能夠很容易體會到五谷的意義，今天中午别吃飯，到下午還說感覺不到意義的時候，晚上繼續别吃飯，到明天早上再問問自己有沒有感覺到意義。

玩笑過後，樊館長繼續道：“我們可以不知農，不事農，但是所有的人不要輕農。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我們每年的一号文件永遠是和農業有關的，這樣一個理念，實際上是中華民族一個偉大的理念，叫農為政首。”這一回答引發無數觀衆共鳴并沖上熱搜。

現代日常生活中，和這位觀衆一樣分不清五谷，也不明白分清了又有什麼意義的人其實有很多，樊館長表示，“從事農業研究以外的人，得有九成都搞不清”。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太習以為常了。當一樣東西對我們的影響無處不在時，我們通常是渾然不覺，就像陽光、空氣、土地，五谷也是這樣的存在。

就拿一碗面來說，我們吃進肚子裡的時候，很難想象小麥這種作物，5000多年前從遙遠的西亞進入中國新疆，3500多年前再從新疆進入中國内地，經曆了數代人的傳遞，才有了我們眼前的這碗面。

意義都是從了解開始。一碗面的意義、五谷的意義、農業的意義、甚至中華文明的意義，其實都可以從分清五谷開始。

主糧五谷

五谷是個廣義概念，在古代特别指下面五種糧食作物：黍(shǔ)、稷(jì)、菽(shū)、麥、稻。黍、稷、菽這些字看起來陌生，其實離我們很近。

黍即黃米，大約一萬年前，我們的先民逐漸走出漁獵生活，在黃河流域附近定居，開始了這種農作物的種植。時空跨越了一萬年後的今天，它在張家口以北地區仍是人們的主糧之一。

稷指小米。我們熟悉的唐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中的粟就是稷、小米，在中國第一部農書——北魏的《齊民要術》中，記載了小米的種類多達86種，是當時絕對意義上的主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前期。

麥即我們今天餐桌上最常見的面食，原産西亞，大約春秋時期通過西域、河湟地區傳入中原，到關中地區後，它找到了最佳歸宿地，其品質大大超過了原生地。

在西亞，麥子為春小麥，春播秋收。而關中的麥子為冬小麥，秋播夏收，生長周期更長，飽滿地吸收了四季精華，因此口感更好。

菽為豆類的總稱。在唐以前，無論南北方，糧食都是以粒食為主，沒有磨的過程。直到石磨盤的廣泛應用，令兩種糧食的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小麥地位上升，豆類地位下降。

石磨盤加工的小麥，發展出精細化的面食，這對北方影響非常巨大，飲食方式上開始和南方有了明顯的區分。并導緻豆類逐漸由主食變為豆腐、豆芽等副食，以至于近古時期，它被排列在了五谷中的最後一位。

和西域傳進來的小麥不同，水稻是土生土長的主糧。它在唐朝安史之亂後經曆了一次重要的邊界拓寬。

當時北方的農業生産受到嚴重破壞，人口大量南下。高素質的勞動力和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令南方的農業得以充分開發，南方因稻成為富庶的代名詞，人們用“蘇湖熟天下足”形容江南一帶，用“湖廣熟天下足”形容長江中遊一帶等。南稻北麥的局面自此形成，并一直延續到今天。

五谷的智慧

五谷種植、農事生産可以說是一項最為磨練人耐性的工作，種子撒下去，要經過漫長的等待，精心的照料，你絕不能心急，一旦拔苗助長，隔天它就會死掉。就是在這樣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中，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農民們逐漸總結出非常理性的判斷。

在《齊民要術》中有“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一說。大意是種植農作物要順應天時，考量地利，就可以花很少的力氣而獲得最大的成功，如果任意操作，違反規律，将徒勞而一無所獲。

在《呂氏春秋·審時》中有“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一說。意思是農作物的生長是在天、地、人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結果，地生萬物，天養萬物，人則起到組織管理照料的作用。

不難從中體會到古人應對世界的方式，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并且從未把自己當做可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角色，這些從農業而來的理念，代代傳承，注入到我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潛移默化地構成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農業的智慧除了體現在文獻中，還更加具體地體現在當時最先進的科技成果的運用中。

随着經驗和判斷的不斷累積，古人逐漸有了一套基于樸素的數學、幾何學和天文學而生的曆法，配合對糧食作物的了解，才會知道什麼時令種什麼，什麼時令收什麼。

又在物理學和工程學的成果——風車、水車、溝渠的助攻下，得以擺脫靠天吃飯的狀态，不至于下雨太多澇死，不下雨旱死。這種智慧影響着古人的日常生活，也一直延續到現在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華文明延續的基礎

由農而生的技術，總結的經驗，形成的地域飲食文化，以及古人面對天地自然的世界觀等，是一個農耕民族文明延續的原動力。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中華文明世界上唯一能持久延續發展的古老文明”。樊志民館長認為，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農業沒有犯颠覆性的錯誤，這主要得益于我們的農業條件。

從益農的環境來看，四大文明中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其河流基本上是南北向，印度河和恒河雖然有一點傾斜，但考慮到南亞海拔上升得很快，相當于南北向河流。而中華大地上所有主要的河流，黑龍江、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基本上都是東西向的。河流的走向能夠說明什麼呢？

在樊志民看來，南北向的河流垂直于緯度，随着緯度的變化，上中下遊會形成不同的農業類型，這在早期的曆史中，會形成一些重大的矛盾和沖突，就有可能導緻文明毀滅。

而東西向河流平行于緯度，在這樣一個流域中，上中下遊是同一個農業類型，比如山東、河南、陝西、甘肅都是小麥地帶，從上海到四川都是稻米地帶，這構成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基本農區。

同一類型農業區域面積的最大化，令中華文明的耐受力很強，北方歉收，南方則豐收，不會因為一場災異而徹底毀滅。

在很多人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中，日常受到的影響中，我們日益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大家正處于工業信息化爆發的大時代，農業的輝煌時代已經過去，農業是保守的、滞後的，能否分清五谷自然好像也就沒有什麼意義。

但我們換個角度想一下，作為一個個體，其實可以沒有手機，可以沒有電，可以沒有汽車，甚至可以沒有房子，但永遠不能沒有糧食。一頓不吃飯可以，卻不能兩頓、三頓都不吃飯。

當我們餓肚子時，就會明白農業對我們而言是多麼重要，古老的黍、稷、菽、麥、稻是多麼偉大，培育它們的古人是多麼智慧，以及通過絲路、海路進出的其他谷物、瓜果、蔬菜的傳播是一個多麼開放的過程。

也許我們可以不知道五谷是哪五谷，但一定不能輕慢我們的農民，不能浪費每一粒糧食，一粥一飯，都當思來之不易。

參考資料：

《開講啦：中華五千年文明不斷的密碼是什麼？》

樊志民《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中國農業》

樊志民《中華飲食文化》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