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曆史上最有神秘感的先秦著作，恐怕非《山海經》莫屬了。這部充滿怪獸、鬼神和奇聞異事的作品，不僅用大膽豐富的想象力，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充滿神秘氣息的玄幻世界，而且非常具體地描述了上古中國的天文地理、風土人情、科技醫藥，甚至巫蠱和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對于這部著作的價值，學術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議，有些人覺得《山海經》就是一部奇談怪論，胡編亂造的神話故事，沒有什麼實際價值。也有的學者認為，《山海經》就是一部巫書，是對巫術理論和效果的記錄，魯迅先生就持有這種觀點。

但更多的學者卻認為，雖然《山海經》裡的故事荒誕離奇，但卻提供了大量上古中國社會和生活狀況的信息，對全面認識上古中國的思想形态和生存狀況有着非常重要的價值，有些專家甚至認為《山海經》的學術價值并不亞于《史記》。

比如西漢時期的劉歆，他在給漢哀帝的奏章中就充滿感情地把《山海經》稱為：

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

看來在這位通才碩學的大儒眼中，《山海經》的價值是和參與百家争鳴的，各位賢明的思想等價的，不僅有價值，而且還真實可信。

雖說《山海經》一直被人們看重并研究着，但它的作者，卻和這部著作一樣充滿了神秘感。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尚無定論，很多版本的《山海經》都會在作者處，标注佚名。幾千年來，學者們對《山海經》作者進行了堅持不懈地考據，并且不斷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有些學者推測，最早編寫《山海經》的人，很有可能是被舜流放到幽州的共工。理由是作為水利工程家族的繼承人，共工應當是走遍了祖國大好河山的，而且從古代傳說看，共工是水神，是最容易與神鬼怪獸這樣的靈異事件有牽連和溝通的，況且他到幽州以後，也沒什麼事情，有大把的時間坐在拒馬河畔寫書講故事。

不過這隻是個傳說，沒有可靠的依據，再說共工那個年代，是否真的已經有了可以用于記錄的文字? 如果沒有文字作媒介的話，就算共工有著書的心思，也沒有實施的可能，頂多也就是把故事講給周圍的人，然後口口相傳下去。

漢代的大儒們，對《山海經》的推崇，似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在他們心目中，《山海經》就是出自大禹之手的帝王之言。西漢的劉歆曾上表對皇帝說：

禹别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

言下之意：《山海經》就是大禹和伯益兩個人一起寫的，是确有其事的聖賢之書。

二百年後，東漢的王允在《論衡》中為劉歆的結論提供了論據：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

大禹和伯益這對治水工作上的好搭檔，一個負責治理水患，一個負責記錄奇風異俗。正是因為他們經曆了千山萬水，看遍了世間百态風情，所以才能寫出《山海經》這樣的作品來。

但是漢代大儒們看似天衣無縫的論證，很快被後世的學者看出了破綻：《山海經》中的有些地名，如：“長沙”、“零桂”等都是秦漢以後才有的地名，幾千年前的大禹和伯益是怎麼知道的？如果不是大禹有後知五千年的預測能力，那必定是漢代大儒們對書稿做了策劃和編輯。

後來，又有學者提出來《山海經》是戰國時期的楚人編寫出來的。理由是，楚地被認為是保留了夏朝的巫文化，并且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巫術都非常盛行的地區。既然大家對《山海經》是一部巫書的說法并不否認，那麼由戰國時期的楚人對這部著作進行了延伸和優化，也應該是個大概率事件。

于是，有些喜歡上綱上線學者開始飄了，宋代的朱熹就公然表示《山海經》乃附會《天問》之作。不知道屈原大夫聽到這個論點會不會發愣，畢竟從《山海經》的内容看，的确是更貼近于大禹時代，如果說屈原在寫《天問》的時候，借鑒了《山海經》，可能會更貼近實際情況吧。

也有另一個比較微弱的聲音說，《山海經》是戰國時期的大陰陽家，齊國人鄒衍編寫的。但不管怎樣，《山海經》的内容，在戰國時期被完善了的觀點，還是被現代人所認同的。

争論到了清代，似乎學術界有了折中且統一的認識。清代學者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寫道：

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學行于漢，明于晉。

也就是說《山海經》内容的來源，始于大禹和伯益（或許會更早），在周代和秦代一直廣為流傳，到漢代時研究達到了巅峰，而到晉代已經基本上定型了。

到了近代，普遍認為《山海經》是一部以浪漫玄幻風格描述中國上古曆史的，曆經了漫長創作過程的作品。全書18卷中，有14卷定稿在戰國時期，4卷定稿在西漢。

雖然《山海經》被認為是先秦時期的經典文獻，但它的創作過程，卻曆經了數千年的時間，被無數無名或有名的作者編纂和修改過，一個“佚名”包含了無數人的心血與才華，傳承的過程滿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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