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郝永慧 記者/志文 劇照攝影/于音

《等待·戈多》

時間：2014.12.3-12.10

地點：東宮影劇院

導演：羅巍

演員：姜哲元、杜虔行、李唫等

《等待•戈多》上演的第一天是媒體場。演出結束後，羅巍走上舞台和觀衆見面，頗有些腼腆地說道，“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希望大家多提意見”。短促的尴尬之後，飾演波卓的演員李唫開了口：“謝謝大家！” “對，謝謝大家……”羅巍應道。

隔天再見，是在使館區河邊一個幽靜得隻有掃路工才會不時經過的小咖啡館裡。依照那天晚上羅巍的表現和這一日談話的地點，我想對話一定會進行得相當艱難；說實話，還從來沒見過這麼沒有氣場，如此不善言辭的導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見面未到三分鐘，羅巍就已經在自己的主場射了好幾次門，健談得甚至讓人有點兒吃驚——而且，不得不說，還是相當優雅的那種。“媒體場那天很多人都在玩兒手機，但是奇怪的是，後面沒有一場是這樣的。可見這些有知識的人對“等待戈多”這個本兒有多深的偏見。”

三分嘲諷，三分無奈。剩下四分應該是冷靜，理性的思考。這就是我所觀察到的神情，人的和戲的。

不是“等待”也不是“戈多”，而是“人類”

談到自己的初衷和對這個戲的想法，羅巍說得最多的似乎不是“等待”，也不是“戈多”，而是“人類”。這樣一個大而無當的概念不免讓人生疑，而面對這個概念，羅巍并沒有選擇“拆卸”和“組裝”，而是直面戈戈和狄狄、波卓和幸運兒慘淡的人生。

《文周》：你怎麼看待自己的這版作品“忠實”于貝克特的一面？

羅巍：忠實在于從文本本身來看改動是非常微弱的。改動最多的是比如說把古羅馬的一個詩人的名字換成李白，把凱撒的名字換成了奧巴馬，最多也就是做一些這樣的置換和調整。所以幾乎所有的語言都是來自于我們的翻譯本。當然我綜合了好幾個本子，然後做了一些調整。我們完全沒有另外的解構，解構也是完全按照原著，隻不過做了一些删減，删減比較厲害的部分就是等待，尤其是第二幕。還有一個方面，我們現在所呈現出來的本身就是貝克特先生劇本當中存在的東西。有很多觀衆都會有這樣的疑問，說這出戲怎麼會排成這樣？不是很枯燥麼？不是根本就沒法看的麼？不是沒有什麼故事麼？為什麼你們這一版什麼都有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因為很多人本身是帶着他腦子裡既有的“觀念”去看的這場戲，他覺得他已經知道荒誕派戲劇是什麼樣兒了，所以他看不到别的東西。實際上我們所有的東西，包括人物，事件，包括劇本的結構，都完全沒有被打亂。所以可以說非常忠實，可能還沒有什麼版本像我的這部這樣忠實。

《文周》：你在《等待•戈多》當中想表達出什麼和原劇不同的東西嗎？

羅巍：如果說颠覆，我覺得是相對于這個戲以往的演出的曆史，以往大家基本上都是在關注所謂人類等待的虛無，人生就是一個等待的過程，是無聊的，諸如此類。而我們這一次認為，“等待”這個命題對當下的人類已經不是一個有危機感的東西了，因為我們有咖啡，有書，有電影，有女朋友，有别墅，所有這些光鮮亮麗的表象都在幫助我們忘記和回避我們的存在。我不是想要回答“戈多是誰”這個問題，我是想展示一種關系，也就是戈多對于這兩個人來說意味着什麼？為什麼人類要找東西拴住自己？這是我們想要表達的核心問題。

之前有很多業内人士，甚至是戲文系畢業的我的師兄師姐，在談到這部戲的時候，他們還以為這個戲隻有兩個人，由此你就能看出人們對這個戲的誤解和偏見有多深。實際上波卓和幸運兒的篇幅是占得相當之大的，如果說這兩個人沒有了，等待戈多也可以演，就是演兩個人在那兒等，可是為什麼貝克特先生要把這對奴隸和奴隸主放上舞台？這才是當下的人類可怕的處境。這兩個人一直在走路，幸運兒身上背了極其沉重的行李，而且不放下來。他有放下來的權利，但他自己放棄了，這就牽扯到當下的人類一個很切身的命題，也就是你如何選擇你的人生，要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很多人為了求得安全感會希望負重，覺得我的人生在這種情況下才有意義、有價值，我是被肯定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說世界将會變成一個大市場，而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退化成一種交易關系，市場關系。所以我想我颠覆的并不是貝克特先生，而是我們以往對這部劇的觀念，以為等待才是這部戲要說的東西。而我覺得恰恰相反，這出戲的人物關系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我說的是尊嚴”

要說劇中最惹眼的，莫過于舞美布景。羅巍對他的布景有一種“漫不經心”的認真。“您的這些舞美，有什麼含義在裡面嗎？”“沒什麼特殊的含義，”——這往往隻是開頭，接下來——好像有不止一層含義。雖然在我看來，整個舞台上似乎總是隐隐約約有那麼一股“政治氛圍”，但羅巍強調，那隻是他想表達的其中一個問題。“政治隻是交易的一個方面，我說的是尊嚴。”

《文周》：舞美中的的那座雕像其實被原劇本稱作“樹”，這種轉換的構思是什麼？

羅巍：它并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首先，這個劇本本身有一個很強烈的特質，就是很多東西都是不确定的，比如戈多是誰，什麼時候來，等等。所以在整個演出當中也會有很多指鹿為馬的東西，比如白蘿蔔、胡蘿蔔，拿出來的是葡萄幹，鞭子叫普拉達，籃子叫LV，包括雕像，我們管它叫樹，但具體是什麼樹，并不知道，它就是一種不确定的體現。

其次，在這樣的基點上，我們還要想一想現在的世界上為什麼到處有偶像、權威，無論是商界、政界還是演藝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成功人士，有的幹脆就稱為“男神”、“女神”？就是因為過去的那個神坍塌了，人們不再相信，但是這些人神的存在恰恰說明人類從心理上是對宗教是有需求的。這種東西在中國稱之為“道”，可能哲學家還會稱之為“真理”，其實都是一個意思。雕像的基座上還有三個字，“知識就”。上帝就是被我們的理性和知識消滅的。一戰和二戰之後，人們就會有疑問，哪有什麼能夠拯救人們的上帝？沒有了這樣的終極關懷，才有了存在主義。

《文周》：時鐘在這個戲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和作用，您是怎樣構思的？

羅巍：貝克特在這個劇本中着重探讨了時間，因為時間感是和我們的存在感直接關聯的。一旦你沒有了時間的感覺，你就會發現你是不會死的，這就是波卓為什麼說你提什麼都行，但是千萬不要提時間。我們這個鐘是一個沒有針的鐘，很多人說我們用了達利的形狀，但我沒有想到我的舞美設計會把這個鐘畫得那麼像達利的鐘，我隻是告訴他要一個沒有指針的鐘，最後就設計成那樣了。不過我們的這個鐘也是有說法的：時間是扭曲的，而且時間是靜止的，我們不論做什麼都不會改變時間的屬性。

《文周》：戲中出現了各種名牌、購物車還有塑料袋，這是原劇中沒有的。

羅巍：是的。我想對現代人而言，什麼能代表權勢？就是财富、資本，或者奢侈品。什麼能代表尊嚴？是不是有錢就有尊嚴？現在有錢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可以搞戲，你可以成為一個大師，或者你也可以買官賣官，買個教授的職位，受人尊重，就是錢無所不能。那麼我們還有沒有尊嚴，有沒有戲中所說的“立場”？人類的尊嚴是不是在遭受資本的無情踐踏？我認為展現這些也就是戲劇的價值。

“藝術如果是大衆的，世界不會是現在這樣”

《等待•戈多》的角色們一直在“耍寶”，然而有趣的是，羅巍要求他們真誠。“真誠地耍寶”，在導演看來，這不失為一個真實的人，而這當然與那些“能演”的演員相去甚遠。當然，談到演員，羅巍也不無遺憾。“要拿我這個年齡段的演員，演出來完全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他們太年輕了。”

《文周》：我們看到這出戲中的人物也都沒有什麼明确的性格，那麼演員如何把握？

羅巍：我一直在跟他們說，“把握當下”，把握行動，也就是現在他在做什麼，為什麼這麼做。其實貝克特的劇本當中都有潛在的、非常清晰的人物的行動線索，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跟他們的心理有着非常直接的關系。比如波卓他對表演的愛好，比如我對扮演戈戈的演員說，你演的這個角色是一個徹底被生活打敗的人，你可以為了一根雞骨頭低三下四，這就是你生存的原則。我想這出戲的荒誕性也就體現在這種兩難的境遇。

我也對我的演員說，這個戲我們也可以這麼演：兩個人就一動不動地站在樹下，時不時地說兩句台詞，把該說的台詞都說完；波卓和幸運兒從舞台這邊走到舞台那邊，走一個小時。這樣的話，我們展示的就是一個“狀态”，一個靜态的東西。但是我希望他們能演活生生的人，貝克特寫的這幾個人物是鮮活的、真實的，能看得到的人。我們可以站在理論家的高度說“現在的人都是符号”，但是，我們隻有在舞台上展示活生生的人，才能夠觸動觀衆那根麻木的神經。

《文周》：怎麼考慮到要用特型演員？

羅巍：坦率地說，十幾年前看這個劇本的時候我也沒看懂，當我弄完了《朱麗小姐》，偶然地又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我發現了這個劇本與《朱麗小姐》的異曲同工之處，也就是它們都探讨了權力關系。那個時候我就想我要找一個“殘疾人”，因為這就是我們現代的人的寫照。比如我們這些知識型的人，我們的腦袋都特别發達，也就是理性特别發達，思維特别活躍；但是我們因此也喪失了我們的本能，比如說愛的能力。特别是從掌握了知識的女性身上，能看得更明顯。朱麗小姐身上就不具備愛的能力，因為她啟蒙了，她開化了，而這種能力應該是女性天生具有的，這就很荒誕。從形象上來說，沒有比現在這個演員更符合我對現代人的理解的了。

《文周》：《等待戈多》這出戲在50年代首演時反響就很一般，反而到監獄裡效果奇佳，所以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觀衆的接受度一直不是很高，缺乏您談到的那種“閱曆”。那麼《等待戈多》對于普通觀衆到底有什麼意義？

羅巍：我覺得一出好戲就是能讓淺的人看得淺，深的人看得深，我并不希望我應該從事非常極端，或者先鋒前衛的探索，我還是比較尊重原著、文本本身賦予的内涵，我的工作無非就是把這種東西挖掘出來。藝術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大衆藝術”，藝術如果是大衆的，世界不會是現在這樣。所以我不去考慮有多少觀衆能夠欣賞。如果一場演出五百個觀衆裡能有一個觀衆看到“上帝死了之後，人也死了”，我覺得就是成功的。我沒有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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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演出，我身後的兩位觀衆在中途便起身退場了，聲音聽上去有些憤然。這樣的問題對于一出荒誕派戲劇來說似乎是家常便飯，更何況觀衆并非是自願買票前來“捧場”。我把這樣的問題告訴了羅巍，他倒顯得淡然，似乎對自己的創作充滿了自信，但另一方面又主動讓我提些意見。“現在我聽到的大多都是好評，這不是一件好事。”說這話的時候，他的面前擺着《朱麗小姐》的劇本，黑字體上滿是圈圈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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