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以韓愈為首，不僅僅是考慮其文學成就——事實上蘇轼、歐陽修的成就不在韓愈之下——更多是時間順序上的考慮。

當然這個時間順序上的考慮，也并不是指韓愈是古文運動的第一個發起人或者說提倡者，而是指韓愈是這場長達數百年的運動中第一個摘取勝利果實之人。

所謂古文運動，并非僅僅是文風上的複古，更是帶有政治性的儒學複古。在韓愈之前，已經有不少地位比他更高、權力比他更大的人嘗試失敗了。

唐宋八大家

第一個嘗試的人是西魏權臣、北周王朝之奠基者宇文泰。

作為西魏的實際掌權者，宇文泰對魏晉以來的浮華文風及其背後的清談尚玄風氣十分反感。于是在大統十一年，他借着西魏文帝拜祭家廟的機會，命蘇綽寫了一篇十分質樸的頌文《大诰》。随後，他向文武百官宣示，以後大家寫文章都要按照這個風格來。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廟。泰命大行台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資治通鑒·梁紀十五》

那麼蘇綽所作《大诰》，是什麼樣的風格呢？如下：

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鹹會于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将，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 ：“昔堯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績鹹熙。 武丁命說，克号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周書·蘇綽傳》

這文風倒是不浮華了，但也太不接地氣了，沒幾個人能看懂!事實上蘇綽這篇文章，模仿的是《尚書》的文筆。《尚書》在儒家五經中以文筆晦澀著稱，即便是古人，沒有足夠的文化功底，也是寫不出這種體裁的。

因為層次太高，受衆太小，宇文泰的複古嘗試，失敗了。

尚書

楊堅：天下文章宜實錄

第二個嘗試的人，是結束南北朝亂世的隋朝開國皇帝楊堅。

開皇四年，他下诏書要求天下一切公私文字，都要“實錄”，就是實實在在講事情，别整虛頭巴腦的玩意兒。

當時有個當官的叫司馬幼之，因為寫的奏折文辭過于浮華而被楊堅治罪。又有禦史李谔上書皇帝，大意是說：曹操、曹丕、曹睿祖孫三代崇尚文辭，忽略君王的大道，而喜歡雕蟲小技，天下人效仿而成風俗（曹操：這鍋我背？）。現在的人崇尚簡傲清虛，卻把儒學當成過時和笨拙的。請求考察各地官吏是否遵從诏書（指楊堅要求天下文字實錄的诏書），不稱職的就要懲罰他們。楊堅十分贊同，把李谔的奏折發給全國各地的官員看。

隋主不喜詞華，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治書侍禦史趙郡李谔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诏，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台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幹進，無複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诏以谔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資治通鑒·陳紀十》

楊堅可以懲罰文章浮華的官員，也可以下诏書要求全國的人都要實實在在寫文章。但他本人并不是文學家，也沒有得力的手下可以創造出一種新文體。

光靠行政力量，皇帝也無法改變魏晉以來傳承數百年的浮華文風。所以，楊堅的嘗試也失敗了。

隋文帝楊堅

王勃：文章本應明大義

初唐以來，想要改革文章風氣的人不少，最有名氣的是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

王勃給吏部侍郎裴行檢上書，大意是說：寫文章的原理很難，但總是以宣揚大義、教化習俗為主。假如隻注重文風的浮華，國家就會動亂。現在天下文章，都已經衰敗了，國家正在千年一遇的時期，應該改革文風恢複曆代帝王的大業。

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為；勸百諷一，揚雄所恥。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國家由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天下之文，靡不壞矣。國家應千載之期，恢百王之業，天地靜默，陰陽順序。

——《上吏部裴侍郎啟》

王勃敏銳地認識到，新的盛世即将來臨，數百年亂世中形成的浮華文風也應該應時而變，但他依然無法找到好的變革方法。

事實上王勃本人就是一代骈文大家，一篇《滕王閣序》驚豔千古，就連這篇提倡改革文風的《上吏部裴侍郎啟》，其實也是一篇優秀骈文。

讓一個優秀的作家去改變自己最擅長的風格，這也是難為王勃了。

王勃《滕王閣序》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

在王勃之後，又有蕭穎士、獨孤及、柳冕等人等人抨擊浮華文風，嘗試散文寫作，但都沒有取得可觀的成果，直到一個人的出現。

沒錯，這個人就是“八大家之首”——韓愈。這個“首”，不是說他是第一個嘗試改革文風的人，而是說他是第一個在改革文風上取得勝利果實的人。

韓愈

韓愈的成功，既有時代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原因。

從時代上講，一方面，魏晉以來的清談浮華風氣，經過盛唐的洗禮已被徹底滌清。骈文這種體裁已經逐步走入死胡同，時代在呼喚一種新的文風。

另一方面，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削弱了唐王朝的統治力，佛教盛行讓政府的财政日漸緊張，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可以依靠宣揚儒家正統來進行政治改革。打擊浮華文風、提倡先秦散文，正可以從文學上和這種改革形成呼應。

從個人上講，韓愈本人是文學上的不世奇才，他并沒有像蘇綽這樣一味地模仿先秦文章。他的“古文”，其實是一種散句單行，活潑自由的新文體，形式多樣，内容豐富，論文雜說、書信題記、碑志祭文，不一而足，完全突破了先秦散文的形式範疇。

例如他所作《毛穎傳》，用傳記的形式寫了毛筆的一生，表面上是傳記，實際上是寓言，初看是說毛筆，其實是寫自己，這種文章形式在當時是絕對的創新。

正是憑借這種以複古為外衣，以創新為生命力的新文體，加上韓愈自己的文壇地位和卓越才華，經過多年的努力疾呼，韓愈終于讓散文壓倒骈文，成為中唐以後的主流文體。

所以，後世蘇東坡稱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明清以來，人們以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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