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圖書總館館長布魯蓋。 攝影/董潔旭
梵蒂岡圖書總館副館長裴佐甯。 攝影/董潔旭
發現秘密:與梵蒂岡圖書館總館長的下午茶(原标題)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符遙
曆史上,基督教曾在唐、元代及明清之際三次入華,但隻有在第三次得以順利傳入。這些傳教士向中國傳播西方宗教,也将西方文化、近代科技帶進了中國,同時他們也向西方介紹了他們所了解的中國。中國逐漸為世人所知,并在18世紀,整個歐洲刮起“中國風”,中國變成歐洲很時髦的思潮,不僅在哲學,還包括藝術方面,家具、瓷器,是歐洲的夢想之地。
梵蒂岡圖書館館藏的中文文獻。圖/受訪者提供“我想發現中國是什麼樣的”
中國新聞周刊:這是總館長先生第一次來到中國,之前對中國有什麼樣的了解?印象怎麼樣?
布魯蓋:我在來之前特意讀了一些關于中國曆史的書和文章,包括古代曆史、近代曆史還有上世紀的曆史,也讀了一些經典文獻。現代的文獻還沒怎麼讀。對我來說,中國還完全是一個需要發現的國家,所以這一次來中國我非常好奇,想發現中國是什麼樣的。
一直以來我對中國都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從文明上來講,中國文化是整個遠東地區不同文明、文化的起源。這次出訪我先去了日本,現在從日本來到中國,是來尋找這些遠東文化的本源來了。10年前我曾應邀到韓國訪問,在那裡我參觀了很多廟宇和傳統的建築。當地的人都對我說,他們文化的母親是中國文化,所以現在我是從子女輩的文化來到母輩的文化了。
中國新聞周刊:梵蒂岡圖書館共有約7000種中文收藏,其中很多都是由傳教士帶過去的。在當時,傳教士是怎樣向歐洲介紹中國的?他們的介紹對西方認識中國有哪些的價值?
裴佐甯:最開始時,西方對中國所有的認識都來源于讀馬可·波羅的遊記,所以16世紀中葉之前,歐洲人一直以為中國就是300年前馬可·波羅寫的那樣。而在這之後,傳教士來到中國,通過他們口頭的或是文字的介紹,逐漸傳到西方去, 歐洲人才真正開始認識中國社會是什麼樣的。
在利瑪窦進入中國的幾十年之後,在歐洲有一位耶稣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他用拉丁文在歐洲出版了介紹孔子思想、言論的書,把孔子作為哲學家的代表介紹給歐洲。這本書在歐洲産生了很大的影響,被許多哲學家作為閱讀參考的材料,包括18世紀非常著名的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也閱讀了這本書。所以歐洲對中國更實際、更現代的認識很大程度上都來源于傳教士帶過去的新的知識和認識。其中柏應理寫的《中國聖賢孔子》,我們這次在國家圖書館中國典籍檔案館的展覽中看到了,我也邀請中國的讀者可以去看看那個展覽,做得非常好。
布魯蓋:在利瑪窦到中國一個世紀以後,中國是整個歐洲的夢想之地。18世紀時,中國在歐洲變成了很時髦的思潮,不僅是哲學,還包括藝術方面,家具、瓷器,可以稱之為“中國風”。那時我們就能看到歐洲的巴洛克風格和中國藝術的一個結合。在很多歐洲宮廷的宮殿裡,都會有一個中國廳,比如在馬德裡、都靈、巴黎和柏林,這些廳裡都擺着中國瓷器和中國傳過來的、中國風格的東西。當年布魯西亞國王對中國風就非常非常着迷。
中國新聞周刊:自明清之際傳教士進入中國以來,天主教在中國不斷地發展壯大,現在也有了衆多教徒,作為執掌羅馬聖教會檔案及圖書的總主教,你怎樣看待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曆史與現狀?
布魯蓋:我對于中國的具體情況并不了解,但我覺得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不可能把宗教和中國的傳統完全切開來的。從曆史上講,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發展教徒,對天主教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天主教這個詞的意義就是“普世”,所以天主教在西方世界發展,然後中世紀末期向美洲發展,一個世紀之後,又通過傳教士在中國、日本、印度的工作向東方來了。
中國新聞周刊:羅馬教廷對與非宗教國家的交往是怎樣的态度?面對一些可能存在的分歧,如何能夠互相尊重又友好交往?
布魯蓋:在來梵蒂岡圖書館工作之前,我在法國工作。法國是一個典型的非宗教國家,從1905年開始法國就是非常嚴格的政教分離,政治和宗教嚴格分開,但他們就能以很好的方式互相尊重、和平共處。所以我也在問,在其他國家,在那些現在已經是或未來可能是政教分離的國家,能不能達到和在法國一樣的狀況?
梵蒂岡圖書館館藏的中文文獻。圖/受訪者提供
古老圖書館的新挑戰
中國新聞周刊:這次為什麼會選擇和中國方面合作開展這個數字化的項目,将中文文獻複制并在中國出版?
裴佐甯:這個項目最早是由中國方面提出來的。最開始是有中國學者來我們這裡做研究,他們提出想了解我們圖書館裡到底有哪些有關中國的文獻,希望能夠介紹給更多的中國學者,使他們能夠更全面、更具體地了解并使用這些資料。中國方面很熱情地向我們解釋了國内清史編撰的情況,也告訴我們,梵蒂岡圖書館所收藏的一些資料、曆史文獻在中國是不容易找到的,甚至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就批準了這個項目。之後,我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商讨具體應該怎樣來進行規劃,并簽署了合同。此後,任大援教授就第一次到我們這裡,開始了對中國文獻資料的照相複制工作,累計工作了超過 24個月。
布魯蓋:我是2012年6月被任命為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總館長的,這個項目剛開始時我還沒有上任,我非常高興了解這個項目的起始和發展情況,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這個項目具體的專業内容非常符合我們圖書館的研究傳統。
其次,因為梵蒂岡圖書館從15世紀中葉創始開始,我們的一個主旨就是向全世界的學者開放,而這個項目對于圖書館向中國開放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第三個原因,也是借此機會可以作為一個櫥窗,向中國展示我們的圖書館。所以在我接觸這個項目之後,就向中方合作者提出了這個要求,什麼時候條件成熟了,梵蒂岡圖書館和中國的圖書館能夠合辦一個展覽,把梵蒂岡圖書館介紹給中國民衆。
中國新聞周刊:數字化已經日益成為了當今圖書館行業的一個發展趨勢,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作為有着如此古老曆史的圖書館,是否在當今的時代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裴佐甯:是的,作為一個傳統的、研究型的、具有很多古文獻的圖書館,梵蒂岡圖書館面臨這個挑戰已經好幾年了。圖書館自建館之始就肩負兩個任務:一是搜集和保存我們的古典文獻,二是傳播、使用我們的文獻。加入了這個數字化大軍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我們圖書館的這兩項任務,保存和使用是有沖突的。比如有讀者要來查閱一本文獻,每次把它從恒溫恒濕的書庫裡拿出來給一位讀者使用,每閱覽一次對它的損害就更大一步。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如果把珍貴的館藏一直放在書庫裡,它們可能是會持續幾個世紀不會損壞,但這樣的話,這些文獻又得不到使用了。書被人使用才有生命,反之就沒有了生命,圖書館就變成書的墳墓了。所以近幾年興起的數字化就能夠很好地解決收藏和使用的沖突。
從保管的角度來講,現代化科技能夠很完美地把文獻複制,用電腦查閱有時候比看原件更好用。比如放大了看細節,可能肉眼看不到的都能讀出來。所以如果不是研究書籍的裝幀,隻是看内容,向讀者提供高分辨率的複制品,能減少對原件的使用,也間接起到了保護的作用。另一方面從傳播和使用的角度來說,我們把文獻放在網上,全世界的人都能查閱,不來圖書館也沒關系。
教皇夢寐以求的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聽說當年教皇在任命你成為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館長的時候曾經說,這一直是他夢寐以求的職位,有這回事嗎?為什麼圖書館總館長的職位讓教皇都這麼向往?
布魯蓋:之前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任命我的時候曾對我說,他在還沒成為教皇的時候,就特别希望能夠擔任圖書館和檔案館總館長的這一職務。他說:“我就把我的這個夢想交給你來實現吧。”至于他為什麼這麼說,我也不知道。
對我來說,這個圖書館是一個連接人類各個不同文明的橋梁,所以我很自豪能把我自己有限的才能貢獻給這份連接世界文明的工作。這份工作的困難往往不取決于我自己,經常是在于外部原因。有時候(某個文明)由于特别強調民族的特性而把自己和其他文明、文化孤立起來,這就給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間的轉換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多數中國人來說,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很多人對它的了解可能主要來源于丹·布朗的那本小說《天使與魔鬼》。能否跟我們分享一個關于梵蒂岡圖書館此前不為人知的秘密,或者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
布魯蓋:丹·布朗寫了一個小說,出版了以後掙了很多錢。他寫了梵蒂岡檔案館,但他從來沒有來過,所以他寫的所有東西全是他自己的想象,我們并不是像他寫的那樣。這個檔案館也是向全世界的學者開放的,誰需要來研究這些檔案文獻,研究曆史、文化、文明,都能來這裡找到線索。這裡并不是神秘的、封閉的,而是完全向學界開放的,任何中國學者對檔案館好奇,願意來研究我們收藏的文獻,我都很高興為他打開這個大門。
我們對能夠進入圖書館和檔案館的讀者隻有兩個條件:一個得是研究人員,需要是教授或是博士研究生以上。第二個條件是要有學術機構的推薦信,證明你确實有這方面的研究需要。其他在思想、哲學、宗教、種族、膚色等方面都沒有任何限制。
裴佐甯:每年我們有約15000名讀者進入圖書館,差不多有一半來自意大利,剩下的都是來自全世界三四十個國家的學者。并不會出現排很長隊卻進不來的情況。
要說秘密,我們沒什麼秘密,我們工作的目的就是把我們的秘密都開放給大家來學習、研究。
至于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們圖書館裡的藏品太多,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多注錄,把目錄都分享給大家,大家就能知道我們都有些什麼藏品,能夠來進行研究學習。但很可惜,我們的館藏很多,寶貝很多,并不是所有的藏品都有目錄,我們工作中,就常常會發現以前不知道有的東西。比如最近10年,我們就發現了10本非常有價值的、以前都沒有人知道它存在的手稿。其中有一卷宋人仿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一卷之前從沒有人進行過專門研究。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中國的副部長來參觀,稱之為“國寶級的文獻”。這經常是在日常工作中會碰到的驚喜。
中國新聞周刊:未來梵蒂岡圖書館和檔案館是否還有和中國方面交流、合作的計劃?
裴佐甯:這次發布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才隻是第一輯,之後還有三輯有待出版,這個項目還要繼續進行。正如之前講過的,以後等條件成熟了,兩國圖書館可以合辦一個展覽。另外,我們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副館長見面時他也提出,之後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圖書館會就一些明末清初傳教士的文獻,包括在國圖收藏的傳教士從歐洲帶過來的西方文獻,還有梵蒂岡收藏的從中國帶到歐洲的文獻進行研究,這樣能夠更清楚地認識當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情況。★
本文首發刊載于2015年5月21日發售的《中國新聞周刊》總第708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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