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理經濟學假設市場的無形之手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并把證明這個假設的工作看作數理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在其《經濟學原理》導言中就寫道：“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亞當·斯密提出的如下真知灼見的有效性：對個人利益的追求經常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

而同時，對于明顯的市場作用存在的缺陷以及上述假設不成立的場合，又引入另外兩個概念來說明：

一是“市場失靈”。

二是“外部性”。

“市場失靈”是說市場某些時候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外部性”是指市場機制會産生某些有損社會福利的負作用（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區分了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與社會福利相沖突的屬于負外部性）。需要指出的是：“市場失靈”和“外部性”并不是反對微觀經濟學的學者提出，而是這些學者群體内部提出，并且是數理經濟學内部相當普遍認可的概念。

科學規律經常會在實驗和測量中遇到反例，這并不奇怪。但在遇到反例時，如果它被證明不是實驗方法本身的技術錯誤所導緻，真正的科學會有兩種處理方法：

一是采用被科學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所稱的“輔助性假設”方法，即繼續保持原理論體系基本假設和公理，通過引入某個邊界條件的假設，以在理論體系内部解決反例（拉卡托斯稱為“消解”），也就是使表面看似反例的測量結果，事實上歸因于隻是原來邊界條件假設不正确。這樣，通過輔助性假設，可獲得與原有理論邏輯上的完全一緻。通過這種方法解決反例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海王星的發現。

因此，當遇到“市場之手作用原理”的反例時，如果采用輔助性假設方法，就應該引入某種未被發現或未被闡明的邊界條件，在完全堅持“市場之手作用原理”的前提下予以解決。最終把該反例變成鞏固現理論體系的更驚人的證據。

另一種方法是調整原理論體系的基本原理，由此帶來全新公理體系的建立。如邁克遜—莫雷幹涉實驗和黑體輻射實驗對牛頓力學構成的反例，通過改進基本公理體系的方法，導緻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建立。

除以上兩種方法之外，除非有科學界公認的全新科學方法的建立，否則不能接受再有其他任何處理反例的方法，尤其是“絕對不能接受”公然地引入一個與原來的基本原理在邏輯上完全相反的概念去包容反例，因為這樣将會違反“一緻性要求”這個科學的最基本原則。如果不能用輔助性假設的方法處理數理經濟學的根本反例，就必須要接受“市場機制可以自動實現社會福利最佳，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這一重大理論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設想一下，如果一發現天王星的軌道運行異常，就馬上引入一個“萬有引力定律失靈”概念，這樣不僅可以把天王星的軌道運行異常納入其中，而且以後一切行星軌道運行異常都可照此處理，所有反例都可以從此一勞永逸地加以解決，然後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們就全都高高興興、心安理得地回家睡大覺去了，這樣的學術習慣怎麼可能使物理學變成科學？

數理經濟學看起來是以高度嚴謹的數學化表述的客觀規律，但處理反例時采用的方法完全是非科學，甚至是公然反科學的。它既不是維持原有基本原理，通過引入邊界條件假設來解決反例，從而維護原理論成立，也不是修改原基本原理，通過建立新的基本原理來獲得一個解釋力更強、包容力更廣的理論體系，而竟然是輕易地建立一個與原基本原理在邏輯上完全相反的概念和原理來收羅所有反例。

如果科學容許采用這種方法，那麼一切理論假說就全都可以成為科學規律了。并且科學研究幾乎不再需要深入地做任何工作。發現了正面證據就是支持了原有理論，發現反例就直接歸入“基本原理失靈”的另一套理論。微觀經濟學從總體上說是不贊成計劃經濟的。但如果采用這種方法，一切論點就無法有明确結論了，例如：

可以用某個數學公式證明計劃經濟是最有效率的，隻有計劃經濟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如果計劃經濟出現問題，則稱其為“計劃失靈”；如果計劃經濟帶來很多别的問題，則稱為“計劃的外部性”。

都可以用數學公式證明，都有失靈的時候，都有外部性。如果容許這樣做的話，計劃經濟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又有什麼不同？

如果科學容許這樣做，就相當于可以像如下這樣來表述物理學的基本理論。

牛頓力學：

如果所受外力為0，則物體将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如果不是，則稱為“牛頓第一定律失靈”。

相對論：

在真空中的光速是恒定不變的量。如果真空中的光速出現變化，則稱為“光速不變原理失靈”。

我們并非要說以上表述本身是對還是錯，而是要問以上“表述方式”本身是科學所能夠容忍的嗎？對此，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都會立即給出明确無疑的回答——絕對不能。一緻性是科學最基本的根基，如果連這都可以輕易動搖，一切就全都無從談起了。這是一個對科學來說最基本的、最絕對的前提性問題。

但在經濟學界，為什麼竟然能夠容忍“市場失靈”和“外部性”等非科學，甚至反科學到如此程度的概念存在？必須清楚意識到這裡面存在深刻的“市場悖論”和反例。是悖論和反例就必須要用科學的處理悖論和反例的方式去解決！

正因為經濟學家們對于實際測量數據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如此随意，并且采用如此反科學的方式容納反例，因此他們就難以發現理論中的錯誤。更重要的是，這樣無法把任何反例變成重大科學進展的機遇。

再以著名的科斯産權定理（叫“定理”本身就不對）為例，這個所謂的“定理”是說：隻要财産權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麼，無論在開始時将财産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這等同于說，隻要電路的電阻都為零，那麼電路的損耗就可以為零，從而可實現最佳電路。電阻為零的超導體的确是存在的，但至今難以大規模商用化。現在的一切電路都存在電阻，并且電路理論和技術，就是在“電壓=電阻×電流”的歐姆定律作用下進行的應用開發。同理，一切經濟體系必然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場建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降低有利社會的正常市場交易的成本，尤其是在另一方面還要增加非法交易的成本。因此，控制交易成本就是市場建設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工作。由此可見，建立在“交易成本為零或很小”假設前提上的科斯産權定律是多麼的無意義、反現實和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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