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虛拟現實、增強現實、3D打印、數字測繪這些近年來湧現的新技術遇到經曆時光洗禮、至今備受珍視的文物時，會發生什麼？

實際上，數字技術在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應用方興正艾，直接導緻了“數字遺産”（digital heritage）的出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這樣定義數字遺産的：

“人類知識或表達的資源——無論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學的、行政的——或者包含技術、法律、醫學和其他類别的信息正越來越多地被轉換成數字虛拟資源……許多這些資源擁有長久的保存價值，因而構成一種值得為了當下和後世妥善保護的遺産。這種遺産可以以任何語言出現、可以出現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反映人類知識或表達的任何方面。”

教科文組織指出，數字遺産很有可能會越來越普及，個人、組織與社會群體将越來越依賴數字技術來記錄、表達他們所重視且希望為後代流傳下去的事物。事實的确如此，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随着數字技術在遺産保護領域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數字遺産在“保護”以外還具有了其他的意義，并在某種程度上消解或重塑了遺産原真性（authenticity）的本質。

然而，當我們觀賞那些外表與原作别無二緻的佛像的時候，我們究竟在看什麼？它們是否仍然具有與傳統和崇拜儀式密不可分的靈光（aura）和原真性？還是就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在機械複制時代來臨後，大量複制生産的作品不再有原真性、靈光亦開始衰退？虛拟的數字文物可以取代真實文物嗎？這一話題至今仍在讨論之中。

最後一根稻草：挽回消逝的文化遺産

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數字技術是挽回消逝的文化遺産的最後一根稻草。

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COMOS）從2003年開始着手進行阿富汗巴米揚佛像的保護工作。巴米揚佛像位于巴米揚山谷，于公元6世紀用紅色砂岩雕刻而成，然而其中最大也是最負盛名的一尊佛像（高38米）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毀。2003年3月，巴米揚山谷及其考古遺址作為“犍陀羅國佛教藝術的傑出代表”被列入世界遺産保護名錄。

2006年秋，德國亞琛大學與維也納技術大學合作，使用3D激光測量系統和尼康數碼相機勘測巴米揚大佛的壁龛及周圍的洞窟結構，獲得了這個損毀嚴重的壁龛的精确、逼真的3D模型。随後，研究人員利用曆史文獻和圖片，制作了一個虛拟3D模型來還原巴米揚大佛。在這個虛拟模型的基礎上，研究人員有望在未來複建部分或整座佛像。

數字技術還幫助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挽回了一個悲劇性失誤。2002年10月6日晚間，一尊亞當像因基座突然碎裂而倒地，遭到嚴重損壞。這尊大理石雕像由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雕塑家Tullio Lombardo（1455年-1532年）制作，于1936年成為大都會博物館的永久館藏，是北美地區最重要的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雕塑。

在從意外發生的震驚和沮喪中恢複過來後，大都會博物館決心盡最大努力修複這座亞當像。來自館内和館外的文物修複者、科學家、工程師、圖像專家齊心協力，在整整12年時間裡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将雕像修複如初。

亞當像碎裂成了28個大塊和上百塊小碎片，幸運的是，頭部、臉部和軀幹相對而言完好無損，然而手臂、下肢和裝飾用的樹幹損毀比較嚴重。事故發生後不久，博物館文物修複者、保護專家和策展人在外聘材料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協助下開始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跨學科合作項目，試圖找到修複雕塑的最佳方法，并為未來的大型石像修圖提供參考。

修複工作從2003年開始。研究人員使用3D激光掃描了所有的碎片，激光掃描為研究人員提供了許多研究手段，包括有限元分析和結構工程調查，後者幫助研究人員了解碎裂的成因和雕像各個部位的壓力點。研究人員還對保護材料做了大量的研究測試，确認了修複雕像的最佳黏合材料。2014年，當修複完畢的亞當像再次展出時，人們幾乎注意不到任何它曾經碎裂過的痕迹。

對很多人來說尚屬新鮮事的“衆包”（crowdsourcing）甚至也被運用在了挽救文化遺産上。2015年2月，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伊拉克北部摩蘇爾博物館大肆破壞了大量文物，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

兩位博士生，Chance Coughenour和Matthew Vincent，于當年2月底在網上發起了“摩蘇爾計劃”（Project Mosul），邀請曾經參觀過慘遭蹂躏的摩蘇爾博物館及周邊地區的網友上傳他們此前在該地區拍攝的照片。對“網絡考古”感興趣的網友可志願加入計劃，幫助歸類圖片，使用科技手段在網絡空間裡重建被破壞的文物。

這種手段就是攝影測量法，這種測量法能夠通過軟件将數張拍攝同一個物體的2D照片轉換為3D圖像，如今已被廣泛運用在現代文化遺産保護項目中。“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技術，僅僅是普通數碼相機拍攝出的照片就能被用來制作3D模型了。”Vincent在接受BBC的采訪時表示。

目前，摩蘇爾計劃已經收到了6194張照片，正在進行制作的3D模型項目為129個。“這些模型不具備我們用校準照相機、激光掃描等手段制作出來的模型那樣高的科學價值，然而這些3D模型仍然具有可視化價值——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已經不存在的文物曾經的模樣，我們可以在網絡空間裡複制出身處博物館的體驗。”他說。

3D打印佛像：以假代真是保護還是亵渎？

3D打印是一種日益流行開來的新技術。憑借這種手段，人們可以快速制作出任何形狀的立體狀物體。3D打印技術的應用場景非常廣泛，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應用場景是為新産品的研發快速制作模型，然而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些寺廟開始利用3D打印技術來複制古代佛像。

2010年，日本歌山縣立技術高中的一群學生在“工業設計”課程中啟動了一項特殊的項目：他們與當地一座盲人學校合作，花了6個月的時間，使用3D打印機複制了當地一座著名的愛染明王像。因為材質為塑料，所以可以讓有視覺障礙的信仰者随意觸摸佛像。

然而很快學生們就發現，這尊3D打印佛像可以解決另外一個問題。據統計，在2007年至2009年間，日本佛寺有105件被列入文化财産名錄的文物被盜竊，其中20件位于歌山縣。近年來，日本部分地區人口減少，這裡的住持往往需要同時打理數座寺廟，這為盜竊分子帶來了可趁之機。

據日本媒體報道，島根縣江津市清泰寺住持井下智泉将寺内珍藏的一尊木質阿彌陀如來像（島根縣文化财産）送往島根博物館收藏，并從2015年5月開始在寺内供奉3D打印的複制品。井下住持認為，3D打印技術的低成本和精确複制能力能夠幫助寺廟更好地保護佛像。

“我們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來永遠守護佛像了。但有了這尊3D打印的複制品，隻要它還被供奉在寺廟裡，人們就能輕易地感受到。”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3D打印佛像的做法在中國國内也存在。2017年12月，按1：1比例用高分子樹脂由3D打印制作而成的雲岡石窟第三窟西後室正式亮相青島城市傳媒市場，引起了文物愛好者和市民的廣泛關注。

這座複刻石窟嚴格按照石窟内的原貌複制，一邊是高達10米的主佛阿彌陀佛造像與觀世音、大勢至菩薩組成的“西方三聖”，一邊是斑駁風化的砂岩牆壁，中間有兩根立柱，上面的洞龛内還有一尊尊小型佛造像。整個石窟的制作曆時兩年，參照拍攝的30萬張照片，用842塊模型拼接而成。

複原采用了三維激光掃描技術與多圖像三位重建相結合的工作方法，高保真重建了雲岡石窟第三窟的彩色三維模型，而後通過引入國内自主研發的高精度3D打印機，通過計算機三位激光掃描技術結合3D打印鑄模技術，複制文物的所有細節，達到文物材質及色彩紋理上的高精度還原。

“數字文物隻可能無限接近文物，但永遠不可能取代”

上海紐約大學交互媒體藝術助理教授陳無畏表示，平時他與同事交流時，确實有一種聲音認為傳統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因此隻有虛拟文物才是最好的保護方式，然而他本人的看法是，“數字文物隻可能無限接近文物，但永遠不可能取代”。

陳無畏将數字三維可視化、交互動态圖像設計、數字雕塑等技術融入數字文化遺産内容的開發中，并在上海紐約大學開設了相關課程，除了文化遺産保護相關專業的學生，數學、工程、藝術系的人才都能納入其中。

2016年，陳無畏前往重慶，對世界文化遺産大足石刻進行一項數位檔案項目。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時期的摩崖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儒、道教造像并陳，其中以寶頂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為著名。項目的重點之一是媚态觀音像，該雕像曾因其向左方俯視、微笑中帶有一絲羞赧的獨特造型而被梁思成點評，然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化，媚态觀音的笑容已經不複當年那樣清晰。

像媚态觀音這樣的文物正在環境變化和人為破壞中日益凋零，文物數字化由此顯得尤為必要，文物或可借此以另一種方式留存于後世。陳無畏撰文表示，大足石刻網絡建檔項目在通過開發數字遺産内容來保護實體文物和遺産地之外，也希望能夠将這些數字檔案通過出版、展覽、研讨會、網站和社交媒體等各種渠道傳播出去，這個項目積累的經驗與知識也可被簡化應用到小學和中學教育中，特别是STEM教育。

若我們将數字遺産視作公共教育和知識普及的一種手段，那麼其是否具有靈光和原真性的問題，就應該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考量了。事實上，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Bruno Latour與哥倫比亞大學文物保護副教授Adam Lowe合著的文章《靈光的遷徙：如何通過複制品探索原作》（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 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 similes）指出，我們對查明是否是原作如此癡迷的原因，恰恰正是因為質量越來越高的複制品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換言之，追求原作的強勁動力取決于它的複制品能夠激發起多大的激情和興趣。沒有複制品，就沒有原作。要想在某一樣物品上打上原創的标簽，你需要在它的表面施加隻有大量複制品才能提供的巨大壓力。”

因此兩位作者認為，在對“但是這是一件複制品”的“指控”做出下意識的判斷之前，我們應該拒絕魯莽地評價原作或其複制品的價值差異，因為複制品實際上也是原作不斷被重新書寫的檔案的一部分。“複制品，特别是那些依靠複雜（數字）技藝制作的複制品，是探索原作最有成效的一種方式，它們甚至能幫助我們重新定義原創性到底意味着什麼。”

遺産一直與我們同在，也一直在被人們的現實考量和現世經驗所不斷改變。英國學者Dennis Hardy将遺産視作一個“價值負荷的概念”（value-loaded concept），意思是無論它以何種形式出現，它的本質都完全取決于所處環境。《不和諧的遺産》（Dissonant Heritage）一書指出，“現世從一個想象的過去中選擇繼承什麼為當下所用，并決定什麼應該被傳遞給一個想象的未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所有的遺産都是由當下塑造的，我們與過去的關系也應放在我們當下的時間與空間體驗中來理解。

當遺産借助數字技術在虛拟世界獲得新生時，它亦是人們對其價值做出的又一次謹慎判斷和選擇，肯定了遺産對于當下的意義。而當文物以數字遺産的形式存續于更多沒有渠道能夠直接接觸原物的人們的想象中時，它的真實性，或許能夠部分消弭原作和複制品之間的對立，确認我們應該珍視什麼及保護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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