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四友”的名稱，最早出現在《新唐書•杜審言傳》中：

（杜審言）少與李峤、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蘇、杜”。

“崔、李、蘇、杜”分别指的是唐代文人崔融、李峤、蘇味道、杜審言。其中李峤年齡最長，其次杜審言、再次蘇味道，崔融年齡最小，他們的排名顯然不是按照年齡的長幼排列的。

文章四友

從他們的文學才華而言，杜審言的文學才能絕不是最末者，從宦海沉浮看唐代詩人杜審言的詩意人生

他的五言、七言律詩頗多贊譽。因此他們的排名并不一定反映文學才華的高低，有可能結合了四人的政治地位，正如崔融、李峤、蘇味道都曾任鳳閣舍人，官至宰相，而杜審言的官位相對而言較為低微，故有此排列。

也有可能排名不含有高低之說，隻是與姓氏的讀音有關，便于誦讀，朗朗上口。

“文章四友”因宮廷詩人的身份，招緻一些評論家的貶低，不像“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與駱賓王）那樣享有較高的贊譽。初唐“四傑”男團排位與其詩史價值

更遑論陳子昂、高适、王維、李白、杜甫等唐代詩壇上的大咖。

那麼，如何看待“文章四友”的身份地位、文學才華以及他們通過詩歌創作，最終立足在大咖雲集的唐代詩壇上。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探究。

才華出衆，友誼深厚是“文章四友”最鮮明的成長共性

“文章四友”都是進士及第，他們之間的交往長達數十年之久。

李峤和蘇味道二人相交最早。因為他們二人同屬趙郡的老鄉，少年時俱以文辭知名，《新唐書•蘇味道傳》中載：“（蘇味道）九歲能屬文辭，與裡人李峤俱以文翰顯，時号蘇、李。”二人又都考中進士，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李峤進士及第，總章元年（668年）蘇味道進士及第。他們的交往最遲不晚于兩人進士及第。

李峤年長，他在崔融初入仕途時就登門拜訪。高宗儀鳳二年（677年）任三原縣尉的李峤，前往夏縣拜訪時任縣尉的崔融，作《與夏縣崔少府書》中雲：“道或乖，膠漆不能同其異；志苟合，楚越無以異其同。萬裡比鄰，甯須群聚而會？”崔融給李峤的回信《報三原李少府書》中寫道：“載勞翰墨，同聲相應。……士大夫相知，何必垂發齊年，拊手塵遊。”這次拜訪兩人雖沒有見到，但是後來兩人書信往還，相互贊賞，滿懷結友的真心與誠意。

杜審言與蘇味道、崔融之間也有很深厚的友誼。杜審言《贈蘇味道》詩，寫于高宗調露元年（679年）蘇味道随吏部侍郎裴行儉征讨突厥，久戍未歸，杜審言懷念軍中的老友，寫詩寄贈。

垂拱元年（685年），崔融從洛陽赴泾州為官，杜審言有《贈崔融二十韻》送别，詩中回憶：“十年俱薄宦，萬裡各他方。”即使十年間各自在異地做官，也不曾忘記向遠方的朋友道聲珍重，相互勉勵。崔融也寫了《留别杜審言并呈洛中舊遊》詩贈給杜審言，其中“斑鬓今為别，紅顔昨共遊。”從詩中所詠可見他們“十年”的友誼既深且久。

李峤、崔融曾一起修撰《唐書》。景龍二年（708年），修文館置大學士、學士和直學士官職，李峤與杜審言又在同館任職，相互切磋，關系日益笃厚。崔融曾以著作佐郎的官職向武後引薦杜審言，武後召見杜審言，加以重用，拜著作佐郎，不久升遷膳部員外郎。

崔融早逝，杜審言服缌麻送孝。《新唐書•崔融傳》中載：“（崔融）絕筆而死，……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缌麻。”披麻戴孝是家族裡嫡親長輩逝去，晚輩為之應盡的孝道。杜審言年長于崔融，肯這般折節為友，令人泣淚沾襟。可見崔、杜二人相知之深，在“四友”中二人的關系最為親密。

“文章四友”都是進士及第出身，及第之後都經曆了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層官吏生活，之後都是憑借文學才華被武後招用，服務于朝廷，即宮廷侍從文人。

他們或同署共事，或贈答唱和，“勿嗟離别易，行役共時康。”（杜審言《贈崔融二十韻》）“四友”雖不能長相聚首，但是友情卻不以行迹的遠近為親疏，能讓他們的交往達到忘形、忘年的境界的，正是彼此間相互褒揚的文學才華，而且相互贈答的詩文正是他們以文會友，相知相惜，引為知己的佐證。

以文會友，在文學上同聲相應，“文章四友”結成了一個文學團體

唐人以“文章”稱詩歌，《全唐詩》今存“文章四友”的八首唱和贈答詩分别是：

李峤的《酬杜五弟晴朝獨坐見贈》、《和杜學士江南初霁羁懷》、《和杜學士旅次淮口阻風》、《奉和杜員外扈從教閱》，杜審言家中排行老五，做過膳部員外郎，李峤與杜審言曾同館任職，酬贈唱和詩較多。崔融的《留别杜審言并呈洛中舊遊》，杜審言的《贈蘇味道》、《贈崔融》、《贈崔融二十韻》詩篇。

從詩歌寫作時間來看，他們文學創作上的一緻性和友誼穩固性的形成是在“四友”的中、晚年，即武後與中宗時期。

在武後與中宗時期，“四友”經曆了仕途上的升遷與貶谪，以詩歌相互砥砺，表達深厚的情誼。在詩歌創作上也不再局限于宮廷應制生活，而是在邊關的景色中融入了詩人建功立業的壯懷，在羁旅行役中抒寫自然界的無限風光。

自然界的無限風光

“四友”詩中有“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杜審言《贈蘇味道》）描摹邊地的苦寒，在這樣嚴寒的環境中，突顯好友在戰争中英勇善戰的場景，“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一個揮劍殺敵，飛羽傳書的将帥形象躍然生動。

“四友”詩中“祖帳連河阙, 軍麾動洛城”（杜審言《送崔融》）描繪威武雄壯的出征場面，“旌旃朝朔氣, 笳吹夜邊聲。”還有雄奇的邊塞風光，“坐覺煙塵掃, 秋風古北平”詩人最後抒寫軍隊平定邊塵的豪邁情感。

“四友”詩中“岸回帆影疾，風逆鼓聲遲。萍葉沾蘭槳，林花拂桂旗”（李峤《軍師凱旋自邕州順流舟中》）詩人随軍凱旋而歸，坐船順流而下，沿途南方水鄉的自然風景盡收眼底，傳達着得勝歸來的喜悅之情。

“四友”中，蘇味道有邊關征讨突厥的經曆，崔融也有出塞東征契丹的經曆，李峤、杜審言也有随軍出征的經曆。他們在贈友詩中表達了詩人渴望投筆從戎，報效國家，建功立業“方期來奏凱，歌舞共春輝。”這也是大唐文人共有的時代情懷。

報效國家，建功立業

“文章四友”曾受到武後的賞識和提拔重用，官位顯赫。後又結交武後的寵臣張氏兄弟，他們在武周朝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這也是後人诟病的原因）可是神龍宮廷政變後，唐中宗繼位，武後勢力受到打壓，“四友”被貶谪邊遠地區，其中杜審言最嚴重，一直流放嶺南峰州。

他們描寫貶谪途中見到“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開。積雨生昏霧，輕霜下震雷。”（杜審言《旅寓安南》）南方獨特的自然景物和氣候特征，還有江河渡口那噴薄壯觀的景物，“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蘇味道《九江口南濟北接蕲春南與浔陽岸》）“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杜審言《度石門山》）

面對這些雄奇壯觀的景物，常年生活在北方的詩人卻産生“故鄉逾萬裡，客思倍從來”（杜審言《旅寓安南》的思鄉之情。

“四友”對京都、故裡的懷念，有着淡淡的惆怅，卻無過多的凄苦怨怼。“城邑高樓近，星辰北鬥遙。無因生羽翼，輕舉托還飙。”（崔融《吳中好風景》）詩人用平和流暢的語言，表達悠遊曠達的心境。

“四友”在文學上同聲相應，特别是貶谪生活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成就了他們的詩才。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寫道：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谪、行旅、離别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四友”用詩歌描繪自然界的山川河流，突破了初唐宮廷詩的藩籬，提升了詩品。

“文章四友”的藝術創作與成就，使其立足于大咖雲集的唐代詩壇

“文章四友”的宮廷文人身份，使其詩歌創作内容在數量上多是表現宮廷生活，而表現社會生活的畫面較少。若僅以創作内容的社會階級論為評價标準，這勢必影響了後人對“文章四友”藝術成就的公允評價。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指出：

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别。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詩歌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藝術表現手法，可以使景與情達到和諧統一，從而産生回味無窮的藝術感染力。“文章四友”的詩歌創作有其不可低估的藝術成就：

首先，“文章四友”擅長寓情于景的藝術創作，在自然景物中融入詩人真摯深沉的情意。

“四友”詩中“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杜審言《渡湘江》），詩人眼前鳥語花香的春景，卻無心賞玩。因其在貶谪之地，自然激發邊地的哀愁。這樣的詩句是能讓人聯想起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春望》）來的。“人随轉蓬去，春伴落梅還。白雲度汾水，黃河繞晉關。”（李峤《又送别》）詩人借自然環境的描寫與物候的轉換，表達與友人難舍難分的離情。

寓情于景的藝術創作

在宦海中沉浮的人生，離别是無奈的境遇。“四友”詩中偏好以明月、青山與白雲等自然景物為情感寄托，慰藉無盡的思念，“他鄉有明月，千裡照相思。”（李峤《送崔主簿赴滄州》），“暗塵随馬去，明月逐人來。”（蘇味道《正月十五夜》），“明月臨溝水，青山幾萬重。”（李峤《餞駱四》）“别後青山外，相望白雲中。”（李峤《送光祿劉主簿之洛》）語言簡潔輕快，感情真摯自然。

詩歌是抒情的藝術。“四友”詩中寫友人送别，寫貶谪流放的詩作，在花草樹木，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中融入了詩人真摯自然的離别之意、思鄉之情。相對于龍宮鳳阙，池苑台榭的宮廷生活而言，“四友”這些詩作的數量雖不多，卻具有不可低估的藝術價值。

在山川河流中寄托思鄉之情

其次，“四友”筆下雄奇闊遠的審美境界

“四友”詩中還有描寫邊塞山川、軍旅生活的詩作，相對于宮廷詩典麗華貴的詩境而言，這些詩作拓展了詩歌的藝術空間，具有雄奇闊遠的審美境界。

“四友”詩中“關頭落月橫西嶺，塞下凝雲斷北荒。”（崔融《從軍行》），“月生西海上, 氣逐邊風壯。”（崔融 《關山月》）這樣的詩句，會讓人聯想到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關山月》）李白的《關山月》顯然受到前人崔融壯闊詩境的影響。

“四友”詩中“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杜審言《登襄陽城》），“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遙空。”(杜審言《度石門山》)，“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蘇味道《九江口南濟北接蕲春南與浔陽岸》）壯闊的自然景象與詩人雄渾的氣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詩歌雄奇闊遠的詩境。

雄奇闊遠的詩境

“文章四友”生活在初唐向盛唐過渡的蓬勃向上的時代，“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豈要黃河誓，須勒燕然石。”（崔融《塞垣行》），“甯獨錫和戎，更當封定遠。”（杜審言《送和西蕃使》），成為“四友”渴望投筆從戎，報效國家的崇高理想，他們筆下雄奇闊遠的審美境界，至今讀來令人蕩氣回腸。

結語：

“文章四友”進士及第，武後至中宗時期重要的宮廷詩人。他們才華出衆，以文結友，相互勉勵，友誼深厚久遠。“文章四友”在文學上同聲相應，形成一代宮廷文人團體，從題材選擇到表現手法到審美情趣交互影響，雖然“未唱出更宏亮的聲音”（袁行霈語），但是他們的藝術成就斐然，得以跻身并立足于大咖雲集的唐代詩壇。

參考文獻：

《舊唐書》

《新唐書》

《大唐新語》

《全唐詩》

袁行霈《初唐詩歌的創作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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