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東西方文明的聖人，中國的孔子與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德，兩人經常被放在一起比較，其中最表面的一個差别是兩人作品數量差距太大。

按照西方文獻說法，亞裡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一共寫過170多種著作，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科學、教育、詩歌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有驚人的成就，整體超過千萬字，流傳下來47種，大約300餘萬字。相比之下，孔子的作品就極為稀少了，即便計算據說他編撰的《春秋》、《尚書》、《詩經》等書籍，整體大概隻有5萬字左右。

那麼，為何亞裡士多德能寫下千萬級别的文字作品，孔子卻隻有5萬字呢？

孔子政治主張“信而好古”，希望恢複周禮，周王諸侯臣民各守本分，如此實現天下太平，而周禮相關制度早已存在。在具體寫作上，孔子講究“述而不作”。因此，孔子作品必然稀少，如今可以确認的孔子言論是《論語》，由孔子門徒根據孔子言行整理而來，其他的《尚書》、《春秋》等不确定是不是孔子編撰的。

亞裡士多德主張“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因而對各種學問的“真理”，都有強烈的探索求知欲望，尤其在科學領域，他還涉及了天文學、地理學、動物學、胚胎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理學等。更重要的是，他應該有着強烈的寫作意願，于是才會寫出170多種著作。

因此，兩人主張不同、寫作态度不同，是他們作品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

周朝貴族教育體系中，要求貴族掌握的“六藝”是禮、樂、射、禦、書、數，這也是當時的主要知識體系。孔子主要研究的是“禮與樂”，而他又主張恢複周禮，崇尚之前使用的禮樂制度，因此沒有太大的發揮空間。

古希臘的貴族教育，其實主要是《荷馬史詩》，内容還不如“六藝”全面，但還有一套由畢達哥拉斯而下的科學知識體系，後來柏拉圖建立了“柏拉圖學園”（見下圖，拉斐爾作），研究各種哲學、科學知識等，亞裡士多德在柏拉圖學園就讀了20年，接觸到了大量知識，在此基礎上産生很多疑問，之後才寫出等身著作。

因此，兩人面臨的知識體系不同，是導緻他們作品數量差異的原因之二。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談論“邏輯”時指出，中國古人認為真理——“道”不可被證明，莊子說“會心于忘言之境”，還有“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謂之道”，因此古代中國沒有大段充滿邏輯與辯證論述的習慣，不會寫一篇萬言或者五千言的論文去證明某一個論點，隻是給一兩段辯論就下結論。

按照西方文獻記載，古希臘很早就有了“雄辯”的習慣，而亞裡士多德是一個天才學者，為了讓自己的結論有說服力，自然就按照他們的習慣對此進行大段大段的論述。

因此，兩人面臨的文化環境不同，是導緻他們作品數量差異的原因之三。

孔子一生比較坎坷，人生大部分時間裡，孔子或向别人請教或自學或教書。其他時間裡，孔子一心想要實現政治抱負，但并未實現政治理想。真正著作時間，大約是在周遊列國之後，已經知道無法實現政治理想，然後開始編著《尚書》等。

亞裡士多德就像今天科學家的成長路線，在他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就開始學習生物學與實證科學，17歲時就讀柏拉圖學園，38歲畢業後遊曆各地并娶妻。後來，在亞曆山大的支持下，亞裡士多德研究學問、興辦學校、建立圖書館等。相比孔子，亞裡士多德極為簡單，就是一個“做學問、寫著作”的人生。

因此，孔子與亞氏人生經曆上的不同，是導緻他們作品數量差異的原因之四。

在紙張出現之前，中國的文字載體無非是骨片、金屬、石頭、竹簡、木塊、絲帛、陶器。其中，最便于攜帶的是絲帛，但成本太高；成本最低的是竹簡木塊，但制造不易，文字承載量有限，攜帶保管也不方便，動辄“汗牛充棟”。正因如此，先秦諸子百家的作品字數都有限，主要應該還是文字載體的原因。或許，不是孔子真寫不出幾百萬字，而是當時他沒有條件制造那麼多的竹簡，畢竟竹簡成書後還涉及到保管、運輸等問題，需要很多人力物力。

古希臘時期，當時文字載體主要是古埃及莎草紙（見下圖）、羊皮紙。相比春秋時中國的主流文字載體竹簡木片，莎草紙或羊皮紙的文字承載能力的确要高一些，亞裡士多德天量文字或許就寫在它們上面的。不過，莎草紙與羊皮紙都比較昂貴，而亞裡士多德1000萬字的作品，通常至少要有一次草稿，因此亞裡士多德實際需要承載2000萬字的莎草紙或羊皮紙。

因此，兩人面臨的文字載體不同，是導緻他們作品數量差異的原因之五，而這一點應該是關鍵原因之一。

其實，不僅是孔子，先秦時期的中國諸子百家，他們的作品都很稀少，文字量都不大，直到漢代司馬遷在衆多史官幫助下寫出52萬字的《史記》，中國才出現真正的“巨著”。與之相反的是，從2700餘年前的《荷馬史詩》開始，古希臘大師們特别熱衷于長篇大論，很多個人作品都是文字量特别大的巨著，但當時人類知識積累還很少、生産力還很低時，如此巨著一部又一部的層出不窮，在讓人驚歎之餘，卻又充滿了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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