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考證，也不知從什麼時代起，忠、信二字的含義變成了今天我們理解的樣子。比如忠，一般來說都是個人忠于組織，部下忠誠上級。忠所代表的極端形式，應該如諸葛亮那樣，對劉皇叔的事業，或者說對自己已經做出的承諾，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比如信，是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不論是非對錯還是時過境遷，都要做到說話算數，誠實無欺，是一言既出、驷馬難追的人生擔當。季布一諾千金的典故至今都是關于“信”的極限美談！

但是，古人，尤其是《左傳》“曹刿論戰”一文的語境中，由曹刿和魯莊公對話涉及的忠、信二字，不但不是這樣，甚至與我們今天的理解大相徑庭！比如“忠”字，在那個時代，是對國君秉公執政的一種要求。其所謂之忠，就是持心在中，不偏不倚！這是上級對下級，“國家”對人民的某種責任。而所謂“信”，通俗一點，則是人與神之間在溝通時應保持的嚴肅認真态度。确切一點，是巫祝之人與神溝通時所應秉持的責任與立場，就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文過飾非。而這一切，都是關于國君在祭祀場合中應有的立場和精神。因為，在那個文明初創的時代，人們敬畏于神的無所不能，而人隻能匍匐于神的腳下。

還是回到《左傳》曹刿與魯莊公之間的對話。“齊師伐我。公将戰，曹刿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關于這一段話，不論古今，大凡有心的讀者，都會對諸如“肉食者”這樣的表述有所好奇，難道在古代，普通人就吃不了肉？那得多可憐啊？！也會對“犧牲玉帛，弗敢專也，必以信”這樣的邏輯關系莫名其妙！“犧牲玉帛”與信有何關系？！當然，也會迷茫于魯莊公的“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竟然是忠之屬也！其實，要真正理解這些語言，還得身臨其境地進入古人祭祀的場合，那種古代社會最隆重、最嚴肅、最認真的公共事務場景。

關于“肉食者”，曆代注釋者，尤其《春秋左傳正義》以為，應是官職在大夫以上的衮衮諸公。雖然曹刿所指肉食者，必是有官有職的人物，但是古人援引理據，把普通人排除在食肉者之外，則或許未必。平民百姓，及至奴隸，在人性這一點上，與大夫們不應有很大區别，即大夫是食肉動物，而普通人是草食動物。可以想象，作為人類，如有肉可食，豈是官府所能禁止！因此，“肉食者”所指，必定是屬于特定場合所産生的代指。而這個特定場合，又非諸侯祭祀宴飲場合莫屬。在這些場合，那些前排就座，有肉分享的貴重之人，當然是官職尊顯之人，也是魯莊公們的左右親近。這些經常與國君在一起，共同吃肉，贊襄國政之人，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今天人們常說的“親貴”。

隻有理解了“肉食者”三字是作為魯國平民百姓對魯莊公親貴“小圈子”的不滿，我們才能意識到在魯國的統治階級中，也是分做三六九等的。而這三六九等的階級分層，本質上是基于資源稀缺所産生的分配方式，但正是由于這種分配方式，才導緻了不同階級的矛盾對立。因此，其鄉人才會有“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地調侃。自然，調侃之下是一種事不關己的态度，所表現的是階級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當然，曹刿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撇下了鄉人心中的階級矛盾，勇敢地站在了國家軍事鬥争的第一線。基于以上的時代背景，我們就會理解，為什麼魯莊公回答曹刿的第一句竟然是“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魯莊公這是在诿過他人，撇清責任，希望曹刿能夠同情并理解自己。因為曹刿所代表的恰恰是人數最多，損失最大，但所獲甚少的那一部分魯國平民。

對于這一句話，《春秋左傳正義》的解釋是：“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己有之，必以之分人”。其實這樣的解釋，如同直譯，并未說清楚這句話的本質。設身處地的思考，即使作為國君，人人所賴衣食，怎可僅憑國君分配？而國君衣食，自有禮制與胃口所限，似也無需思考再分他人。所以，這句話應是祭祀場合的公共行為。安指安頓，各安其便的意思，是一種分配行為。而“弗敢專也”，魯莊公強調不是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尤其不是圍繞自己的喜惡遠近來分配。所以，“必以分人”含義的重點在于，“人”是按照等級劃分的，不同之“人”所得“衣食”不同，待人“厚”“薄”，在于禮制，而非國君。也隻有這樣，“小惠未遍”所導緻的結果，就是“民弗從也”。而“民弗從也”，對于戰争，則十分危險！

魯莊公面對曹刿，面對即将來臨的戰争，是缺乏自信心的。因為，魯莊公心裡明白，乾時新敗之下，如今戰端再起，自己最怕的就是“民弗從也”！因此，在心知民心未得的情況下，在曹刿的拷問之下，魯莊公還會拿出更為強大理由，那就是“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這一句話，核心表達就是“信”字。信作為漢字，從古自今都有說話算數，誠實不欺的含義，但是信字所使用的場景與内涵，卻在古今之間，差别較大。比如，“犧牲玉帛，弗敢加也”與“必以信”之間有何關系？尤其“加”為何會破壞“信”的意義？要理解這樣的話，就必須回到春秋時期人們對于祭祀的正确态度，以及祭祀發揮的真正作用。

作為參考，魯桓公六年《左傳》中，季梁谏随侯的說辭就非常經典。季梁說“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在這裡，忠成了國君或者說統治階級的責任。也就是說，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隻有不停地思考自己如何去做才會有利于人民，那才是“忠”。而其中之“信”則是人與神之間的溝通要求，即負責祭祀的巫祝人員，在祭祀時，要向神老老實實地傳達國家管理的狀況。所謂“正辭”就是正确的說辭。向神表達或轉述“正辭”才能算是“信”。比如，國家今年是五谷豐收還是欠收，五谷是飽滿還是秕糠，祭祀所用犧牲是民力普存所緻，還是特别挑揀才能供奉。這些情況，隻有老實轉達與神才是“信”的要求所在。

也就是說，魯莊公認為他在祭祀中，不存在為了取悅于神，增加犧牲玉帛的問題，他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存在欺瞞誇大的問題，故而也是有“信”的。但是，曹刿卻認為這不過是“小信”，而“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相對于曹刿所說的“小信”，儒家心中一定有“大信”存在，曹刿在此沒有明說，但按照儒家民本學說，這個大信應該就是取信于民！其實，在真正的儒家心中，神雖然是可以用來敬奉的，但卻不是用來依靠的！

通過曹刿與魯莊公的第二輪對話，我們看到，在曹刿眼中，魯莊公民心未得，神不庇護，因而問題非常嚴重！如此之下，這就逼出了魯莊公的第三輪回答：“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這是《曹刿論戰》一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話！這句話表達了古人關于“忠”字的時代含義與社會理解，是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因為，在曹刿看來，國君“忠”心為民，人民才能擁護國君。所以，曹刿之“忠”，強調的是忠于人民。而隻有“忠”于人民，民心方才可用。民心可用，當然可以一戰。

所以“忠”這個字，在古代是對國君處理政務的一種要求，也是對國君的評價。“忠”字結構，心要持中。這個要求，就是國君在處理大小之獄時，能夠不偏不倚，以“情”而斷，秉公而斷。這樣的忠，當然是老百姓的希望，更是儒家學說中民本思想的核心。

從以上分析可知，“忠”“信”二字，由古及今，其内涵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如果依照今天的字義去閱讀古籍，也許會莫名其妙，甚至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與語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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