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

術語表達

王安石變法北宋時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進行的變法。北宋建國已百餘年，舊有的制度導緻“積貧積弱”的現象，為扭轉這一局面宋神宗支持王安石進行變法：财政經濟的改革以富國為目的，主要包括：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又稱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均輸法；以強兵為目的軍政改革，主要包括：保甲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馬法、軍器監法；以育才目的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改革科舉制、整頓學校、編纂和頒行《三經新義》。新法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貴族的特權，增加了國家财政收入，加強了軍事力量，有積極作用。但新法一部分大官僚、大貴族的既得利益，變法派内部出現分歧，再加上一些變法的弊病為得到及時糾正，最終導緻變法失敗。

學者觀點：

王安石變法的内容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财政經濟方面的改革，共有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稅等六項舉措，這樣就限制了商人投機倒把，使人民負擔有所減輕，有助于發展農業生産，國家也可增加一筆收入。變法首先把改革的中心放在經濟改革上，而且措施又切實可行，所以變法很快就在經濟上取得成效。二是軍政方面的改革，其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馬法等。這些改革都是針對北宋軍隊戰鬥力下降進行的，将兵法改變了過去兵不識将、将不識兵的局面，而且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裁減了大批禁軍，節省了大量的軍費開支，對推動其他方面的改革起了積極作用。三是教育改革，主要措施有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學校等。從王安石變法的内容來講，經濟改革是核心，軍事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強國，教育改革是為整個改革選拔人才。（對王安石變法的内容進行概括）——熊光慈：《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得失管窺》，《史學月刊》，2006年第10期

熙甯保甲法是宋史研究和王安石變法研究中的經典課題，學界已有很多重要的成果，涉及基層管控、軍制建設與役法等各個領域，在保甲法的制度因革、實施細則、政治意義和利弊得失方面論述已經非常充分。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延伸出兩種研究取向: 一是深入基層治理的細節中，更精細地考察保甲法在當時地方行政、治安、社會管理方面的運作機制；另一種思路是着眼制度的頂端設計與宏觀戰略，分析保甲法背後的學術理路特别是經學内涵，從而揭示經學、法度與政策三者之間的關系與内在邏輯。——俞菁慧：《《周禮》“比闾什伍”與王安石保甲經制研究》，《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2期

王安石變法的消極影響：1.王安石變法破壞了皇帝和士大夫的權力制衡，導緻了國家權力中心逐漸向皇帝身上移，封建皇權的專制型逐漸加強。皇帝的專權，讓身邊的奸臣有機可乘，在宋神宗在位期間，曾經就出現有人假造禦筆的現象。面對王權的不斷專斷，宋朝的社會制度出現了問題，一些官員想将國家拉回以前的情況，卻有心無力。2.王安石變法使國家監察機構逐漸變為政府附庸工具。監察機構原本是國家體制的重要機構，對宰相有監督作用。新法實施後，監察機構逐漸成為王權的附庸工具，掌權者利用監察機構不斷打擊敵對、剝削士大夫的權力。宰相可以利用其權力任意妄為，造成腐敗現象的不斷出現。其中，蔡京、秦桧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久而久之，權臣的出現，使得宋朝的政治越來越腐敗，并最終走向了衰亡。3.王安石變法導緻了政府用人不當。在王安石實行變法以後，官場的風 氣變得越來越壞，官員可以通過政治投機、趨炎附勢而不斷得到晉升。也正因為這樣，使得更多的官員投機取巧、結黨營私，官場的貪污受賄現象非常嚴重。4.變法内容中的強勢手段使其失去民心。——呂鴻翔：《基于王安石變法的實施分析變法的消極影響》，《蘭台世界》，2014年第3期

從政治思想史上說，王安石及其熙甯變法曾長期蒙诟病，但近代以來國人祈向“富國強兵”，遂對王安石的評價有了轉機。梁啟超在《王安石傳》中說：“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在1949年後的史學研究中，因史家多引列甯所說“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所以對王安石及其熙甯變法都予以很高的評價，而範仲淹的曆史地位則被王安石所掩。均輸法主要是設發運使官，掌管東南六路的稅斂、汆買、上貢物品等，“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以緩解國家“财用窘急”的問題。青苗法則是由國家在春夏糧食未熟時借錢給農民，待收成後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兩稅還納。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說，程額與王安石的“道不同”，此“道”之不同就在于王霸、理欲、義利之辨。由均輸法、青苗法引發的朝臣政見之争在熙甯三年發展成為新黨與舊黨之間的“黨争”。這種黨争本來是程颍所要避免的，所以他與王安石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為敵矣”。在王安石重用的新黨人物中，有品行不端的“小人”，王安石本人就吃了這方面的虧。而章惇、蔡京等“小人”執政，則把北宋引向了滅亡。 （王安石變法評價上的轉變）——李存山：《"慶曆新政與熙甯變法"補說》，《中州學刊》，2005年第1期

北宋徽宗時期，應是（王安石）新學形式上最受尊崇、社會普及面最廣、社會影響也相對廣遠的時期。北宋徽宗時期，在朝廷“非王氏經術皆禁止”，“内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幾案”等強硬統治高壓下，在大觀、政和間，就已形成士人“唯王氏三經義說是習”的事實。上述現象的出現，雖離不開新學本身的學術價值及其特色，但在當時絕非新學自身學術價值及其特色損益、創新發展的結果。據宋人嶽珂《桯史》卷十一 載，執政期間極力“紹述”王安石變法的宋徽宗，其實對王安石的政治、學術并沒有真正認同: “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笃眷之故，不忍以王安石為非”。顯而易見，徽宗并沒有真正認可王安石及其學術，他大力擡高王安石的學術、政治地位的真實圖謀，可能和蔡京一樣，是“借正論以成其奸”，在他們内心深處，不過都有各自的小盤算。自宣和七年( 1125 ) 十二月至靖康二年( 1127 ) 五月“靖康之變”，在北宋随時有滅頂之災的非常時期，宋欽宗朝依然“争法新舊，辨黨邪正” ，視消減王安石政事、新學的現實影響，為其鞏固統治、立國馭民的要務。宋欽卻旗幟鮮明地貶抑新學。宋欽宗在在位不足一年半的時間裡，在金人入侵、圍剿的喘息之間，再次掀起學術之争。而其所執行的對王安石政治、學術的政策，幾乎是元祐更化時政策的翻版，貫徹之下，何止嚴重動搖了新學的地位及其影響，也損耗着對當時極其寶貴的統治集團内部的凝聚力及保境安民的統治力。宋欽宗與其臣僚的上述言論及其作為，不僅嚴重動搖了新學的官學地位，且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為開脫徽宗罪責，都或明或暗推定王安石及新學敗國的論調，為新學在北宋之後的嬗變埋下了不可逆轉的悲慘命運。——範建文：《兩宋之際政治與王安石新學流變》，《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學者觀點：

北宋“重文輕武”政策，使宋朝的軍事戰鬥力急速下降，但文化事業異常繁榮，留下衆多的史料，使史學家能夠較全面的認識宋朝，宋史研究在是中國史學史具有重要地位。作為北宋重要政治改革的王安石變法，曆來是宋史研究的熱點，學者從變法的内容及實施的效果，影響、評價的更叠等角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熊光慈就對王安石變法的内容進行梳理及點評；俞菁慧以保甲法為例介紹了王安石變法内容細則的細緻研究，呂鴻翔談了王安石變法的消極影響；李存山介紹了王安石變法評價的更叠；範建文間接介紹了封建社會對王安石變法诟病的原因，成為政治鬥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