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的秦晉争雄及影響?第二十八章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春秋戰國時的秦晉争雄及影響?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春秋戰國時的秦晉争雄及影響

第二十八章 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



上章所說公元前538年發生的第一件事情“申之會”之行，子産赢得列國大夫普遍贊揚。此年發生的第二件事情，卻沒有赢得什麼“好評”。這件事所引發的輿論，反而像一根毒針，刺向子産内心。然而“勇者無懼”，子産在“國人”惡意诽謗、人身攻擊面前，為國家利益進行改革毫不退縮、勇往直前。

一個國家，特别是小國，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作基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是“皮”，外交為“皮”上之“毛”。鄭國是小國，土地狹窄，又七災八難的，很長一個時期内一直比較貧弱。鄭莊公以後，鄭國經常遭受大國欺負，“挨打”的戰争接二連三“應接不暇”。子産使楚歸來，制定并實施丘賦制，他要為鄭國解決國家财力不足、軍事實力不強的問題，強化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但是，丘賦制的推行，在鄭國又一次掀起軒然大波。

既然因丘賦制鬧出那麼大的動靜，有必要首先弄清什麼是“丘賦”，然後再了解一下子産實行丘賦制的目的和意義。什麼是“丘賦”，查《左傳》沒用，因為左丘明沒有用一個字解釋、說明。大約在當時這是普通常識，他以為無需多說。可對于後世人來說，卻是個很大的難題。古代儒學大家、當代專家學者為此争論不休，莫衷一是。

杜預注解：“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産别賦其田，如魯之田賦。”（丘、井都是當時農村基層單位）他認為丘賦是“田賦”。唐代經學大師孔穎達則有不同看法，他一番分析後下結論：“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 孔穎達認為：丘賦是“牛馬之屬”，“出車徒、給徭役”就是“軍賦”，還說實行丘賦制是符合周禮的。當代學者楊伯峻先生說：“丘賦疑與魯成公元年之丘甲同意，謂一丘之人出軍賦若幹。”楊先生認為是“軍賦”，但他用了一個“疑”字，留了很大的餘地。

鄭國丘賦制究竟是田畝稅還是軍賦改革，那屬于專家學者研究範疇，我們一般讀者不會為此而“大傷腦筋”。出于直覺，我們認為“軍賦改革說”應該是正确的。因為公元前543年子産初為政時已經進行了一次田畝稅收改革，這由“取我田疇而伍之”可證。不可能五年以後再來一次。況且，子産對軍事問題也是非常重視的，春秋時期戰争頻仍，不重視行嗎？我們不要忘記，子産曾親自參與指揮“伐陳之役”，以後鄭國發生火災時的積極備戰及火災後的“簡兵大蒐”，都說明子産心中軍事那根弦從來沒有松弛過。

我們還不要忘記，鄭國是有尚武傳統的。正是由于以強大武力開路，鄭國才從畿内來到并占據虢、郐二國，西鄭變成東鄭，終于由“客戶”成為“地主”。腳跟站穩後，鄭莊公持續不斷依仗強大軍事實力東征西讨，武壓群雄，傲視天下，遂赢得“春秋首霸”稱号。“子産時代”，鄭國之所以能告别平均不到三年就要“挨打”一次的“厄運”，鄭國民衆能享受到四十四年和平時光，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鄭國具有不可小觑的軍事實力（見附編“子産時代鄭無戰争”），正因為此，才會“諸侯憚之”（《列子》）。落後就要挨打，武力不振定受欺淩，實乃亘古不變的真理。這一點，先哲子産恐怕是非常清楚的。

繼續說丘賦制。當時鄭國有人說子産實行丘賦制是“涼薄貪賦”：薄恩寡義、聚斂财富，是不是這樣呢？。一般而論，社會總是要持續進步，生産技術總是要不斷發展，耕地面積也會逐步擴大，社會财富的累積就會與時俱增。經過幾年休養生息，鄭國社會物質狀況應該有所好轉，民衆應該比較富裕。《司馬遷·史記》記載“（子産）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此時已過去五年。丘賦制的推行，大約是為了适應這種新形勢、新情況而采取的新舉措。土地多，為國家多盡義務；财富多，為強化國家軍隊戰鬥力多做貢獻，這應當是子産此次改革的初衷。

但是，這一下，那些土地多、财大氣粗的大家貴族不樂意了，觸動了他們既得利益，他們會好受嗎？《左傳·昭公四年》記載：“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國人”是相對于“野人”而言的，“野人”與現在相對于“文明人”、含有貶義的“野人”不同，當時的“野人”是指居住在僻遠山鄉的村野之人，是與土地打交道祖祖輩輩務農耕田或以漁獵為生的人群。國人是居住在國都内的人們，其中不乏擁有無數田産、馬牛成群的大戶人家，他們享有一定“參政、議政”的權利，是社會的中上層。

《左傳》沒有記載野人對丘賦制的看法，國人則大肆毀謗子産，他們咒罵道：“他父親暴屍大街，他自己毒如蠍尾。這樣的人發布這樣的命令（指實行丘賦制），他想把國家置于何地！”他們有些“技窮”，拿不出上得台面的“罪行”指斥子産。子産父親在公元前563年“五族之亂”中被害而陳屍路邊，毀謗子産的人竟然用這樣的事對子産進行人身攻擊。可見這些人對子産的仇恨，已達到多麼嚴重的程度！

有人關心子産，把聽到的那些很毒辣的話告訴子産，請他小心行事，其實也有意規勸他改弦更張。子産卻表現得十分坦然，他異常堅定地說：“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音同千），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意思是：



“怕什麼！有什麼妨害？做事如果有利于國家，生死都不用計較！況且我聽說：做有利于國家民衆的善事，不能随便改變（既定的、正确的）法度，堅持才能成就大事。民衆不能放縱，國家法令不能随便更改。《詩》說：‘禮儀道德沒有過錯，豈怕别人說三道四。’我是不會改變的！”



從這段話，至少可以看到三點：一、子産認為實行丘賦制有利于國家、有利于民衆；二、對民衆不能放縱，必須用“度”（法律）進行約束；三、他不怕别人诋毀诽謗、更不會朝令夕改，他要強力推行丘賦制！

子産作丘賦，對其毀謗的當然還有士大夫。把國人那些謗語告訴子産的是子寬大夫，他聽了子産這一番話後，不僅不認可，還（背後）對子産進行批評。他批評子産實行這樣的新政，是“涼薄貪賦，其弊甚大”。什麼弊病呢？子寬通過分析、預測春秋時期姬姓小國的國運，認為蔡國、曹國、滕國這些小國先亡，是因為他們“偪（杜注：偪是偪近大國）而無禮”；鄭國先于衛國而亡則是“偪而無法”。這個“法”無疑是先代之舊法，非指子産“作丘賦”之現實新法。實際上是譏諷子産不循規蹈矩。

從子産這兩次改革及其他事情可以看出，子産确實不是循規蹈矩之人。不安于現狀、不抱殘守缺，隻要認準了的事、有利于國家和民衆利益，他會義無反顧、堅韌而不拔。子産原話中有一句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種為國家民衆謀福利不畏人謗、不怕犧牲、“鐵肩擔道義”的精神，為後人所景仰、所效法。近代史上，民族英雄林則徐寫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詩句，正是從子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話語中脫出，表現出與當年子産，同樣的大無畏獻身精神。

實事求是地說，實行丘賦制，不管田賦還是軍賦，對鄭國百姓民衆來說，無論國人還是野人，肯定是要增加負擔的。應該怎樣看待子産這次軍賦改革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陳戍國先生對“子産作丘賦”這一曆史事件，非常中肯地評論道：“子産當時執政，有責任幫助國君領導鄭國克服困難，在大國的夾縫中謀生存，這就必須有相當的财力，做丘賦實不得已而為之。”（《春秋左傳校注》）

丘賦制實施後兩年，即公元前536年，子産在鄭國鑄了一口大鼎。這在鄭國似乎“波瀾不驚”，不像推行丘賦制那樣，罵聲四起，沸沸揚揚。在國際上卻引發一場“地震”，風波是由鼎上銘文引起的。銘文内容是什麼、為什麼會産生那麼大的影響呢？請看第二十九章 首鑄刑鼎 以法治國。

《春秋第一賢相——子産》撰者長葛高根明（豫許昌長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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