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亞裡士多德的法律分類思想?内容提要：本文介紹了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着重闡明了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即它揭示了“法治”的含義,認為法治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良法和法律至上原則，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以及認為法治優越于人治的法學思想學習亞裡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對于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也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簡述亞裡士多德的法律分類思想?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簡述亞裡士多德的法律分類思想

内容提要：本文介紹了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着重闡明了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即它揭示了“法治”的含義,認為法治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良法和法律至上原則，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以及認為法治優越于人治的法學思想。學習亞裡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對于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也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亞裡士多德 法治思想 背景 内涵 借鑒意義

古希臘是法治思想的發源地，亞裡士多德作為古希臘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後世法治理論的奠基人，其法治思想是現代法治理論的起源，對後世産生了重要影響。在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他并沒有像研究政體那樣，利用專門的章節來詳細地研究法律問題，而是在研究政體過程中，對法律問題進行了闡釋，因而他有關法律的見解是散見于各卷之中的。他在《政治學》中所作的最經典性的論述，即“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幾乎被中外思想家和學者所一緻認可。亞裡士多德認為法律的統治是最好的，因為法律是“沒有感情的智慧”，不偏袒任何一方，符合“中庸”精神。因此，接受法律的統治也就是接受智慧和理性的統治。

　　一、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

　　任何理論的形成，都基于一定的曆史背景，并且都是來自于對生活、社會的思考。亞裡士多德的法治思想的形成，正是受他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亞裡士多德在危機動蕩的時代，經曆政治力量的交錯，冷靜面對曆史事實，他努力探尋人的行為及其國家生活的道德性，試圖為城邦政治制度尋找一條能夠脫離危機的道路，在充斥着社會矛盾和面臨分崩離析的城邦中繼續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當然，文化因素也對他法治思想的形成産生着影響，早期，畢達哥拉斯便已提出“人治不如法治”的主張，柏拉圖在《法律篇》中也提出過法治的思想，但柏拉圖主張哲學王之治，作為柏拉圖學生的亞裡士多德，在充分吸收前人思想精華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這一問題，主張法治而非人治，體現了繼承前人而又突破前人的思想。雖然，亞裡士多德所處時代社會不穩定，但是卻有非常發達的商品經濟，這就促進了思想的産生和激蕩，各種觀點都有産生，譬如民主、理性等，文化氛圍非常寬松，使得亞裡士多德有很多的機會和時間來接觸、學習這樣的思想，并且亞裡士多德由于擔任過宮廷教師，這更是使他有機會對各種治理模式進行分析和研究。因此在社會和文化的雙重影響下，亞裡士多德提出了“法治”的思想。

　　二、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

　　亞裡士多德在批判地繼承柏拉圖人治和法治觀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法治的概念性表述，并就柏拉圖有關法治的各種命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證和闡述，就法治理論擺脫人治的糾纏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其法治思想概括說來，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亞裡士多德認為法律是正義的體現，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而這樣一個衡量是非曲直的中道的權衡恰恰就是法律，遵從法律便是遵從正義，所以，衡量法律的良惡與否，其标準為是否合乎正義。因為人們可以遵從良法，亦可以遵從惡法，而遵從惡法不符合正義，也有違法治，遵從良法才符合法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同時，他還認為法律的良惡與政體有關，正确的政體制定的法律就是合乎正義的良法，人們應該遵從；蛻變了的政體制訂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惡法，惡法非法。這樣，良法正是通過正确的政體制訂出來，以“使人們能夠有最善良的行為和最快樂的生活。”

　　（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

“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必須普遍地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統治者也要遵從法律，城邦執政人員必須根據法律正确行使其管理和裁判的權力，這種權力必須由法律規定，受法律支配。

　　亞裡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公民恪守法律，法律至上，才能實行法治。以今天而論，要在一個沒有法治傳統的國家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是一件很難的事。法律要有權威，人們才會尊重它；要讓法律獲得足夠的權威，首先是政府要認真嚴格守法，如果政府不認真嚴格守法，百姓就不可能真正尊重法律；絕不能像古代法家那樣，讓百姓僅僅是因為害怕而尊重法律；其次，任何時候不能把遵守法律作為礙手礙腳的事，法律雖然可以修改，但是決不能因為一事一人而修改，修改之前它理應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威。否則，自由、公正和正義，都将無法獲得保障。

　　（三）法治優于人治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倡言法治，反對人治，提出了“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的著名命題，他主要從這樣四個方面論證了法治優于人治的好處：

第一，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客觀性和公正性。人雖然有智慧（理性），但是人也有感情，感情會導緻不公正、不平等和腐化。而法治正好可以克服人治的這種缺陷。另外，人治往往使糾紛以服從某個或某些人的方式得到解決，這就未免使平等的公民産生尊嚴的傷害，而服從法律就不會産生這個問題，法律一視同仁，因為法律是沒有人格的。

第二，法律是由許多人制定的，衆人作出的判斷總比個人可靠。他指出：“多數群衆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單獨一人就容易因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緻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第三，法律是借助于規範形式來确認的，具有明确性和穩定性，此外，它還具有普遍性，對任何人都适用。

第四，權力制約需要法治。腐敗的産生源于缺乏監督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緻絕對的腐敗。自由人在把城邦之中的某些權力委托給某些人實行時，為着城邦共同的善和幸福就必然要對這種權力進行監督和管理。

三、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對我國法治社會構建的借鑒意義

亞裡士多德的關于法治的許多理論對于當今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法治是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

（一）制定符合國家和人們意願的良好的法律。因此，在中國法制建設的過程中，要不斷完善我們的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中國最優良的政體，制定和認可有利于建設法治國家的法律法規。

（二）謹慎立法。法律穩定性有利于法律權威的保持，而及時立、改法律則是保持法律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三）樹立法律的權威性。中國長期處于一種“熟人社會”的狀态，因此，自古就沒有形成對于法律權威的認同，而且中國與西方不同，沒有穩定的、大衆的宗教信仰，法律也當然沒有如此的神聖性。這就需要我們做到使人民知法、懂法，并且正确引導他們凡事以法律為行動準則，在“有法可依”的條件下做到“有法必依”。

（四）在治理方式的選擇方面，要法治不要人治，克服特權的存在。中國從古到今一直沒有擺脫專制和人治的束縛，“特權”現象存在，嚴重阻礙着“法治國家”建設的步伐，法制建設受到挑戰。

（五）重視法學教育，普及全民法制教育。這便需要培養公民的言行，提高公民的守法思想意識和守法的主動性，這是走向法治社會的前提和基礎。

　　在當代中國，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僅有良好的法律還不夠，還需要民衆的遵守和認同。亞裡士多德十分重視公民守法精神的培養，如果我們将“良法”與“守法”看作亞裡士多德法治思想的“硬件”的話，那麼，公民的守法精神無疑應看作是其“軟件”。公民守法精神的培養實質上就是對法律情感的培養，進言之，就是公民對法的真誠信仰的培養。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法律就能獲得真正的、普遍的感召力，從而法律的至上性和最高權威才能得以真正地确立和維持，法治也才能真正地實現。

　　（六）加強權力監督，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

　　所謂“法律至上”，顧名思義，是指在國家和社會管理活動中，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換言之，任何人、任何權力都必須遵守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堅持法律至上，就必須反對權力至上。如果權力高居于法律之上，法律就隻能是權力的附庸和奴仆，就無任何獨立性可言。

　　在我國，要實現“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是法治的基本條件，也是法治的主要标志。而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至關重要的是，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對公民私權利的侵犯，要讓權力在法律的監控之下行使。如果有濫用權力的現象，必須讓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七）輔以以德治國，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亞裡士多德認為個人美德是城邦法治的基礎，對于社會正義的實現十分重要。法治應不會有悖于德性，因為它們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為了公民和城邦的幸福。個人不僅要有正義的理性意識，同時更應自覺地遵守和履行正義規則。因此，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民要崇尚美德，提高自身素質；政府應堅持以德治國，堅持秉公為民，不謀私利，拒絕腐敗。我們既要堅持道德的法律化，在道德中注入法律理性因素；又要堅持法律的道德化，在法治中注入道德情感成分，惟有如此，方能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與和諧發展。

　　亞裡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影響世界的法治思想，對中國也是影響巨大的。“法治優于一人之治”、立法、法制教育等思想都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有很大啟示。在這些啟示的指導下，中國在立法、守法，法學教育等諸多方面加強完善機制，促進中國的法制建設，早日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想。

　　參考文獻：

[1] （古希臘）亞裡士多德：《亞裡士多德全集》（第8卷），苗力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古希臘）亞裡士多德著，《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3]徐愛國 李桂林著，《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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