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濟南吞并萊蕪,沈陽、南京、哈爾濱等城市,被點名“首位度”不夠,貴州、江西、河南等省,明确提出要增強省會城市擔當和引領作用……
這些信号揭示的趨勢相當明顯,省會越來越強。
舉全省之力,打造一個有競争力和存在感的省會,參與産業和政策資源的争奪,是一種常見區域經濟發展路徑。
市場要素和政策資源向省會轉移,對非省會地級市來說,将削弱其有限的競争優勢,資源被虹吸的概率相當大。
比如成都之外,四川就缺少強有力的副中心。經濟體量第二的綿陽,生産總值不到成都的六分之一。
強省會時代衍生的一個問題是,三四線城市還有沒有未來?
01
因為給網約車松綁,這兩天的蕪湖和三亞有點火。
旅遊城市三亞衆所周知,相對而言蕪湖的知名度要小不少,盡管它的經濟體量是三亞的接近六倍。
作為安徽重要的通商口岸,長江水運第五大港,蕪湖就是個典型的三線城市,還是合肥之外的安徽第二城、副中心。
經濟密度對比,來源網絡。
今年前三季度的數據顯示,蕪湖的GDP為2203.52億元,增幅為8.7%。
與全國284個不含直轄市、省會城市的地級市、自治州相比,總量位居第48位,增幅位居第52位;在76個中部非省會城市中,總量位列第6位。表現相當亮眼。
此次開全國的先河,率先給網約車松綁,讓它一度收獲“蕪湖模式”的好評。“蕪湖模式”四個字背後,是因地制宜的發展思路。
02
蕪湖能有今天的成績,靠的正是這種主動求變的改革心态。
傻子瓜子的故事,很多人都應該聽過,其品牌創始人、号稱“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正是在蕪湖開始雇工經營的個體戶之路。風氣未開,自然無法孕育一個改革開放的風雲人物。
上世紀90年代,浦東開發戰略确立,蕪湖順勢而為,為蕪湖港争取到了對外籍輪船開放的政策紅利。1992年,蕪湖獲批為沿江開放城市;1993年設立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
在沒有能源和礦産資源優勢的前提下,蕪湖向東看,跳出安徽,往江浙滬靠攏,參與到改革開放浪潮中,孵化出了奇瑞等知名企業。
1978年蕪湖的經濟體量在全省排第9,四十年來一路超車,2017年GDP為3065.52億,雖然不到合肥的一半,但是是第三城馬鞍山的接近兩倍,坐穩了副中心的位置。
今年發布的《中國城市競争力報告No.16》中,蕪湖還入選“40年最成功40個城市”。
03
遠離合肥,避免被吸血,這是三線城市蕪湖的地理優勢。
在強省會戰略下,省會城市吸血的另一面,是對省會的盲目模仿。
比如在網約車上,我們能看到一種很經典的思路——省會看首都,地市看省會。
北京、上海基于人口疏解功能,對網約車施加的本地牌照和戶籍的額外限制,被不少省會城市原封不動地照搬,而這些省會城市,另一邊又在瘋狂搶人。
安徽各市GDP,來源中商産業研究院
一省之内的模仿更不用說。
遼甯有12個城市要求網約車車輛軸距不小于2700mm,排量不小于1.8L。山東有7個城市要求車輛軸距不小于2700mm,8個城市要求車價在12萬以上。
對網約車毫無必要的門檻限制,盡管給市民出行帶來不便,但對那些三四線城市來說,沖破“省會看首都,地市看省會”的決策邏輯,意味着将自己推向風口。
地級市不能走在省會前面,省會不能走在首都前面。諸多新業态的改革試點,也都是遵循從首都到一線城市再到省會的路徑。可見在網約車問題上,“蕪湖模式”其實頂着不小的壓力。
三四線城市對标省會,最大的好處在于,政策法規、經驗照抄即可,風險可控。隻是這種甯可求穩也不要犯錯的保守思路,喪失了很多發展機會。
04
強省會趨勢加強,意味着在産業、市場、人事等諸多領域,省會城市将變得更加強勢,作為排頭兵,更大程度主導省一級的改革、決策。
留給地級市自由發揮的空間,或将越來越小。比如制定房價、戶籍等政策,對标省會的思路繼續強化。
來源:第一财經
但三四線城市如果沒有依據自身的區位優勢和資源禀賦,制定發展策略,而是照搬照抄省會模式,怎麼可能和資源集聚效應下的強省會較量?
同樣的産業結構,同樣的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企業當然會優先選擇省會落戶。要免于被吸血,就要打差異化戰略。
反過來說,蕪湖在網約車上的靈活處理,包括過去的一些主動創新,說明三四線城市可以變通的餘地并不小。
而且,非省會城市還有個很大的優勢:城市容量小,但試錯成本低。
05
互聯網逐漸下沉的過程中,各類新經濟、新業态,開始瞄準三四線城市。
在所有的産業形态中,互聯網新經濟,幾乎是對創新環境要求最高的。
風口轉瞬即逝,三四線城市一如既往地保守,亦步亦趨地跟在省會城市後面,注定吸引不了新興産業聚集。
這兩年産業轉移的浪潮下,中西部人口持續回流。
2017年,全國常住人口增量在20萬以上的省市有17個,其中有11個屬于中西部省市,四川的人口增量更是達到40萬以上。
戶籍四川的外地務工人員,回流就業的首要選項當然是成都。強省會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是搶人大戰的絕對赢家。
那些搶不到人的三四線城市怎麼辦?
來源:網絡
試錯成本小,自治空間足,創新的風險可控,都是可以利用的長處。隻有在政策、法律法規等方面,順應市場規律,适時而變,才可能形成比較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給網約車松綁,蕪湖收獲了法治獎。從平台的角度看,開放的營商環境,能釋放對新興産業的吸引力,也是為政府形象加分,給搶人大戰貢獻了籌碼。
強省會時代,“蕪湖模式”的啟示是:三四線城市的未來在自己手裡,一切決策對标、模仿省會,隻會讓城市失去個性,與省會的差距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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