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總結自己的一生，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懂事了，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不是，此處的“學”既是動詞“學習”的學，更是名詞“學問”的學。

孔丘出生貴族，但“貴”在身份，不在财富。孔家屬于落魄的貴族，完全有資格讓孔丘走一條“窮人孩子早當家”的路子。孔丘從小對禮儀感興趣，就向“儒”者學習，跟在儒者後面當學徒工。這種“工種”養家養不了，但糊口應該可以勉強勉強。一段時間後，孔丘，也包括那些“師傅”都覺得孔丘有從事禮儀的天分。于是，孔丘決定把“禮儀”的學問學深學透，這便是“志于學”。

學了十多年，終于成為“大家”，真正的專家。以齊魯大地為點，遠近聞名，人設鮮明，走上一條“職業化”的“而立”道路。“經濟”獨立、學術獨立、團隊獨立。

孔子的理想不止于此，他希望“流落民間”的禮儀能再次回歸政治，以周禮禮治天下。天不遂人願，諸侯們願意聽孔子說禮儀，不等于願意按孔子的禮儀來治理國家。幾經波折後，孔子終于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優勢和境遇短闆，是為“不惑”。

那就繼續從事自己擅長的職業吧。孔子教書育人，傳播禮儀文化，走一條“民間禮治”的道路。不能讓禮儀在樹上開花，就讓它在土裡生根。通過教書，有教無類，擴大“禮想”的影響；通過實踐，參與政治，提升“禮想”的層次。面對事實不盡如意，孔子總結歸納，覺為“知天命”。知了王朝的發展趨勢，諸侯的發展要求和社會的發展規律，漸漸發現什麼都合理，這便是“耳順”，便是“從心所欲”。

孔子歸納的一生，是從物質到精神，從實踐到理論，從有形到無形的“修煉”過程。作為禮儀的集大成者，孔子成功地把“儒者”變成了自己的學術流派，形成儒學，把有形提升到無形。後世的學生再不斷發揚光大，有人群、有書籍、有組織，又把“儒學”延伸為“儒教”，并從底層開始，潛移默化，不斷上升到政治體系，再次把無形應用為有形。這是一套典型的辯證法：實踐-理論-實踐。

正是如此，徒子徒孫們就把孔子的一生歸結為儒者的一生，并套在自己身上，希望為自己的一生。各個年紀階段就有了文化符号，30歲對應而立之年，40是不惑，50是知天命，60叫耳順，至于70呢？“從心所欲”一是有點重複60的狀态，二是太繞口，三是太直白，四是用得少，所以沒有流行。後來，唐朝杜甫有詩句“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便用上了“古來稀”。

人生的規律也是人性的規律。人在成長（發育）過程中，各種激素要素相對興奮，細胞分裂生長旺盛，對外界事物充滿好奇，求勝戰勝欲望強烈，所以帶着“改造世界”的思想入世。改造不是一個口号，是一個過程，要先學習，學到本領，一步一步來，志學、而立、不惑。後世的儒家再次歸納為通俗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經過努力奮鬥之後，明白了自己、他人、自然和社會，便有“理解世界”和“融合世界”。改造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成功多少，都是其次，“窮者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真正的收獲，是你在改造過程中獲得了與客觀世界對話的機會，形成了内心的升華，所以會知天命、耳順，會從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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