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距江蘇大劇院原創話劇《紅高粱家族》首演僅剩下半個月，在觀衆們的熱切翹望中，該劇的精彩音樂片段率先掀起“紅蓋頭”。7月17日，由江蘇大劇院主辦、可一書店·仙林藝術中心協辦的“李京鍵的音樂與話劇《紅高粱家族》中的音樂創作”分享活動在南京可一書店舉行，青年作曲家、上海大學音樂學院教師李京鍵分享了他擔任作曲的主要思路，并即興演奏起了劇中的音樂片段，邊彈邊講，帶來了一場幹貨滿滿的藝術普及，也喚起了人們對新劇的滿滿期待。

《紅高粱家族》是諾貝爾獎得主莫言最滿意的作品之一。“我爺爺”餘占鳌與他的三個女人在高密東北鄉生兒育女、釀造勞作，當日軍到來，在這片黑土地上世代生息繁衍的男人們和女人們，與侵略者展開了殊死搏鬥，接續起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定于8月4日至7日在江蘇大劇院首演的“蘇版”話劇《紅高粱家族》，彙聚了當今國内戲劇界頂尖的舞台力量，被莫言寄寓了“頂天立地”的殷殷期待。

對該劇作曲來說，李京鍵需要面對《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九兒》等橫亘于前的影視音樂的高峰之作。直面這些“豐碑”進行創作，李京鍵坦言壓力很大，但也明白自己要做的不是超越，而是如何“不同”。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脫胎換骨的話劇版《紅高粱家族》，其定位本身就有别于前作。導演牟森認為，如果說電影《紅高粱》是一部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轟轟烈烈的“傳奇”，電視劇《紅高粱》傾向的是個人英雄主義叙事，那麼話劇《紅高粱家族》就是一部濃墨重彩彰顯愛國精神的人民史詩。

就劇情的邏輯而言，個人的英武不屈、愛情生活作為“分割鏡像”，最終交彙于“精忠報國”的民族性格，音樂的表達也同樣服務于這樣的“分—總”邏輯。李京鍵首先演奏了《紅高粱家族》中烘托個體精神的核心片段，沉郁頓挫的樂音似命運的偉力牽扯着人物下墜， 可旋即響起的激揚高亢的樂音又與前者構成了抗争、升華的巨大張力。

那些表現主人公日常生活、真摯愛情的音樂片段，同樣支撐着重要的叙事線索，為“我爺爺”“我奶奶”的形象注入豐滿血肉。這些片段，或空靈、夢幻，令人眼前浮現出被夜霧浸淫，凄婉、悲壯而輝煌的紅高粱；或唯美、靜谧，引人遐想于東北鄉大地上日複一日的相愛與繁衍。在充分演繹這些“分主題”之後，作曲家接着需要完成的，是對群體的紀念與贊頌。面對餘占鳌帶領酒坊兄弟們在高粱地裡對日本兵展開伏擊、死傷慘重的悲壯結局，一段靜穆深沉、哀而不傷的“挽歌”，在含蓄蘊藉中飛揚起英雄主義的群體姿态。

李京鍵對話劇《紅高粱家族》音樂結構的介紹分析，與人們對音樂“信馬由缰”“興之所至”的傳統認知有很大不同。李京鍵解釋，其實萊布尼茨曾說過“音樂是數學在靈魂中無意識的運算”，霍普德曼則說過“音樂是流動的建築”，“數學”與“建築”的比喻，說明音樂是各種主題、技巧、元素精巧編織、相互影響才産生的化學反應，通過量的累積，一步步地生成了它的主題。

所以，音樂是有邏輯的嗎？對讀者的提問，李京鍵表示答案是肯定的，音樂的旋律與旋律、段落與段落之間，必須有邏輯的力量咬合在一起。“音樂的目的是喚起感動、凝聚人心，要喚起感動，就必須有大量的鋪墊、蘊積、遞進直至抵達頂點，結構化内容的本質就是創造感動。沒有邏輯的構架，情感的濃度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從0升到100，任何在人心中激發的情感，都是音樂邏輯的結果。”

除了為話劇《紅高粱家族》配樂，李京鍵還為劇中合唱段落譜寫旋律。有讀者好奇：話劇中為什麼會出現合唱，這是不是《紅高粱家族》的首創？寫純音樂和為歌詞配曲，有沒有什麼區别？

李京鍵介紹，其實古希臘悲劇中就有歌隊合唱，起到叙事、抒情、渲染氣氛的作用。20世紀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也借鑒了古希臘悲劇的這一特色，充分運用音樂的律動來為戲劇服務。和純音樂相比，寫合唱就必須充分考慮腔詞關系，這是中國戲劇區别于西方戲劇的一個獨有難題。

“我們中國的語言有音調的區别，讀音不同，意思也就全然不同，如果作曲時沒有照顧到腔詞關系，導緻傳遞了錯誤的信息，這在音樂中叫作‘倒字’，是一種欠缺完美的體現。”李京鍵表示，作曲者固然可以依字行腔、規避聽覺上的混淆，同時又必須服務于音樂的内在發展邏輯，兼顧準确性、旋律性、邏輯性等幾重要求。

李京鍵希望，觀衆們能換一種視角看待戲劇、影視中的所謂“配樂”：音樂其實并非處于附屬、附庸的地位，它隻不過運用了另一種媒介、同樣依據缜密的結構，來完成一整套叙事。眼下，《紅高粱家族》開演在即，他期待能夠和觀衆在江蘇大劇院重逢，欣賞文學、劇場與音樂的美好相遇。

新華日報·交彙點記者 馮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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