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對心理咨詢師都有着這樣的想象：走進昏暗的咨詢室，躺在椅子上，對咨詢師講述自己童年時的故事，咨詢師不斷作着記錄，然後揭示出你内心最可怕的黑暗面：你有“俄狄浦斯情結”——你内心裡想弑父娶母。

這大概是很多人提到弗洛伊德時會首先想到的畫面。從1980年代的“精神分析熱”開始，俄狄浦斯情節、閹割情節、潛意識、本我與超我等等的弗洛伊德術語，就此進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然而男人們真的都想“弑父娶母”嗎？神神叨叨的“俄狄浦斯情結”到底在說些什麼呢？

“俄狄浦斯情結”源于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創作于公元5世紀的悲劇《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忒拜國王拉伊俄斯和王後伊俄卡斯忒的兒子，在他出生之前，就有神谕預言他長大後會弑父娶母，因此他一生下來，便被棄之荒野，不想被鄰國國王收養，當上了鄰國的王子。後來他為了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再次去求神谕，神谕告訴他，他命中注定弑父娶母。他試圖反抗命運，離開了自己生長的國度（以為那裡是家鄉），然而在流亡的路上他遇到了自己的生父拉伊俄斯國王，陰差陽錯之下，他親手殺死了自己身份未曉的父親。

後來他來到了忒拜，答出了斯芬克斯（人面獅神的怪物）的謎語，被國民擁立為王，娶了自己的生母伊俄卡斯忒為妻，并生兒育女。直到一場瘟疫降臨忒拜，國民再去求神谕，得到的回答是，隻要将殺害先王拉伊俄斯的兇手逐出忒拜即可阻止這場浩劫。殘酷的真相終于揭開，俄狄浦斯就是兇手，犯下滔天大罪的他自毀雙目，離開了忒拜。

19世紀末，現代班底制作的舞台劇《俄狄浦斯王》在巴黎和維也納巡演并大獲成功，弗洛伊德就是觀衆之一。他自己的父親于1896年去世，弗洛伊德開始回憶自己的童年經曆，進行自我剖析，在1897年與好友 Wilelm Fliess 的通信中，弗洛伊德寫道，“我發現我對母親有着始終如一的愛戀，而對父親卻是揮之不去的妒恨。我認為這可能普遍存在于人類的幼兒期。”

許多對弗洛伊德個人史的研究都表明，他一直對俄狄浦斯這一形象有着特殊的迷戀和強烈認同，甚至有學者認為，弗洛伊德的個人經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對“俄狄浦斯情結”的理論建構。Ernest Jones在《弗洛伊德的生平與著作》一書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則轶事：1906 年，弗洛伊德 50 歲生日之際，他的學生們送給他一塊紀念章作為生日禮物。紀念章的正面是弗洛伊德的頭像，反面則雕刻着俄狄浦斯回答斯芬克斯謎語的場景以及《俄狄浦斯王》中的一句話，“解出謎語者即為王”。接過紀念章的弗洛伊德變得焦躁不安、面色慘白，當他還是維也納大學的一名普通學生時，就曾徜徉在樹滿先賢塑像的拱廊下，想象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跻身其中，而在他的少年幻想中，刻在自己塑像上的，正是《俄狄浦斯王》中的這句話。

“俄狄浦斯情結”的誕生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重新解讀了《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他認為這部悲劇之所以經久不衰，在古希臘和現代觀衆中間都能産生共鳴，并非因為它表現了命運的無上權威和人類的自由意志之間的終極鬥争，而在于其中詛咒了俄狄浦斯的神谕可能正道破了某種真實存在的人類共同命運，即一個男人生下來第一個性沖動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而第一個仇恨的對象則是自己的父親。

弗洛伊德認為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與《俄狄浦斯王》有着相同的心理根源，隻是由于文明進步對人類情感的壓抑，兩位劇作家對相同的題材做了區别化的處理。在《俄狄浦斯王》那裡，兒童的願望和幻想被直接呈現出來，在《哈姆雷特》中，這些情感則被壓抑了，而正如精神分析師的工作一樣，劇作家借助對抑制效應的描寫，将這一情感揭示出來。也就是說，哈姆雷特為什麼對父王在天之靈的囑托猶豫不決，對殺其父王奪其母後的叔父手下留情？并不是因為他天性優柔寡斷，或如歌德所說的那樣，“他的生命活力被過份的智力活動所癱瘓”，而恰恰是因為他的叔父實現了他壓抑已久的童年欲望，以至于他對仇人的憎恨被自己良心的不安所沖淡。

從對一些病人夢境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為“俄狄浦斯情結”找到了一些“臨床依據”。他将關于雙親之死的夢視為一類“典型的夢”，并指出大部分雙親之死的夢，夢到的都是雙親中同性一方的死亡，男人夢見父親之死，女人夢見母親之死。弗洛伊德對此的解釋是，做過這類夢的人一定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大多是童年時期），希冀過父親（或母親）的死亡，這種敵意一直隐藏在他的潛意識中，并通過夢境浮現出來。

弗洛伊德認為，兒童的性偏好使得兒子視父親、女兒視母親有如情敵，唯有除去他（她）才能遂其所願；而同樣的性偏好也使得父親多溺愛女兒，母親多偏袒兒子，兒童也能充分地感知到父母的這種選擇。因此，兒童對雙親之中的異性的特殊感情，一方面出于自身的性本能，另一方面，來自父母的刺激也強化了這種傾向。

“俄狄浦斯情結”與兒童發育

《夢的解析》出版後的20年間，弗洛伊德相繼提出性心理發育（psychosexual development）理論和人格的結構模型（即人格分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關于“俄狄浦斯情結”的論述也随之日臻完善，并一直是貫穿整個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情結”（nuclear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結”出現在兒童性心理發育五個階段——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兩性期——中的第三個，也就是性器期，一般在3至6歲之間。在這一時期，兒童開始主動探索自己和他人的身體，通過暴露和撫摸性器官獲得滿足，并逐漸認識到兩性之間的生理差異和自己的性别。

對于處在“性器期”的兒童來說，父母是釋放力比多的主要對象。以男孩為例，他想要獨占母親的愛，因此對父親産生嫉妒和敵意，他潛意識中代表欲望的“本我”想要殺死父親，但同時，更現實和理性的“自我”提醒他，在兩個男性對母親的争奪中，父親的力量明顯處于上風，這種對父親的矛盾情感集中體現為“閹割恐懼”（fear of castration）。

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本我和自我的沖突會通過“壓抑”（repression）和“認同”（identification）兩種機制而逐漸得到化解。第一步是壓抑自己的情感沖動，第二部則是将雙親中的同性一方的性格特點變成其理想自我（即“超我”）的一部分。男孩與父親之間的相似性緩和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男孩的閹割焦慮。而如果“俄狄浦斯情結”在童年階段沒有得到很好地化解，到了成年時期，就會發展為病态的戀父或戀母，甚至更為嚴重的精神疾病。

“俄狄浦斯情結”與宗教起源

為了論證“俄狄浦斯情結”的普遍性，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一書中回到了整個人類文明的童年——所謂的“原始部落時期”，認為“俄狄浦斯情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宗教、道德和社會構成方式。他認為，人類最早的社會單位是“原始部落”（primal horde）這一觀點來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原始部落”是圍繞一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男性首領構成的，部落中所有的女性都歸他所有，對于整個部落而言，他扮演着唯一的父親的角色。部落中的其他年輕的男性對他又愛又恨，一方面，他們恨他擁有無上權威并獨占了所有的性資源；另一方面，他們又愛戴并羨慕他，甚至視他為崇拜敬仰的對象。

漸漸地，敵對的情緒占了上風，部落中的年輕男性聯合起來，殺掉了首領并分食了他的屍體，希望從中汲取他的力量和智慧。在弗洛伊德看來，是恐懼和憎恨驅使他們殺掉了他，而愛戴與崇拜則讓他們在殺戮之後分食了他，與他融為一體。而這一集體暴行帶來的罪惡感是原始部落中圖騰與禁忌的起源：被部落視作祖先和保護神的動物圖騰就是被殺的首領的象征，為了消解這一罪惡感，部落成員都必須遵守一個神聖的誓約，那就是不能獵殺或食用這種動物（犧牲與聖餐等特殊儀式除外）；與此同時，與同部落的女性發生性關系也變成了一種禁忌。

弗洛伊德認為，與原始部落中的圖騰崇拜類似，基督教也起源于對上帝的恐懼和原罪，并在聖餐和忏悔的儀式中與上帝（天父）達成和解；隻不過，在弗洛伊德看來，所謂的“原罪”并不是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而是弑父。所有後來的宗教都是為了解決同樣的問題，人性和人類文明正是被“弑父原罪”和治療“弑父原罪”的需要推動着向前發展。通過将個人的童年時期與整個人類的童年時期相對照，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結”最大限度地普世化了，它成為了人類曆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它産生的罪惡感成為人類基因的一部分代代相傳。

《圖騰與禁忌》在一戰前後被翻譯成英文，傳入英美學界，并引發了人類學家的憤怒和一緻讨伐。首先，它所基于的“原始部落”假設，被很多人類學和考古學證據證明完全是達爾文的憑空臆測，人類學家博厄斯就曾批評其為“最糟糕的進化論臆斷”馬林諾夫斯基還指出了弗洛伊德的邏輯錯誤，他認為，俄狄浦斯情結并不是宗教的起源，也恰恰是宗教律令的結果，也就是說，正是結構性的壓迫導緻個體産生俄狄浦斯情結，不存在圖騰崇拜或者男性權威的社會也就沒有俄狄浦斯情結。

事實上，在俄狄浦斯情結提出的一百多年來，它一直面臨着類似的質疑，即這樣一個産生于典型的核心家庭結構、産生于“爸爸-媽媽-我”的三角關系中的心理機制，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個解釋更普遍的人性和社會問題的模型？正如德勒茲和瓜塔裡在《反俄狄浦斯》中指出的，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整體的壓迫機制通過家庭這一中介作用在個人身上，典型的核心家庭作為施加社會壓迫的場所和手段，殖民了它的成員，壓抑了他們的欲望，使他們産生了俄狄浦斯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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