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各大媒體常對社會上的人口流動現象展開讨論：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日漸聚集到東京等大城市，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日本的一些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卻出現了嚴重的人口流失狀況。如今日本很多農村半天都看不到一個人，即使偶爾看到一兩個也是些老人。這種現象其實并非隻存在于日本，而是在中、日、韓等東亞國家普遍存在。如今日本年輕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就是東京。

截至2020年12月東京都人口約為1396萬人。東京不僅是日本的首都和最大城市，而且也是亞洲金融中心、時尚流行文化中心。近年來也出現一種說法認為東京其實不是日本的首都。事實上日本憲法的确沒明确哪座城市是首都，但東京實際上扮演着日本首都的角色——這是國際上所公認的一個客觀事實。其實關于日本首都的位置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一筆糊塗賬。

古代日本以天皇所在地為首都。這意味着天皇朝廷的遷徙就是遷都，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的藤原京、平城京、長岡京、平安京。公元794年桓武天皇從舊都長岡京遷都平安京（今京都），從此以後日本的首都就固定于此，以緻于“京都”一詞在日語裡成為這座城市的專有名字。1185年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後就使情況變得複雜起來。在此之後的近七百年間日本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仍是京都的天皇。

可實際上執掌國家軍政大權的卻是幕府将軍。自源賴朝開創幕府制度以來日本先後經曆了鐮倉幕府、室町幕府、江戶幕府三代幕府政權。這其中除了室町幕府和天皇朝廷一樣位于京都之外鐮倉幕府和江戶幕府都不在京都。由于天皇是日本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所以理論上幕府時代日本的首都仍是天皇所在的京都，然而幕府所在地才是實際上的政治中心。

日本曆史上最後一代幕府政權江戶幕府所在地江戶城正是如今的東京城的前身。據說江戶城最初是鐮倉幕府時代一名叫江戶太郎重長的武士所開發的，此後江戶氏的子孫在這裡生活了三百來年，直到室町幕府時代一位名叫太田道灌的武士将他們逐出江戶城。太田道灌在治理江戶城的三十年間使這裡由一個小村莊初步發展成為一個集鎮，然而太田道灌被當時日本關東的領主上杉氏殺害。

上杉氏被北條氏滅亡後江戶城的居民大部分被遷徙到了北條家的主城小田原城。在經過這一系列變故之後江戶城急劇沒落成為雜草叢生的漁村。公元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入駐江戶。這時的江戶幾乎就是一片沒怎麼開發的沼澤地，除了附近的農戶和漁民幾乎沒人在此居住。家康面對此情此景任命伊奈忠次為關東代官頭（相當于民政長官）。這個職務主要就是負責江戶的全面改造。

伊奈忠次對利根川水流進行了改道：他在河堤上築起堤壩、鋪設大道、開鑿運河、架築橋梁、擴大耕地面積......伊奈忠次改革完善了江戶的财政和稅收體系，同時着手制定一系列适應江戶發展需要的法律草案并嚴厲鎮壓違法行為。德川家康把他的家臣及其家屬都遷入了江戶城。這就使原本并不大的江戶出現了人口的大幅增長。這樣一來江戶城對糧食和飲水的需求自然也随之增加。

如何引水入江戶就這樣成為了當時急需解決的問題，于是家康派懂得土木工程的大久保忠行負責引水工程。忠行四處察看後認定井頭的水質最佳，于是他沿高田馬場經過澱橋到文京區的江戶川公元築堤，再用木制水槽把水引到江戶各地。這就是被稱為“神田上水”的工程。這條全長64.8公裡的水槽在其穿行之地鑿了四千個水井用來儲水以作為飲水及消防之用。

該工程耗時二十一年、耗資七萬兩。後來又從多摩川的羽村引水，在新宿禦苑的四谷大木戶挖掘了一條長達五十公裡的水道。德川家康還令本多正信和青山忠成等人修城：從土地高處挖土填海平池——首先把挖掘櫻田門外壕的土拿來填海，做成了日比谷的市區。德川家原來所統治的三河、駿河、遠江、甲斐、信濃五州之人紛紛慕名來到江戶。至此江戶的城鎮建設工程順利完工，人丁也開始日益興旺起來。

在此之後經過江戶幕府持續兩百餘年的治理使江戶城發展成為了日本事實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到了幕府末年江戶的人口已超過100萬。這一數據是位于日本西南地區的薩摩藩總人口的15倍，甚至比起當時正處于全盛時期的大英帝國的倫敦和東亞傳統大國中國的北京也不多遜色。相比之下天皇所在的京都發展就滞後得多：天皇甚至一度混到宮中無存糧而靠賣字畫過活的地步。

京都再怎麼困窘卻始終以傳承着皇室萬世一系的榮光自居。盡管江戶在德川幕府時期已成為日本事實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卻始終無法取代京都在國民精神領域的地位。在這樣的局面下京都的朝廷公卿們都養成妄自尊大的因循守舊之風，直到幕府時代終結之後維新勢力發出了剪發髻、易服飾、禁染牙等文明開化命令後京都公卿們仍堅持他們的傳統習俗。

這讓已實際掌握日本政權的維新勢力将京都視為守舊勢力盤踞的大本營。維新派認為天皇如果身處守舊勢力的包圍之中而與人民百姓隔離将不利于維新事業的推進，于是在他們的推動之下朝廷于1868年7月17日将江戶改名為東京（東部的京城）。1869年5月9日明治天皇及其家屬、随員一行3000多人的隊伍抵達東京。此前江戶幕府曆代将軍的居住地随即被改造成為此後曆代天皇及其皇族的居所。

1932年東京市将周邊區域合并成為35區。這時的東京市區與現在的東京都區域已基本相同。1943年1月日本政府向帝國議會提出《東京都制案》并得到通過，同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東京都制在廢除東京府和東京市的形式這一基礎上将其統合為東京都。1947年3月15日東京都35區再編為22區。同年8月1日舊練馬町及其他4村的區域從闆橋區中分離出來合并為練馬區。

至此東京都形成了23區的格局并一直延續至今。1962年東京人口首次突破1000萬。1964年東京成為首個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城市。當時東京為迎接奧運的到來興建了多項體育場館項目和其他重大公共建設。自此以後東京正式跻身國際代表性都市的行列。20世紀80年代東京通過國際化和信息化實現了經濟的飛躍，從而成為一個社會安全、科技領先、具有文化與時尚氣息、充滿活力與魅力的全球屈指可數的大都市。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朝日本經濟泡沫的崩潰使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不景氣狀态，但臨海副都心的大規模開發、新宿副都心随着都廳移轉進一步發展、交通系統的持續整備以及多項都市更新與大型複合地帶改造計劃的執行使得東京的發展腳步依舊不斷前進。2010年據聯合國統計東京被評為全球最大的城市，與川崎、橫濱等地共同構成了全球人口數量最大的都市圈（約3500萬人）。

盡管日本皇室和政府部門自明治年間起就已事實上遷往了東京，但卻一直沒在法律上明确東京的首都地位。直到二戰日本戰敗之後的美國占領時期從制定了《首都建設法》。言下之意即是适用這部法律的城市就是日本的首都，然而這部法律在1956年就已因為美國駐軍的幹擾而被廢止。日本在廢止《首都建設法》的同時又制定了取而代之的《首都圈整備法》。

這部法律将東京都與周圍地區定為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中心的“首都圈”，但在這個圈子裡的領頭羊是誰卻沒明确的法律規定。這裡涉及到需要區分東京、東京都與東京都市圈這三個彼此有聯系卻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日本的區劃分成都、道、府、縣四種。這其中唯一的“都”就是東京都，而“府”隻有大阪府和京都府，日本剩下的行政區劃中除了北海道之外都是縣。

所謂東京二十三區就相當于我國上海的市中心；東京都相當于整個上海直轄市的範圍；東京都市圈的概念則相當于整個長三角經濟圈的意思。如果非要就法律層面咬文嚼字的話，那麼目前的日本法律并沒明确指出首都是哪座城市，而是提出了由城市群構成的首都圈概念。當然明眼人都知道日本首都圈内事實上能扮演中心角色的就隻可能是東京。從德川幕府時代起關東平原一帶就成為了日本實際上的中樞。

那時這座還叫江戶的城市不僅是日本事實上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日本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這座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區域類型：作為平民活動區域的“下町”聚集了許多商人、小販與手工藝師匠。這些人主要從事隅田川的水上運輸、江戶港的物資集散以及各種商業活動；作為上流社會活動區域的“山之手”包括大名的住宅區和旗本的住宅區在内是江戶城内的政治中心。

江戶城政治、經濟的發展也造就了文化的興盛。平民文化的形成也象征着江戶城的文化發展進入全盛時期。明治時代江戶更名為東京後迅速崛起成為了日本乃至亞洲最大都市。如今的東京光算市中心人口就有大約九百萬，東京都的人口已接近一千四百萬，而整個東京都市圈的人口約為3500萬。僅僅一個東京都的經濟總量就已超過一萬億美元，而整個東京都市圈的經濟總量則占到了日本的一半左右。

即使放在國際上進行比較也能發現東京的城市單位GDP已超過紐約成為全球第一。東京作為日本的心髒集中着日本大多數的工業企業和高等院校。可以說日本那些最知名的大企業總部與重點大學幾乎都分布在這裡。年輕人湧向大城市這種現象并非隻存在于日本。事實上農村地區以及一些中小城市出現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現象在我國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大城市對年輕人而言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發展機會。由于東京聚集着日本最好最多的高等學府，所以日本的年輕人中有不少就是在東京接受高等教育的。與此同時東京聚集的大量知名企業則成為年輕人畢業後求職的首選目标。無論是日本的年輕人還是中國的年輕人往往都會在生活現實的驅使下選擇有更多發展機會的大城市。相比之下這種現象在日本會比在中國表現得更為明顯。

中國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還有大量省會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也相對不錯。相比之下日本一半左右的經濟總量都是由東京都市圈創造的。這意味着東京一個城市就占據了日本絕大多數經濟資源。換句話說日本絕大多數中小城市發展空間都相對有限。因此日本年輕人出于求學、工作等現實生活原因會很自然地湧入東京。這和我國年輕人紛紛湧向北上廣深的現象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不同的是我國年輕人有四個一線城市以及一些省會中心城市可選，但日本的年輕人除了東京之外并沒太多可選項。作為日本第二大城市的大阪隻有267萬人口，而以大阪為中心的京阪神大都市圈也隻有1877萬人。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身為第二大城市的大阪在人口和經濟資源方面也比東京差了一大截，那麼日本其他城市與東京的差距也就隻會更大了。

當然大城市機會更多的同時也意味着競争壓力更大。湧向東京的日本年輕人其實和我國的北漂人群一樣也承受着在大城市打拼的各種現實壓力：住房貴、生活成本高、通勤時間長、幾乎沒有私人休息時間、工作與生活上都要承受巨大負擔......更關鍵的是在大城市奮鬥多年後往往還是難以真正立足穩定下來。為了工作賺錢這樣的現實生活目标選擇留在大城市的人其實未必對自己的生活狀态滿意。

2020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起的一項針對24到29歲年輕人的調查顯示：目前日本年輕人心目中最向往的日本城市中大阪高居第二位，而名列第一位的則是位于日本南部的福岡。相比之下年輕人紮堆的東京僅僅名列第十七位而已。換句話說日本年輕人在東京和大阪這兩個城市中還是認為大阪更宜居。大阪是日本關西地區的核心，在曆史上也曾是日本的中樞之地。

直到今天大阪仍是日本著名的大都市。目前大阪的經濟總量已超過1900億美元。這與我國的南京等城市大緻相當，而在日本也就東京稍遜一籌而已。大阪比起東京更加古老也更加具有生活氣息。這點比較類似于我國的蘇州、杭州、成都這類城市。這類城市在日本年輕人眼中其實是更适宜生活的，不過日本的年輕人更多是認為大阪這類城市适合晚年休閑養老。

大阪的工作機會不如東京多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問題，所以大阪能吸引的年輕人數量比起東京是有限的。日本的年輕人和我國的年輕人一樣對大城市總是有一種莫名的向往，不過當他們在大城市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後熱情也會慢慢衰落。目前日本的年輕人紛紛往東京跑是客觀事實，但這并不代表日本的年輕人不願待在大阪等城市——事實上他們對大阪等城市更心儀，但現實處境決定了他們仍會奔向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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