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賈府年輕的男性成員，銜玉而誕的賈寶玉，一出娘胎就背負著家族上下衆人的期待。這個期待綜而言之，就是第五回警幻仙子所說：“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

從這個期待延伸出去的教育目标，也就是讀孔孟書求仕途經濟宦達，顯親揚名光宗耀祖，這樣一個傳統男性立足于社會的道路。

因此，讀書就成為賈寶玉肩負的“責任”，家中長輩對他的教育安排，正是朝向這個目标而設置。早在三四歲尚未進入學堂之前，賈寶玉就已經在長姐元春的手引口傳中，“讀了幾本書識得數千字在腹内了”。

讀書首先一定要識字，而文字即是文化的載體，因此，所謂的讀書，就是接受文化訊碼的傳承。

雖然全書履次強調賈寶玉“極惡讀書”、“愚頑怕讀文章”，最不喜讀書又好遊樂，因此不得父親賈政的愛惜。但實際整理小說語言現場中，賈寶玉在對話或思想活動中所引用或提及的典故後，卻發現一項驚人的事實――不喜讀書的寶玉，在對話或思考中卻提及或引用了接近傳統文化體系中士人接受教育的完整内容。

不但他最厭棄的仕途經濟科舉晉身所需的《四書》、《五經》已進入他的思想意識，成為他的精神食糧，且舉凡“詩”、“文”、“辭賦”、“戲曲”等曆代文學體裁，“史事”、“佚事”等曆史典故，甚至“外文”都是他“雜學旁收”的對象。

并且，由于他的天質聰穎，往往進一步能夠提出見解或進行再創造，因此能在大觀園試才時，以十二、三歲的稚齡技壓群客。二十八回在馮紫英的邀宴上，也會主動提出以有趣的酒令規則：

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注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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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人聚集飲酒作樂也要雅緻，在賈寶玉的提議下“古詩”、“舊對”、《四書》、《五經》都成了酒席樂趣的來源。

然而，要能夠将這些書本上的文字拿來操作，基本前提是對内容的爛熟。因此，寶玉的提議當場就引得不學無術的薛蟠大聲抗議：“我不來，别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

可見得同樣是在上層社會接受養成教育，但這些知識與文化真實地滲入賈寶玉的生命與精神世界，并且時刻尋求在生活中實現，而如薛蟠輩卻仍是渾噩不覺，不得其門而入，或根本無心進入。

除了上文的歸納外，賈寶玉在小厮茗煙的提供之下，對于“古今小說并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也有涉獵，并且如獲珍寶。

這類被當時歸為内容淫狎引人入魔的邪書，由于寶玉自覺這些書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除了因被黛玉撞見，一同讀了《西廂記》，有了共知前提而成為日後兩人對話的密碼外，在與其他人交際的場合并不曾出現引用其餘書本的内容。這樣的現象，可視為他對“語境”的感知後，得出不能與人談論這些書籍内容的判斷。

在後四十回中的賈寶玉，平日卻看起了《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佛、道、谶緯之書。

此外，寶玉對于醫藥的原理也不無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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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當他聽聞秦可卿死訊吐血時，曾對一旁擔心的襲人說：“不用忙，不相幹，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

五十一回看到胡庸醫為晴雯開的藥方時，他不禁大罵：“該死，該死，他拿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内滞，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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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都是賈寶玉懂醫理的印證。

由此，我們發現寶玉的确是寶钗所說的“每日家雜學旁收”，他腦中知識汲取的範圍相當淵博，對于知識有一種本能上的渴求與興趣。

第三回黛玉内心的旁白：“ 極惡讀書，最喜在内帏厮混”處，有一條【甲戌夾批】：“是極惡每日《詩》雲、子曰的讀書。”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句話的前後文中，“極惡讀書”是和“内帏厮混”對舉的。在傳統中國社會，尤其是仕宦人家，通常都是嚴格執行“男外／女内”的空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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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内則》中規定：“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在七歲之後，男女就不能共席同食，十歲之後，男孩要出外入學，居宿在外，女孩則不出中門，跟随保姆學習女事。

到了北宋司馬光的《居家雜儀》，除了男女七歲開始都要頌讀《孝經》、《論語》外，男孩開始陸續接受完整的系統養成教育，頌《尚書》、《春秋》、《詩》、《禮》，使曉義理，知仁義禮智信；女孩則僅講《列女傳》、〈女戒〉，使略曉大義。司馬光同時還将女子不出中門的年齡，從十歲提早到八歲；男孩則仍然在十歲之後，出外入學，居宿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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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真在《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曆史》中，統計大量傳記資料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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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紀以後，每過五十、一百年，中國士子啟蒙就學的年齡就要提前一年、兩年。到了明清，士人子弟中，六歲已開始正式教育的頗不少見，甚至有在五歲、四歲之稚齡就被安排入塾從師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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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頑童鬧學堂時，賈蘭、賈菌等稚齡幼童，業已出現在家塾。因此，在這裡賈寶玉的“極惡讀書”，是相對于“内帏”的女孩空間，“讀書”正是可以代換成那條男孩養成計劃中的，仕途經濟之學，是外出到學堂拜師，整天“《詩》雲、子曰的讀書”。

此時賈寶玉仍是幼童，對于被嚴逼著要顯親揚名而開啟的讀書之路，隻是不喜被拘管的本能厭惡；但随著年歲漸長，對于書本知識浸淫既深，對應舉的時文八股，更是深厭不服，于是從襲人的口中，我們得知了“祿蠹”這樣的新詞。細究賈寶玉對于時文八股的厭憎，僅是因為：“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不屑于将“學問為禽犢”罷了。

整理了賈寶玉在對話中所引用的前人典故的範圍後，我們對于賈寶玉的言語特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觀察他在對話中所引用或提及的前人話語，可以進一步掌握他的知識背景與思想。從他的言語中引用的典故出處看來，賈寶玉非但絕非不愛讀書，他無疑還是一個飽讀詩書的精英文化知識載體。他所出身的社會階層提供了優渥的環境，讓他輕易地得到飽食文化精髓的良機，而這些文化食糧一但進入了他的精神世界後，不但成為他面對這個世界的思想态度之源泉，同時也在他的言語風格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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