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古籍所教授）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争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緻“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産，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後中國曆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飨讀者。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宋代傑出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宋神宗熙甯年間（1068-1077），他在宰相任上主持、發動了一場由上至下、從朝廷到地方的變法革新運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甯變法”。變法以理财為核心，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對宋代乃至整個中國曆史産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也由此被冠以“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等稱号。

自仁宗慶曆二年（1042）進士及第至熙甯二年（1069）拜參知政事之前，王安石曾曆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官職，政績卓著。所謂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王安石變法”中的諸項新法，以及指導變法的革新思想，早在他任職地方官時便已初顯端倪，尤其可追溯到他知明州鄞縣（今浙江甯波市鄞州區）時。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一載：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煕甯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以下從政事、文學、交遊三個方面，分别縷述，以凸顯知鄞三年在王安石一生及宋代曆史上的重要意義。

政事

慶曆七年（1047）四月初，王安石以大理評事赴知鄞縣。此前，作為進士甲科高第，他本可按慣例于揚州簽判任滿後獻文求試館職，獲取晉升的捷徑，然而他未曾申請，甯願遠赴浙東海隅的一個小縣，去施展治民的抱負。

（一）起堤堰，決陂塘

鄞縣屬明州，地勢跨江負海，水有所去；又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浍川，十百相通，原無水旱之憂。但自吳越錢氏所置營田吏廢後，六七十年間，當地官吏因循苟簡，水道堤防年久失修，渠川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潴存，緻使鄞縣經常面臨幹旱威脅。根據這一基本縣情，王安石把“治水”列為治鄞的“重中之重”。慶曆七年十一月初七，他自縣城出發，跋山涉水，在十二天内周巡鄞縣東西十四鄉，對各地水利情況進行實地堪察調研，督促鄉民浚治渠川，興修水利。這一過程，完整地記載于他的《鄞縣經遊記》中。動工期間，恰逢冬雨濫淫，王安石遂兩谒縣北的永泰王廟，為縣民浚川祈晴，恤民之情，殷殷可鑒。（《王安石文集》卷八十六《祭鮑君永泰王文》）

鄞縣東南有東錢湖，由明州七十二條溪流彙潴而成，周回八十裡，可溉田八百頃，“特湖為堰牐所限，莼菰菱芡蓮葑之流雜生其閑，滋蔓不除，則漸淤。”（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卷十五《萬金湖銘》）慶曆八年（1048），王安石調夫浚疏，重清湖界，并于縣東南海晏鄉命縣民開鑿通山碶，保障了東錢湖的灌溉功能。（《寶慶四明志》卷十二）縣西又有廣德湖，大五十裡，縣西七鄉之田依此澆灌，“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曾鞏集》卷十九《廣德湖記》）隻是湖堤經常頹壞，嚴重影響了它的正常使用。慶曆七年，王安石發動民衆浚築湖堤，（《乾道四明圖經》卷十載舒亶《水利志》）使得縣西七鄉之民雖旱無憂。

（二）貸谷與民，立息以償

鄞縣是明州大邑，農民生活極為困苦，“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其家。”（《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六《上運使孫司谏書》）于是，縣民往往以田為質，向地方豪強借貸，受到高利貸的剝削，常至傾家蕩産。（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卷一）針對這種情況，王安石“貸谷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即于每年青黃不接之際，将官倉中的存糧輕息貸給農民，以備生活耕種，等秋收時則連本帶息收歸公家。這樣，既可使農民免受地主豪強的剝削，繼續生産，又可為官府增加一些利息收入，使官府存糧可得以舊換新，不緻腐爛損耗；同時，又抑制了當地的豪強兼并，維護了社會公平。官府、民衆各取所需，可謂兩全其美。

（三）興學校，嚴保伍

王安石一貫重視教育。在他知鄞之前，鄞縣并無正式的縣學。慶曆八年（1048），王安石将縣内的孔子廟改為縣學，并緻書聘請當地著名士人杜醇任教。杜醇與樓郁、王緻、王說、王該等人友善，皆為州闾所師。王安石對他們尊禮有加，書啟往來，或道仰慕之意，或讨論縣政，或詩歌唱酬。後世認為，鄞縣文風肇始于此。至于“嚴保伍”，史不及載，具體不詳，或許與強化地方治安有關。

此外，王安石治鄞善政還包括：慶曆八年二月，刻《善救方》于縣門外，令縣民可以自得而無需求助官府；皇祐元年（1049），上書兩浙轉運使孫甫勸止捕鹽；皇祐元年，奉敕書尋訪義夫節婦；薦能吏汪元吉等。

文學

鄞縣三年是王安石詩文創作的發轫期。他此期所撰古文，均有為而作，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往往抨擊弊政，闡述個人獨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它們叙事簡潔，說理透辟，議論高奇；在學習韓愈的同時，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峻峭文風。一些篇章受到古文領袖歐陽修的贊譽，并入選歐陽修編撰的《文林》。這标志着王安石已經在文壇上鋒芒畢露，确立了古文名家的地位。

詩歌方面則創作了《秃山》、《龍泉寺石井》、《登飛來峰》等名篇，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等等。雖略無含蓄蘊藉，但意境高遠，卓然不群，典型地體現了他前期的詩歌風格。值得一提的是，在鄞縣時王安石無意中獲得了二百篇杜甫詩歌，開始精研淬磨，數年後寫下了杜甫接受史上的名篇《杜甫畫像》，将北宋詩壇上的學杜之風推拓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同時，對杜詩的揣摩學習，也使他本人的詩歌創作從精益求精，開啟了詩風轉型的契機。

王安石雕像（浙江鄞縣王安石紀念館）

交遊

知鄞縣的三年裡，王安石以其高尚的品格、出色的政績，通過頻繁的詩歌唱酬、書啟往來，拓展出一個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而又跨越地方的社會交遊網絡，為日後的發展積累起豐厚的社會資本。在這個網絡中，他與杜醇等明州地方士人的交往，為他在士林中赢得了廣泛的聲譽，直接推動了明州地方文教的發展。而他與慶曆革新領袖範仲淹的交往，則别具意義。範仲淹與王安石父親王益為同年，于安石為父執，素受安石敬仰。皇祐元年（1049）正月，範仲淹自陳州改知杭州。當時，王安石正自江甯返還鄞縣，途經杭州，遂上先狀問候。此後又屢有書啟往還，頗見揄揚。皇祐二年（1050）夏秋之際，王安石于杭州正式拜谒範仲淹，親受教導。可以想見，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抱負，以及數年前的改革實踐，應當深刻地啟迪、引導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

此外，值得關注的還有王安石與當地浮屠的交往。北宋時，明州佛教異常興盛，佛寺遍布，（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六）高僧大德多出其間。王安石在周巡鄞縣督導鄉民興修水利的途中，曾投宿景德寺、慈福院、廣利寺、旌教院、開善院、普甯院、資壽院等，與禅宗大師常坦、懷琏、虛白、瑞新等詩歌唱酬，交遊甚款，結下了深厚友誼。這對王安石的文學創作、學術思想甚至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産生了深刻影響。他的很多詩歌即以佛教為題材，或描寫佛教寺院、僧侶生活，或模仿詩僧的創作風格，或以通俗形式闡發佛教哲理，往往别具韻味。在與浮屠交往的過程中，王安石深深感受到他們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養，從而逐漸認識到發展儒家心性之學的重要性。他的“性無善惡”、“性可以為惡”等心性思想，以及以平治天下為己任的入世精神，除自傳統儒家的熏染外，也不無禅宗、天台宗思想的影響。甚至王安石的生活作風，也深烙佛教的痕迹。他日常生活異常儉樸，不事奉養，不修邊幅，與儒家嚴謹禮法、禮制不合，時人稱為“無欲似頭佗”：“然荊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皇祐二年（1050）初，王安石知鄞秩滿。此時，憑借出色的政績，他已成為北宋政壇上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視為東南地方吏治的典範，并獲“江東三賢”之目：“是時，荊公王介甫宰明之鄞縣，知樞密院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公弟師直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為法。處士孫侔為文以紀之。”（範純仁《範忠宣公文集》卷十三《謝公墓志銘》）“（石牧之）移台州天台令……于時故相王荊公知鄞縣、樞直陳公襄令仙右，号江東三賢。”(蘇頌《蘇魏公集》卷五十五《朝議大夫緻仕石君墓碣銘》）

二十年後，王安石入參大政，雷厲風行地推行變法。其中的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科舉改革等，皆于鄞縣之治可略窺一斑：“即後此執政時農田水利、青苗諸法，而小試諸一邑也。”（梁啟超《王荊公》）就此而言，王安石治理鄞縣的地方經驗，成為他日後從上而下推動全國性變革的一個重要源泉。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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