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期強大無比的蘇聯，一直是令美國頭疼無比、全力以對的國家。為打敗蘇聯，美國采用各種圍追堵截、制裁遏制措施，雖有作用但卻不是特别明顯。

直到最後，他們的軟武器“民主、自由”思維培育出一個“終極殺手”——戈爾巴喬夫，該人隻用短短7年時間，啟動一項叫做“改革”的武器，就完成了美國70年沒有完成的任務。

蘇聯解體後，繼承蘇聯的是現在的俄羅斯，但是受到重創的俄羅斯經過近30年的努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依然在二流水平徘徊。

以至于有半數的俄羅斯人，主要是那些在蘇聯改革時已經成年的俄羅斯人，他們認為，如果蘇聯沒有進行“改革”，那麼現在生活會更美好，他們開始懷念社會主義。

蘇聯

1985年，上台伊始的蘇共中央戈爾巴喬夫雄心勃勃地在蘇聯用“新思維”推行“改革”，試圖全面改造蘇聯體制，但卻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成為終結蘇聯的掘墓者。

但是，無論後世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這個人對于上世紀80年代而言，絕對是一個風雲人物。他極擅長演講，語言更是富有創造性和煽動性。他對内提出“公開性”口号，對外則提出“外交新思維”。

然而可惜的是，令全蘇聯人矚目并寄以厚望的“改革”，卻是一場戈爾巴喬夫自導自演，既缺乏正确方向，又缺乏總體判斷與把握，更是缺少明确目标的路線圖，根本是一場為表演而表演的走秀而已。

戈爾巴喬夫的這場“改革”在全國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因為他宣稱要解決以往累積的所有矛盾，理所當然地得到各方的支持。

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聲稱，要把社會主義和民主融為一體。他承諾的“改革”目标包括：食品和各類商品要滿足市場需求，住房、醫療、教育和文化水平都要大幅度提高。

當然路線圖也是有的，那就是首先要加大力度保護自然環境，這是沒問題的。然後是償清各類債務，推動經濟進入健康發展軌道。

從當時蘇聯理論界的反應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思想奔放，甚至是要超過蘇聯學者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理論水平。

僅此一點就讓他圈粉無數，普通市民從各自的角度感悟到源自年輕的的政治思想和能量，他們不由自主地睜大欣喜的雙眼，戈爾巴喬夫的形象在凡人眼中一度變得極為高大和偉岸。

然而，事實卻是極為“骨感”，這次聲勢浩大、被人們寄以厚望的改革，最終卻是導緻蘇聯全境通貨膨脹、失業率增大、物價上漲和社會分化。

以1985年為分水嶺，也就是從戈爾巴喬夫上台時算起，之前雖然蘇聯GDP增加速度和總量不是很大，但确實是正增長，這是沒有疑問的。

戈爾巴喬夫

以之前的5年平均數值與1987年做以對比，數據是令人如此吃驚。之前蘇聯國民生産收入年均增長率為3.6%，但到1987年卻直接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工業品生産下降近五分之一，農業生産增長率更是幾乎降為零，也就是說幾乎沒有任何增長。

到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經濟情況徹底發生逆轉式變化：隻有幾種産品還保持着80年代初的地位，到1991年，經濟從蕭條和停滞已發展成倒退。

消費市場物品大範圍短缺，供不應求，商品與食品席卷一空，物價急劇上漲，食品價格增加兩倍以上，後期甚至在全蘇聯範圍内出現大蕭條時代才會出現的憑票證購買現象。

蘇聯大蕭條

可以說，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沒有幾年，産生的後果卻是如此慘重，主要原因是：

首先，嚴重錯誤地估計改革的艱巨性和困難程度。戈爾巴喬夫和蘇共面對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對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事實上需要制訂必須切合實際情況的政策，同時，還要對改革的困難程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但是，他們實施的許多改革措施并非對症下藥。相反，戈氏認為隻要引進民主因素，通過蘇共的努力和人民的參與，商店裡就會有更多的商品，國家很快就會出現新的氣象。

而且他還不切實際地制定過高的經濟發展加速戰略目标，要求社會勞動生産率年增長率達到 6%，根據蘇聯的實際情況，要實現這樣的發展目标絕無可能。戈氏卻認為，隻要給社會“輸輸氧”，它就會振作起來。

戈爾巴喬夫

其次，政策失誤和不利因素的嚴重幹擾。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措施是虛多實少，并且多數落在觀念轉變這個區域，相反對經濟發展的調整力度卻不大。

人為性的政策失誤又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改革的順利實施，戈爾巴喬夫總是心血來潮地臨時弄出一些計劃，有的來自國外，有的是直接采用某些經濟學家的談話素材。這些導緻他下令出台的系列改革舉措，很多不切實際，無法真正發揮作用，許多部委工作更是換湯不換藥。

可以準确地認為，在推進蘇聯改革的進程中，戈爾巴喬夫紙上談兵意味極濃，實踐因素卻極少，與“都市和工業性格的俄羅斯經驗相距太遠”。

戈爾巴喬夫與普京

其三，繼續沿襲以前的投資體制，工農輕重比例進一步失調。蘇聯經濟一直是在高度畸形發展，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得到重點支持和優先發展，而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生産卻發展極其緩慢。

由于蘇聯社會經濟結構中“軍工聯合體”的巨大影響，重工業投資比例極重。對于生活資料生産業要投資過少，在他執政後的幾年間，對乙類工業（生活資料的生産業）的投資隻占工業總投資的11.9%，還略低于1981-1985年間的12%。

農業方面改革進展遲緩，集體農莊在舊有的模式上繼續運行，糧食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對農業的投資比例不增反降，從1981-1985年間的18.5%下降到 11.8%。

這種做法隻能使原本就高度畸形發展的蘇聯國民經濟繼續惡化，市場供應更加短缺，嚴重挫傷人民群衆改革積極性，加大對國家的離心力。

蘇聯國民經濟

面對這種讓人絕望的危機，對于“改革”的合理性與國家領導人扭轉事态不良發展的能力所産生的疑慮在公衆輿論中散播開來，而本該出面解惑并鼓舞局面的戈爾巴喬夫卻變得很少與本國公民見面，他常常出國演講。

他在國外的新聞節目頻頻露面，不斷獲取各類現金獎勵，獲得榮譽稱号，這反常的一切使國民最終認定，這位本應是蘇聯人民的兼總統的人已經漂移到反蘇的方向。

還是這個戈爾巴喬夫，為葉利欽開辟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的道路。1988年第十九次蘇共全蘇代表大會召開時，“改革”帶來的破壞性已經變得極為明顯，然而戈爾巴喬夫及其親信所做的報告，對“改革”的成果卻依然表述為令人感到高興。

蘇聯工業發展

到1988年年底，在蘇聯實際上每個人都已漸漸清楚地意識到，國家進行的不是改革，而是走在全面消滅蘇聯的路上。

戈爾巴喬夫執政幾年的“成果”是，到20世紀90年代初，工業經濟幾乎完全被摧毀，并喪失了适應新的金融和政治再生産的條件。

經濟管理體制極度混亂，官員的小團體利益導緻一些封閉機構形成，以新群體的自私計劃代替國民經濟的目标，并迅速占有“改革”前他們能管理的一切。

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卻依然慷慨激昂地表述為：“已經形成了一種全民共識，除了徹底重建社會主義的政治方針别無他途。”

可是，無論是“全民共識”，還是追求“社會主義的徹底重建”，或是在“沒有選擇”的堅決聲明方面，在現在看來都沒有任何真理成分可言。

當時的政治特權階層以“重建與淨化社會主義”、“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思想，以及推行經濟領導人選舉制等思想吸引民衆，他們掌握“新政治思維”的用語，毅然走上将從前隻由他們管理的事物進行私有化的道路。

蘇聯特權階層開始進行“革命重組”，1988出台《關于合作社》的法律。合作社被賦予這樣一些權利，可能獨立從事出口業務，建立商業銀行，在海外創建自己的公司，外币收入不能被沒收。當然，這些合作社必然掌握在特權階層手中。

蘇聯合作社

結果是這樣的恐怖，合作社成立後的第一年，就從蘇聯運走三分之一的消費品，第二年也是一樣，從此，國内消費品越發短缺，市場終于被人為弄垮。

與此同時，投機倒把又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來自國内市場的“本地”糧食常常冒充“進口”食品。

此時，蘇聯的大部分合作社根本不生産任何東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務，而是隻發揮兩項主要功能：“洗”髒錢，保障其合法化。把預算資金轉給私人。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國家的這些上層權貴掌握了“洗錢”和“私有化”的最初經驗。這時出現影子經濟成分，并獲得前所未有的能量，其規模達到1500億盧布，每年侵吞額為650億盧布。

蘇聯黃金儲備被拿來購買進口商品，到改革末期隻剩下240噸，并且背負650億美元外債。蘇聯政權長期取得的曆史成果已所剩無幾，世界面積最大強國的人民重新受到貧困和社會無權的壓迫。

黃金儲備

戈爾巴喬夫在破壞社會選擇方面的不懈努力産生出惡果，并團結了國内有“民主化傾向”的活動家。戈爾巴喬夫開始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越來越重要的“服務”。

1988年12月7日，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發表的講話震驚國際社會，他表示，莫斯科單方面進行裁軍和削減常規武器，他的發言被評價為“等同于政治珍珠港的意義”。

“他一句話就免掉了北約成員國在國防領域中不能勝任的上萬億花銷。”

他向所有“冷”戰的參與者發出一個信号：蘇聯開始投降。

蘇聯形勢每況愈下，1985年，蘇聯的國内生産總值位居世界第二，人均4953美元，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兩倍，與日本不相上下。到“改革”末期，俄羅斯國内總産值的實物總量不到美國國内生産總值的五分之一。

國内生産商的商品開始從内部市場上消失，科技進步受到阻撓，經濟發展源頭遭到破壞，生活保障系統處于崩潰的前夕。

國内出現兩大人數和能力皆懸殊的階級：

第一種是完全能滿足生活需要的人。

第二種人中，大部分居民實際上連基本的生活費都沒有，幾乎達到食不果腹。

1985年之前，蘇聯領土達2240萬平方公裡，居住着2.9億人，世界上一半的國家是俄羅斯曆史上的盟國。

“改革”後的1991年底，這個曾經占據世界1/6 陸地面積的國家已降為1/8，國家領土減少532.7萬平方公裡，也就是将近24% 。人口減少到14654.3萬，幾乎減少一半。這些後果證實這種“改革”實質是叛變政策，“活着的幾代人注定遭受痛苦，未來的發展前景顯得極不明朗。”

蘇聯解體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遺産不太好，作為蘇聯解體後主要繼承國的俄羅斯，最後獲得一種“程序上的民主”，事實上此時的民主已經變成一個貶義詞。

此後，經濟社會各方面幾乎重建的俄羅斯一直在磕磕絆絆地發展，經濟增長乏力，能源領域之外的出口收入明顯不足，商業和投資活力降低，居民收入減少。

2016年初以美元計算的GDP與2006年時相差無幾，平均工資若兌換成美元，也要倒退回去至少10年。國家已有多年沒有鋪設現代化高速鐵路，新修公路裡程下降為10年前的四分之一。俄羅斯所有港口的吞吐量增長僅相當于上海港的一半。

俄羅斯在工業改革方面毫無作為，在蘇聯社會主義時期一直保持的免費醫療已經近乎消失，為他們所津津樂道的教育更是嚴重滑坡。更令俄羅斯人絕望的是，國家各級機構中貪污腐敗成風，甚至是關系到全民福祉的社會保障支出也很可能無以為繼。

俄羅斯工業發展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看到多年沒有改善的生活條件，看到國際社會日新月異地發展，那些曾經對蘇聯時期留有印象的人，開始分外懷念當年的社會主義制度。

他們将現在的艱辛生活，大部分歸于當年的戈爾巴喬夫實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他們甚至認為，如果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也許就能像現在的中國人一樣，生活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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