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普通人來說，當下想要離滬，需滿足以下三項條件：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處于防範區内；屬地居委同意接受。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我們采訪了10位在疫情不同階段分别搭乘飛機、高鐵、貨車等交通工具離開上海的人。他們離開上海的理由千差萬别：有人要給在老家突發疾病的父親捐獻骨髓；有人需要趕在簽證截止日期前去異國工作、留學；有人原本租住在集體宿舍裡，新冠痊愈後無處可去；也有人因為辭職後出現經濟危機而返鄉……

這10位受訪者的經曆，貫穿了離滬之路從艱難到順暢的過程。

5月16日起，上海鐵路逐步增加上海虹橋等車站的到發列車數量，當日從虹橋發車列車12趟，共運輸旅客6000多人。同時，少量由上海始發的國内定期航班開始恢複；市内交通方面，針對離滬人員到高鐵站、機場的出行需求，在滬幾家出租車公司推出了預約制的保供出租車直達服務，從離滬人員住所到車站和機場全程打表計費。

“現在上海的通行狀況變化很快，我的出行經驗或許也不适合推廣複制，前一天離滬遇到的問題或許後一天就有解決方案了。”一位受訪者說。

這個系列分為三個篇章。以下為第一篇章——出發篇。

1 騎共享單車40公裡，我在簽證截止日趕上了去新加坡的航班

4月，在新加坡工作的護士木子滞留在上海。她買過3次返回新加坡的航班，兩次都因為疫情原因取消了。而彼時對木子而言，更困擾她的其實是從居住地前往機場的路該怎麼走。盡管她所在的浦東川沙地區距離浦東機場僅16公裡，但沒有能直達或換乘的公交，出租車也尚未接受預約。

講述人：木子 年齡：28歲 職業：護士

我在新加坡10年了，在當地一家醫院做護士，回國是為了和愛人辦婚禮。沒想到就趕上了上海疫情的高峰期。

眼看我的簽證在4月21日就要到期了，我就買了4月8日的機票，當時疫情還很嚴重，小區不放人。航班取消後，我又買了4月18日的機票，我讓新加坡那邊我工作的地方寫了召回信，但就在出發前一天，社區核查了我的航班信息，發現我的航班改成貨機了，趕緊來通知我不要撲空。果然不出10分鐘，我就收到了航空公司發來的航班取消通知。

無論怎麼說，我還是挺感激社區當時的嚴格把關，避免了我流落街頭的可能。因為離滬的人在走之前會簽一個承諾書，保證離開社區後無論發生任何情況，在社區解除閉環管理之前都不能返回。

我懷着最後一搏的心态，買了4月21日上午10點出發的機票，社區在19日晚上9點給我開出了新的通行證。如果第二天走不成，我就要以“新加坡人”的身份滞留在上海了，直到解封後才能去大使館重新辦手續。

時間太緊了，我已經預約不到去浦東機場的包車了。老公建議我20日就出發，騎共享單車去做核酸、然後再去機場。剛開始我不太情願，但他向我解釋：現在很難确保包車司機是證照齊全的，如果他們半路被交警攔下，連累你也走不成，反而得不償失。

我接受了他的建議，4月20日上午9點我騎車出發，先去距離我大概十幾公裡的寶藤醫學檢驗所做核酸檢測。因為根據當時的出境要求，我需要提供48小時内的英文版核酸證明，我在社交網站上看到有人分享那個機構可以出具。不過後來我才發現，坐在我航班隔壁座位的小姐姐是請人翻譯的英文版核酸證明，也可以放行。

檢驗所和機場是兩個方向。做完核酸，我回小區裡取行李。但我已無法進入小區了。我老公隔着門給我遞了随身帶的小包，至于行李箱，我打算放棄了。好心的鄰居送了我一份盒飯，我把車騎到了附近沒人的小公園迅速吃完了。

上午來回我已經騎行20多公裡了。下午從小區到機場的16公裡變得更艱難。一路上空蕩蕩的，我常停下來歇歇腳。路上一直關注着導航，不會覺得餓，隻覺得口渴。快到機場時，分岔口多了起來，我幹脆抛棄了導航，按照直覺一直往航站樓的方向走，好在沒有繞路。

我是大概下午3點到的機場。我出示了核酸就順利進了出發層候車區。整個值機廳，竟然隻有我一個人。一小時後，旅客多了起來。

這些人中，有些人的經曆比我更奇葩。有3個男生說，他們是從距離機場38公裡的地方騎共享單車來的，他們把自己的小箱子放在共享單車車頭，一路歪歪扭扭騎。騎到半路實在騎不動了。好在最後10公裡，他們搭上了去機場的順風車。

就在我體能恢複到差不多時，有跑腿小哥聯系我忽然讓我到機場外拿行李——丈夫臨時找了一位跑腿小哥，把行李從家裡運到了機場。

在上海滞留近1個月的經曆，讓我開始重新思考身邊親人、朋友對我的重要性。上次對于人生那麼重的思緒襲來，還是我在綿竹老家念初二時，當時汶川地震波及到了我們學校，10名師生不幸遇難了。而這次，更多是對于原本認為平淡生活的珍惜吧。

木子在騎行去做核酸的路上。 受訪者供圖

2 從方艙出院後，我先隔離了7天再離滬

26歲的湖南人阿俊3月不幸感染了新冠。4月中旬，從方艙醫院出院後，不願意進入社會救助站的阿俊決定探索出一條回鄉之路。他最先想到的是高鐵。彼時，車票難買，很多人會選擇在南京、杭州、合肥等地換乘。但各中轉車站針對上海出發旅客的防控政策，也在不斷變化……

講述人：阿俊（化名） 年齡：26歲 職業：自由職業者

我是湖南株洲人，年初來上海培訓學習。我本來隻打算在上海短暫停留，所以我一直住在青年旅社的大通鋪裡。

3月份，我去過幾次健身房。回想起來，應該就是那時感染新冠的。曆經了23天的方艙隔離治療後，我無法回到原來的住所了，我成為了新聞中所說的那種“流浪者和居無定所的人”。

我最絕望的時候，是我出院當天沒有隔離酒店能接收我。我就坐在路邊一個墊子上給我在湖南老家的媽媽打電話。我媽在那頭歎了口氣說：“現在該怎麼辦呀？”我甚至想過那一晚就睡在身旁墊子上。我也在社交媒體上向周圍人征集過睡袋。

其實那一刻我就想回家了。但是我想，我要等到徹底符合離滬的防控政策後，再出發。後來我聽說川沙街道的隔離酒店可以接收自費隔離的人，就去聯系那裡的隔離酒店，磨破了嘴皮店主才讓我住了進去。但這裡也隻能住7天，我要盡快打通回家的路。

我買了飛機票，很快被通知取消了。我在社交網站上看到很多從上海出發的人都是在南京南中轉換乘的，我又買了4月22日的高鐵票G7376，準備從南京南中轉回長沙。

阿俊在坐機場巴士去虹橋機場的路上。 受訪者供圖

4月22日淩晨，我在浦東機場坐機場1号線到了虹橋機場，當時高鐵站已經關閉了，我隻在機場外随便湊合睡了幾小時。淩晨4點多，我就開始從虹橋機場往高鐵站走了。但當時機場和高鐵站的通道都被關閉了，我和工作人員說明情況後，他們依舊攔着不讓我過去。我隻好在幾個通道之間不斷來回走，差點情緒失控。最後我選擇了報警，警察很快了解了我的訴求，要求工作人員給我放行。這時已經是上午9點多了，我在這個“迷宮”裡轉了近5個小時。

我感覺，這是我在上海最不講人情的一次。其實在我感染新冠到方艙醫院以後，一直在用樂觀的心态面對，我也身體力行，做了很多科普新冠的視頻，就是希望大家在被感染或者被隔離以後，能夠坦然面對。

回到長沙後，我被我的“專屬大白”帶回了株洲的隔離酒店隔離7天，在酒店的這幾天裡，我還一直收到不少網友的私信，詢問我離開上海的可行途徑。每次我在把經驗分享給他們之前，都會問清楚他們在上海所處的狀态，如果是他們是剛從方艙出來而且在上海沒有住所的人，我會勸他們先去集中隔離，不要擅自離開上海。

阿俊從隔離酒店離開去趕高鐵。 受訪者供圖

3 預約到去高鐵站的出租車後，我決定放棄“黑車”

“騎車去機場”的經曆或許會越來越少。

5月中上旬以來，上海大衆出租車公司在全市範圍内開通了離滬人員的服務專線96822。離滬人員提前一天預約，保供出租車司機會到預約地點，打表計費去高鐵站、機場。

姚曦5月13日撥打了大衆出行的官方電話，從靜安區的學校出發，前往虹橋高鐵站乘坐高鐵，花費僅121元。

講述人：姚曦 （化名） 年齡：24歲 職業：學生

我是上海一所大學設計系的應屆碩士畢業生。原本計劃6月赴英深造，沒想到會因封校滞留在上海70多天。當我發現簽證快趕不上報到，可能會面臨“取消錄取資格”的風險時，我決定前往杭州隔離辦簽。

如果不是一定要離滬，我并不想選擇“黑車”作為出行方式——這實在是太昂貴了。在與另一位朋友分擔車費的情況下，24公裡的車程我依舊要支付900元，兩人合計1800元。

這并不是我第一次聽說上海出租車的回歸。5月初就有一位赴澳留學的學姐告訴我，想要直線前往高鐵站，但那時路線尚有限制，我隻能無奈放棄。

後來刷到越來越多的經驗帖，我發覺有人真的坐上了預約的出租車去車站，我還是決定碰碰運氣。5月13日下午3點，我撥打了大衆出行的官方電話。

剛剛撥打進去并沒有人接通，隻有一遍遍“人工服務忙碌”的電子音。但我預料到了這樣的情況——出租車供不應求，我也不想放棄。持續撥打十分鐘後，我終于撥通了對面的人工客服。我告訴她自己想從靜安區的學校出發，前往虹橋高鐵站乘坐高鐵。那邊的回應也很迅速：“可以的，您這邊需要提供校方蓋章的離校證明、48小時的核酸陰性證明和車票信息。”

大衆出行的客服告訴我，目前出租車隻有“出發地-高鐵站”這一路線，這意味着乘客必須提前準備好核酸證明。好在我參與了前一天學校組織的核酸檢測，滿足48小時内的核酸陰性結果。

當晚七點，我就接到了大衆出行的确認電話。在APP上刷新到出行訂單、看到接單師傅的信息和車牌号時，我的心才終于落了下來。轉頭我就打給了之前預定的黑車，放棄了定金果斷爽約。

出發當天，當我拉着行李箱下樓時，就看到一輛藍色出租車早早在約定地點等我。坐上車，看着熟悉的計價器跳動，路上陸續駛過車輛，紅綠燈依舊在工作。我掃碼付了121元的車費，一切仿佛回到疫情前的模樣。

一位離滬者在社交平台上曬出預約到去虹橋出租車的短信截屏。

欄目主編：王潇 文字編輯：王潇

來源：作者：楊書源 牛益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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