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張依琳

高原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大通縣特殊教育學校一間不足十人的教室裡。教室很安靜，台上的老師用誇張的動作表情與舞動着的雙手講解課文。講到和敵人近身作戰，老師的手語變得快而急，表情裡帶着嚴肅，示範着課文中的人物神态和動作，學生也跟着進行角色扮演和模仿。

這是2018年春發生在青海山腳下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裡的場景。八年級的語文課，正在講授着《誰是最可愛的人》。在這節特殊的課上，老師和學生都是聾人，1996年出生的王生全是這節無聲課堂的老師。

8歲那年，一場疾病讓王生全陷入了完全安靜的世界。2004年，王生全進入大通縣特殊教育學校讀書，2010年升學到西甯市聾啞學校後又憑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學，成為當時西甯聾校首位考入大學的聾生。

王生全在學校講課。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根據教育部2022年3月發布的數據，截止2021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學校2288所，招收各種形式的特殊教育學生14.91萬人，在校生91.98萬人，共有特殊教育專任教師6.94萬人。王生全曾是其中一位重返故鄉的特殊教育老師。大學畢業後，他先在母校實習，又到大涼山支教，2021年，他重返母校大通縣特殊教育學校任教，成為一名特校的聾人教師。

9月10日教師節前，王生全用線上打字的方式接受了澎湃新聞的采訪。他的回複很及時，文字也很細膩。提到聾人教師的身份對他來說意味着什麼，他回複道：“像教過我的老師們一樣做一名特殊教育教師是我的理想，聾人教師自身的特點能在聾教育中發揮出價值，學業有成回到母校，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以下是王生全的自述】

因病緻聾，啟蒙老師帶我走上教師道路

我出生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一個名為極樂鄉的小村莊，8歲時一場高燒得了腦膜炎，醫生給我打了鍊黴素，我的雙耳從那時候就永遠地關閉了。慶幸的是我在失聰之前有了語言基礎，而且也上過學，因此我的口語能力沒有受損。

2004年，我進入大通縣職業技術學校裡的特教班（該班于2010年獨立建校，後更名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特殊教育學校）。那時學校除了特教班，其餘都是各種職業技術的班級，特教班大概有40多個聾生。課餘時間我經常和其他班級的哥哥姐姐一起玩，不覺得自己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他們用筆紙和我們交流，慢慢我的漢語水平提升了很多。

母校裡的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我的啟蒙老師何老師，她現在是學校校長。受到她的影響，我一直把做一名教師當作自己的理想。小時候何老師帶我去學校圖書館，教我寫日記和作文，告訴我這個世界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東西，但是書可以讓我看到不同的世界。後來她把我寫的作文推薦到校刊首刊上，告訴我：“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一直對何老師心懷感激。在那樣的環境裡面，除了老師，我們無法跟其他人有過多的交流溝通，甚至家人。隻有老師和我們有一樣的語言，我也夢想可以站在三尺講台，和那些老師一樣教書育人，看着學生從孩童成為少年。

小學母校獨立建校時的開學典禮。

2015年，我靠自學普高課程，從青海考到河南，在鄭州工程技術學院（原中州大學）就讀特殊教育專業，成為西甯聾校首位考入大學的聾生。鄭工有自己培養的手語翻譯團隊，上課都配有手語翻譯。在鄭工的三年裡，我遇到了很多有思想的老師，其中也不乏聾人老師，讓我對未來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畢業後在小學母校實習，我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青海西甯的特殊教育與發達地區相比各方面都有些落後，小的時候學校條件簡陋，取暖需要燒煤，吃飯就在校園找個角落席地而蹲。一路求學，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同時更需要建設家鄉，我要回去做一名特教老師——聾教育老師。

重返母校任教，手語是聾生的母語

2018年畢業實習，我第一時間聯系了何老師。再次回到母校，看到校園已經一改過去破舊的面貌，也建起了新的食堂。學生走了一批又一批，老師還是過去的老師。

那段時間，面對和我一樣的聾生，同樣的語言能夠拉近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我每天都和孩子們“混”在一起玩耍學習，那段時間，我慢慢體會到了曾經教過我們這群聾生老師的幸福與苦楚。

重返母校，看到新的校園環境。

聾教育和其他特殊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語言的使用。普校、包括特殊教育學校其他障别的學生（盲生、培智生等）都使用漢語進行學習，但是聾生是手語作母語來學習。手語不是簡簡單單比手劃腳，更不是建立在漢語上面的附屬品，而是有一套完整的語言體系，詞彙、語法等都有單獨的語言結構。

一些特殊教育學校老師的手語不能達到精通，大多采用手勢漢語教學，給教學帶來了一定的困惑，老師和學生之間相互不理解。新入學的聾生沒有語言基礎，在特校手語和漢語同步進行學習，難度很大。長此以往，容易造成聾生文化水平較低的現象。

手語和漢語的區别給教學帶來很大的困難。比如，課文中出現的一些詞彙，沒有相應的手語打法，學生也很難理解。就好比漢語和英語的區别，英語詞彙找不到對應的漢語詞彙就需要意譯，手語也是一樣的。我教語文經常遇到這種情況，比如“甚至”“究竟”等一些副詞，需要結合上下文内容解釋，他們才能理解。此外還有一些象聲詞，也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學生沒有聽過這些聲音，所以隻能有一個大概的認識。比如“嘩嘩嘩”是下雨聲，“轟隆隆”是打雷聲，“噼裡啪啦”是鞭炮聲。

平時課堂上我會和學生進行很多的互動，每一篇課文我都會提前編成手語故事版本。上課首先用手語故事讓他們對整篇課文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激發學習的動力，然後分層對課文進行逐步學習。

這個環節要注意手語和漢語的轉換。每個詞語都會解析相應的手語打法，以及什麼情況下使用這樣的詞語，句子和段落也會詳細解析。用手語講課，然後将相應的内容書寫在黑闆上，一邊學習手語，一邊學習漢語，這樣效果會很明顯。每個學生都會看到不同程度的進步，課堂也很活躍熱鬧。

在母校實習期間給學生上課。

聾生最理想的教學模式是設立手語課，把手語課和語文課分開。特别是對新入學沒有任何語言基礎的低齡學生，首先需要對他們進行手語教學。2-3年之後有了手語基礎，再進行語文課（漢語）教學。其實在聾童語言學習黃金期就應該進行手語教學（家庭、幼兒園等），但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條件。

對聾生來說，手語作為母語是需要系統學習的。明确了解手語和漢語的區别之後，同步進行學習不會受到幹擾，這就是雙語教學。語文課和手語課是不一樣的，語文課的基礎是漢語，不能和手語課混為一談。

特教比普校老師更難

實習結束，我因其他工作沒能留在母校，但回去從事特殊教育的念頭一直萦繞在心。2020年，我辭職去四川省涼山彜族自治州西昌市特殊教育學校支教。支教結束後的2021年，終于以公益崗位人員的身份回到大通縣特殊教育學校任教。

從實習到支教再到重返母校講台的經曆，給我帶來了不少經驗，也讓我感受到，老師沒有那麼好當，而做特殊教育老師比普校老師更加艱難。

支教期間和學生在一起。

如今，全國範圍内很多聾校因為聾生人數減少，逐漸轉型為聾生、培智（智力障礙）學生共存的特教學校。整個大方向朝着“醫教結合”“康複為主”而行，教聾生的老師也轉型教培智學生。

2021年在母校任教期間，因工作需要，學校除了給我安排聾生班的課以外，還給我安排了兩個培智班的課。聾生班雖然學生人數少，水平差距大，但是我有一些教學經驗，語言方面也不存在障礙，教學沒有太大問題。讓我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培智班的教學。

做特教老師，要經常面對學生發生各種情況，而且時刻注意避免意外發生。培智班的學生情況更複雜。我負責培智班的繪畫和手工課程，第一次上課我發現他們好像聽不懂我的話，班主任老師幫我翻譯了一節課，他們才半懂不懂的對着我笑。

聾人老師教培智學生，老師講的學生不明白，學生的反饋老師聽不見。于是我就想是否可以在課堂中适當對他們進行一些手語教學，以此緩解尴尬，也有助于他們手部的靈活使用。

2021年在母校擔任培智班手工課老師，和學生做的手工月餅。

下一堂課我就嘗試說完一句話後給學生打手語，他們開始盯着我一臉懵，後來就跟着有模有樣地比劃着。這樣一來他們能用簡單的手語跟我溝通，我也能通過他們的口型知道在說什麼。隻是教起來頗顯吃力，他們塗色的時候滿紙都是，剪的時候橫豎一頓剪，粘的時候膠水灑一地，一堂課下來腦瓜子嗡嗡的。

做特教老師比普校老師辛苦，因為要面對的是和他們不一樣的群體，要付出的不隻是全部精力，更是超于常人的耐心、愛心和細心，還有長久的堅持。

用我的經曆激勵學生，聾人也可以做教師

一個好的聾人教師，給特殊教育學校的聾生帶來的不隻是語言上的相通，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認同和影響。對聾生來說，那些遙不可及的東西，需要榜樣讓他們看到可能。

有些時候我也會感到孤獨，隻有給聾生上課的時候，課餘時間被他們圍着“交談”的時候，才會感到慰藉。成長于聾人環境和特殊教育校園，親身經曆過聾生現在的情況，所以知道孩子們内心所渴望的東西。一旦特殊教育環境成為封閉狀态，沒有辦法去接觸外面的事物，也沒有機會和其他同齡人相處，孩子們多多少少會遭受另眼相待，會産生自卑。那時最大的渴望就是校園以外的事物，希望能不被當成“特殊”的存在。

在母校任教期間的一次升旗儀式。

我一直覺得，聾生不應該被劃分到封閉的環境裡。因為聾生的特殊性并不明顯，除了聽力，其他與常人無異。康複對聾生來說并不是首要的，他們更需要的是平等的教育機會。

我教學的時候會給他們講一些校園以外的事物，他們都是瞪大眼睛看着我，滿眼都是期盼。而且我相信榜樣的作用能帶來一些激勵，和他們一樣的聾人可以站在講台上教書，從老師的言行舉止中能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覺得老師可以做到，他們也可以，就能看到希望。特殊教育學校班級人數不多，最大的要求就是要用心用情。我始終相信遇到一個好老師，能改變學生的一生。

實習時教語文課，給孩子介紹不同國家在地圖上的位置。

2018年在母校實習的時候，一個班隻有8個學生，其中一位同學很好學，說以後要成為和我一樣的人。後來他畢業去西甯讀高中，高考的時候還問我該如何選擇，我跟他說了個人經驗。雖然隻教了他一個學期，但是他一直都和我保持聯系，今年他考上大學，也第一時間給我分享了喜訊。

我還記得在涼山支教的時候，期末結束孩子們知道我要走，一直問我“留下來好不好”，給我寫卡片送禮物。有一天晚自習的時候，有個學生把我叫到走廊，讓我伸出手塞了一塊糖給我，說這是别的老師給他的，他舍不得吃，讓我以後有時間一定要來看他們，然後含着眼淚一溜小跑回到教室。我握着那顆糖，眼淚不争氣的流下來。那顆糖我沒舍得吃，一直放在抽屜裡。

每次站在講台上，看着下面一雙雙眼睛，内心有說不出的感慨。把每一節課講好，讓他們更好地理解。當他們臉上不再有疑惑，雙眼變的有神的時候，就會感到很有成就感，我想這就是我作為一名特殊教育教師的價值。

如今，盡管聾人普通話考試、教師資格證申請等諸多政策給聾人提供支持，但在融合教育、醫療和科技的發展中，特殊教育學校聾生逐漸減少。再加上一些部門設限，聾人教師很難擁有從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機會。做特殊教育教師是我從小的理想，三尺講台是我的人生舞台，那些聾生是我最愛的人。

本期編輯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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