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35年的世界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今年已達87歲高齡，每年9月1日是這位出生沈陽的日本音樂家的生日。

今天為大家分享一篇《華盛頓郵報》幾年前對這位藝術家的采訪稿《小澤征爾：畢生緻力于西方音樂的先驅》，以表達對這位中國樂迷熟知和喜愛的指揮家的生日祝福。

幾十年來，小澤征爾是美國古典音樂界最令人熟悉的面孔之一。打開電視，或者看看唱片店，你會看到一位他披頭士般的鬃毛，标志性的高領毛衣代替了刻闆拘束的襯衫，充滿熱情的精力充沛的姿态。一直以來，他統治着波士頓交響樂團——美國最受尊敬和歡迎的樂團之一，創下29年的執掌記錄。他幾乎記錄了一切。

小澤征爾以出色的技術進行指揮，但沒有所謂的最佳保留劇目——因為他全都做到了。他一直是一位出色的老師，并在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避暑勝地坦格伍德音樂節上領導培訓項目，但沒有明确的遺産。他的音樂生涯主要在美國，說他是一位美國指揮家也不為過，但他始終是日本人。他也是肯尼迪中心榮譽獎的獲得者。盡管他是标志性人物，但人們很難定義他。

“你會清楚地知道這是小澤的音樂會。”BSO的首席小号演奏家湯姆·羅爾夫斯說（小澤在1991 年聘請了他）。“他有一種兇猛爆烈的感覺。他把你帶進了他的世界，也感動了我們。”

“真正偉大的指揮家并不多，”羅爾夫斯補充道。 “但他是其中之一。”

小澤被認為充滿神秘感，難以解讀。一些采訪者發現他疏遠且令人反感。許多人抱怨說，即使在美國呆了這麼多年，他的英語也從來沒有變得很好。

鑒于此，好像沒有什麼要特意去為這位和藹可親的老人準備的東西，除了電腦屏幕這端充滿着的轶事和善意。

遠在東京的小澤和我相隔7000英裡和14小時的時差，我們通過Skype聯系。現年80歲（2015年）的他才從重病中康複（食道癌、背部手術、幾次肺炎），以及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也沒有了長時間以來的繁重工作。小澤征爾感到十分愉快。

他可以回憶起偉大的赫伯特·馮·卡拉揚，他在1960年代曾是他的指揮老師，他告訴他不需要對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的管弦樂部分進行特别微觀的指揮：“你隻要指揮節奏就好，他們會互相傾聽的。”

他記得1959年在法國貝桑松指揮比賽中的評審團成員查爾斯·蒙克邀請他到坦格爾伍德，并稱贊他指揮的《大海》（La Mer）是“溫柔的”。

他記得伯恩斯坦看到他獨自坐在卡内基音樂廳的一個角落裡，并聘請他擔任紐約愛樂樂團的助理指揮，興沖沖地帶他去醫院看望他剛出生的女兒尼娜。

但真正激發小澤熱情的，是當他談到橄榄球話題的時候。

他對波士頓紅襪隊情有獨鐘。2013年，在他從癌症和手術中康複這一期間，當時紅襪隊赢得了世界大賽——這是他在波士頓的所有歲月中從未有過的事情。激動的他把腳舉到電腦前，拉起褲腿，興奮地表示他每天都要穿一雙鮮紅色的襪子。

小澤征爾在中學時期熱衷橄榄球，因為在比賽中雙手食指骨折，他才從鋼琴家轉向指揮者的道路。

還是小男孩時，小澤征爾對玩橄榄球充滿熱情，但對他的家人隐瞞了這一事實。他是一個認真的鋼琴學生，“我知道鋼琴和橄榄球隻能二選一，”他說。 “這是非常秘密的。但我絕對對橄榄球充滿熱情。” 果然，玩橄榄球出事，兩根手指骨折斷送了他的鋼琴生涯。“我的鋼琴老師對我說，‘你不必完全放棄音樂。如果你成為管弦樂隊指揮，就有辦法留在音樂中。’ ”

“我從沒看過指揮，”小澤說。“我從來沒有去過管弦樂隊音樂會。于是我去看了一場指揮家兼鋼琴家Leonid Kreutzer彈奏兼指揮的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我覺得這太棒了！”

他回家把他的新抱負告訴了他的母親。她記得她的一個遠房親戚是一名指揮老師。因此，她為兒子寫了一封介紹信給Hideo Saito，而他恰好是日本領先的音樂教育家之一。後來，他成為小澤征爾餘生的主要導師，對他充滿重要影響。

小澤和Hideo Saito

小澤是第一位在世界領先樂團中獲得國際地位的日本指揮家。此外，他在不犧牲日本身份的情況下實現了這一目标。誠然，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東京的NHK管弦樂團曾公開拒絕在他手下演奏，指責他傲慢——他的風格太西化、太生硬。

小澤在中國度過了他的一段童年時光，他知道作為“半個外國人”開始在日本上學的感覺。“我一半是中國人，一半是日本人，我的語言，”他說。他要确保自己的孩子完全沉浸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一旦他的兒子和女兒達到上學年齡，他的妻子維拉就留在日本和他們在一起，而小澤則要往返波士頓和世界各地。

“我是日本人，”他在1985年梅斯兄弟拍攝的一部關于他的生活紀錄片《小澤征爾》中接受采訪時說。 “我是東方人。有時我會說，為什麼我會成為西方音樂家？我認為這讓我的生活更有趣，更令人興奮。但我必須付出代價。”

在他還是學生時，他就知道，要實現自己的願望就必須來到西方。由于缺乏資金，他預訂了一艘貨船的船票，前往巴黎。

“我花了62天，”他說。 “我隻是乘客。我把工作人員變成合唱團，用手畫樂譜，教他們如何唱我的編曲來消磨時間。太糟糕了，我沒有保留那張紙。”他說。

當他到達目的地時，他甚至無法讓日本大使館支持他申請參加貝桑松比賽。“我就像一個可笑的遊客，沒有錢。但美國大使館的一個好心人幫了忙，通過她的庇護，我得以申請比賽。後來我赢了。”

但這并未讓他直接開始真正的音樂職業生涯。直到1960年，他來到坦格伍德，随卡拉揚一起學習，并通過紐約愛樂樂團的演出嶄露頭角。

亞洲音樂家在西方音樂圈中仍然面臨着偏見，而小澤無疑是其中的一員。

當他到達美國時，他幾乎不會說英語。“我真的很痛苦，”他說。 “我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

作為伯恩斯坦的助手，他為即将成為紐約傳奇人物的年輕人的音樂會提供幫助。伯恩斯坦不得不依靠他的助手來弄清楚發生了什麼。而當小澤征爾在1964年獲得拉維尼亞音樂節的音樂總監職位時，他都不太明白自己同意了什麼。

小澤征爾和伯恩斯坦、科普蘭

“音樂節的負責人在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之後來到我身邊說，我們想讓你負責這個節日，”小澤說。“可是他說得很花哨，我沒聽懂。”

直到他在荷蘭指揮他的下一場演出，他才從他的經理、著名指揮家羅納德·威爾福德那裡聽到：“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明年夏天有工作？”

之後，小澤征爾領導了拉維尼亞音樂節五年。在那裡，他錄制了他的第一批唱片，包括一張梅西安的圖倫加利拉交響曲（Turangalila）唱片，梅西安的妻子伊馮娜·洛裡奧德擔任獨奏，這張唱片仍然是一個标杆型诠釋。

下一站是舊金山，小澤征爾經曆着第二次婚姻，且即将有一個孩子，他想在那裡紮根。“我想像喬治·塞爾（George Szell）做克利夫蘭一樣，建立舊金山交響樂團，”他說。 “而且這個小鎮非常好，有日本城，唐人街。” 所以當波士頓交響樂團來電話時，他拒絕了。在小澤征爾同意之前，他們還特地問了幾次。

他也試圖同時領導兩個管弦樂隊，直到他發現健康狀況并不允許。

當然，最後還是波士頓赢了。

在波士頓的任期内，隻有少數幾位指揮家能與小澤征爾相提并論。他創造了一些美好的歲月，帶領樂團進行了重要的巡回演出，并主持了坦格伍德校區的重大擴建以及被名為小澤征爾音樂廳的室内樂設施的建設。

但在他晚年，他和樂團也有一種互相倦怠的感覺，标準變得越來越低。2002年，小澤征爾離開，重新帶着最熾熱的情感接手了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今天，管弦樂團的總經理馬克沃爾佩說：“他依然是神一樣的存在，當他回到樂團時，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他是曆史的一部分。當我們在日本三得利音樂廳演奏時，他來到大廳，管弦樂隊都排隊迎接他。他的家庭人際關系很好。”

小澤征爾赢得了古典音樂界的大部分獎項。他的孩子們也長大了，他的兒子小澤征悅是一名演員，他的女兒Seira是一名作家，她有一個1歲的兒子。他們對于他“不可思議”的所有指控都集中在他隻是一個為音樂獻出生命的忠誠的家庭成員。

更多細節我們可以從著名小說家村上春樹的書《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中了解到，這本書在日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時間過得太快了，”小澤說，回顧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以及他在波士頓的29年。“我必須說，我玩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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