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司馬遷著《史記》，凡一百三十篇，計共五十二萬餘言。《史記》雖然是記載真實曆史的史書，所謂“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俗語說： “千古文章兩司馬。”或說：“文章西漢兩司馬。”也有人說：“唐詩晉字漢文章。”如有人問漢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則非司馬遷的《史記》莫屬。

我人從《史記》這部書已可解決有關西方文學的難題。西方人一直認為道德意識是不能加進文學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亞、歌德等大文豪，無不有如此想法。自從《史記》面世以後，其書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卻并不損害其文學價值，即如我國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學作品中。在文學中可以将道德與人生合一，講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記》講的是整個時代的大生活。

西方又有一問題，就是：“曆史需要文學嗎？”這亦可從《史記》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說，最高的文學就是最高的曆史。前面已經談到“文章同史”，且《史記》中所記載的曆史都是真實的，都是活的、生動的。并且從文學作品來說，“描寫人物”難于“創造人物”，《史記》是極為形象生動地來描寫人物，施耐庵的《水浒傳》則是創造人物，所以肯定地說：《史記》的價值高于《水浒傳》。

我國自古以來的散文，從《論語》以來，一直沒有變，不如韻文那麼多變。我國古代著名文學著作，如《莊子》是散文，後來演變為《離騷》，仍是文學的；又如《孟子》，是質樸的白描，是最佳的記言體文學作品。

太史公司馬遷，陝西韓城縣人，父為史官，名談。司馬遷少年時在韓城耕牧，後随父到長安，聽董仲舒講孔子《春秋》，曾住過昆明、浙江等地。太史公遵父命之囑要繼寫史書，後因李陵事忤帝意，下獄，并判死刑。按法可以五十斤黃金贖罪，卻無人願資助。故為求免死，他隻得自請宮刑做太監，武帝準之。後在宮中任中書令。太史公認為此乃奇恥大辱，但為的是要完成父親遺命，故太史公在《史記》中所寫之酷吏、貨殖、遊俠及封禅諸作，都是為了發抒自己之感慨，但全是如實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進去，卻公正而不偏私。

談到《史記》中的“列傳”，從上古到作者所處的時代，其所描寫的各式各樣人物之個性、思想與事态，都是惟妙惟肖的。《水浒傳》之佳，其人物都是創造的，不過均屬同一類型；至于《紅樓夢》中的人物，亦是創造的，雖個性各有不同，但都是女性；而《史記》卻是描寫人物，且是多方面的，太史公把自己的感情也放了進去，卻并不偏私。太史公有史才，有史識，兼有文學的情趣和史學的理智，他雖然喜愛項羽多過劉邦，但也闡述了劉邦的成功之長處和項羽的失敗之短處。他用細膩的筆法描寫人生，批判時卻隻用寥寥數語，亦即是說：太史公描寫人物分析得極為詳盡，批判卻極之簡明。

又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而不是作“列傳”，因為孔道之傳比爵位更長，又特别為孔子作《仲尼弟子列傳》，其他如墨子、孟子、荀子等，太史公都沒有為其弟子作列傳，以表示對孔子的特别崇敬。這就是太史公具有卓越的史學眼光。他又替傳講孔學的寫了一篇《孟子荀卿列傳》；并且還将感興趣的人物亦加入描寫之列，如《刺客列傳》等；他亦将“搜孤救孤”的傳說加入《趙世家》中。“搜孤救孤”即“杵臼程嬰”的故事，雖非真

實，但太史公好奇而舍不得割愛，亦無傷大雅。

太史公寫《項羽本紀》，認為項羽可做皇帝；他寫《陳涉世家》，說陳涉是首先揭竿起兵以抗秦的發難者。世上無十全十美的著作，或許有些瑕疵，但正是表現其缺憾美，《史記》正是如此。天下沒有不偏的事，亦絕無既不左又不右的事。撰寫曆史要具備史才、史學與史識，且太史公還具有史德，并不以感情意氣用事，故其撰寫《史記》能達到真善美的境界，他在《孔子世家》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太史公寫到項羽時說：“乃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他認為項羽這樣的說法并不對。

《史記》共分五部分，凡一百三十篇，計有“本紀”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表”十篇及“書”八篇。吾人如隻熟讀“列傳”，已經可以得益。

他的寫作方法是将一人分述于各人之傳記中，如寫漢高祖劉邦之事迹，不集中在一篇中寫，雖使人讀來感到枯燥些，但卻是公平的、客觀的，并不重英雄觀念。這也是科學态度，與西方的崇拜個人英雄主義不同。此種寫法，讀來雖使人頗不感興趣，不過卻是嚴謹而公平的寫法。

凡寫曆史，必須嚴格遵守兩個條件，即是：

（一）不可以隻着重于單一的領袖和以單一的團體為單位，須顧及其全面性。

（二）要着重于事件進展的過程，不能單看其結論。

此為太史公著史所能做到的，後人亦多能依循此種寫法。《史記》中以列傳的描寫最為精彩。我們可留意其同一史實，作出如何不同之描寫。如寫二人合傳，亦是太史公的傑作，例如兩人在其間有分有合的廉頗與蔺相如合傳；又如善始兇終的《張耳陳馀列傳》。尚有一篇列傳附記多人者，如《衛将軍骠騎列傳》後附入征匈奴的大将；甚至有相隔數百年的合傳，如《屈原賈生列傳》，雖然屈原與賈誼遭遇十分相似，且富有愛國思想的激情，但主要是，賈誼之賦乃師事屈原者；又如《刺客列傳》中寫入一大批人，把春秋戰國時的刺客一并列入；再如《滑稽列傳》亦由多人合成寫一篇；《貨殖列傳》則是講從春秋時期直到漢代的商業情況。所以說，太史公的《史記》是一部極嚴格的史學，且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他是能用文學眼光來看史學，又拿文學情調來描寫人生。

事業成功并非單靠一個人。有的人卻因失敗而遭後人同情、敬仰，而傳芳後世。如一成功，即大家都有功勞，而非個人了，就不會有英雄了。

我們讀曆史除要注意寫的以外，須懂得不寫進去的。不然，便不懂得如何取舍；要懂得何者不寫，才懂得何者不應寫。在《史記》中沒有寫進去得太多了。如曆代丞相，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列入；但有的蔔者與滑稽家亦有列入的。這就是公平客觀。

太史公的《史記》是一種浪漫派的寫法，但其中無一假話，《史記》将文學與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學與人生加以融合。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來，中國有兩大人物，即是兩位大文學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

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曆史能否合流的問題。

中國的曆史是應用的、實用的，詩歌文學亦是應用的、實用的。正如中國的藝術産生于工業，如陶器有花紋、絲有繡花與鐘鼎有器具、鍋等。并不如西方那樣專門為了欣賞而刻畫像。中國的藝術是欣賞與應用不分，應用品與藝術品合一，亦即是文學與人生合一。中國的古硯與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時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專為擺設之用，故中國曆史與文學始終是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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