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它不僅包含了我國古代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制度和規範，而且還包容了與這些制度和規範相适應的思想觀念。儒家學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或主幹，這基本上成為當代學術界的共識。儒家六經無不滲透着濃重的“禮”學内容；而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禮”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從而可以進一步推論說“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關鍵字：禮；儒學；孔子；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以“禮儀之邦”或“禮義之國”著稱于世。早在漢代，著名學者就在《春秋公羊傳解诂》中宣稱：“中國者，禮義之國也。”

什麼是“禮”？今天人們往往隻把“禮”看作是日常生活中文明行為的規範，這樣理解中國古代的“禮”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禮”不僅包含了我國古代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制度和規範，而且還包容了與這些制度和規範相适應的思想觀念。

“禮”本來是我們古代逐漸發展和形成的有關祭天、祀祖、區分尊卑上下和維護宗法制度的一套儀節制度和行為規範。進入周王朝初年，偉大的政治家周公對前世流傳下來的禮儀制度加以因革而“制禮作樂”，建立了一整套與當時的宗法社會相适應的禮樂制度，通過“禮樂”的形式把階級社會中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制度化，固定化，使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定和諧的狀态之中。周公制禮作樂所涉及的内容是很廣泛的，也是複雜的，它包括當時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嫡長子繼承制度、封建制度、井田制度、廟堂制度、刑法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而與這些典章制度相适應的一些儀節制度和行為規範便成為人們在相互交際時用來表達倫理思想和感情意識的一種外在形式。也就是說在這些繁複的禮節和儀式的背後，潛藏着禮的核心内容：體現在宗法血緣關系之中的等級觀念和宗法觀念。

到春秋時期，儒家的創始人或奠基人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把“禮”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他積極倡導周禮，主張以“禮”的精神對士大夫們進行修身、齊家、治國等方面的教育，并把建設一個禮制社會作為自己社會理想。衆所周知，儒學是一種關于社會倫理的學說，它是探讨宗法等級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學問。 “禮”，經過孔子的提煉和闡釋成為儒家學說的核心範疇。這一範疇具有廣泛的外延和豐富的内涵。從其内涵上說，“禮”既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也是一項倫理道德原則與規範。正如當代學者陳戍國先生所說：“禮具有由經濟基礎、社會關系決定的、向全社會提出來的、關于人們言論活動的規範性、制約性及自覺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和天人關系的能動性。”“禮”既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大法和綱紀的性質，又具有人倫道德屬性。具有整饬、安定社會秩序，矯正人性的功用。春秋戰國時期的許多思想家大都認同這一觀點。《左傳》、《國語》即記載了許多這類論述：如《春秋左傳·隐公十一年》概括“禮”的功用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也就是說“禮”是用來經營治理國家，安定社會，使人民維持和睦的關系，從而為後代子孫帶來利益的根本大法。此外，《左傳·昭公十五年》載：“禮，王之大經也。”《國語·晉語》載：“禮，國之紀也。”最有代表性的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晏嬰對齊景公論述“禮”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這就從内涵上說明了“禮”對于治理國家有着如同天地一樣重要的意義。“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則既從内涵上說明了“禮”的要求，又從外延上列舉了“禮”的施行範圍。因此，可以說 “禮”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道德規範體系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觀念。

漢代以前，儒家隻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漢武帝（公元前140一82年間在位）獨尊儒術以後，儒學定于一尊，于是儒家所倡導的“禮”便也應運成為官方正統的政治倫理思想基礎，“禮”的一些基本觀念和價值标準與國家宗法制度密切地連結在了一起，具有了絕對的權威性。在此後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禮”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突出表征，對于整個中國曆史、文化的發展産生了廣泛、持久和深刻的影響。

如果借用美國學者湯瑪斯·庫恩（1922-1996）的“範式理論”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話，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就處于“禮”的範式之中，就是一種“禮”的文化。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範式理論。“範式”(paradigm)一詞來自希臘文，原來包含“共同顯示”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範例等義。庫恩在此基礎上借用這一詞用來說明他從科學史研究中獲得的關于科學發展的某種規律性的模式。庫恩對“範式”這一概念有許多解釋，但基本意思是認為範式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的認識世界的框架和價值标準，是集信念、理論、技術、價值等為一身的一個範疇。庫恩還認為“範式”很接近于“科學共同體”這個詞，因而可以把“範式”理解為科學共同體所共同具有的信念、價值、技術手段等總和。這些信念規定了他們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該學科的理論傳統,并規定着其發展方向。我們完全可以借用其“範式理論”來分析和解釋“禮”與我國古代社和傳統文化的關系。 盡管在我國數千年古代社會中，“禮”的某些内容也随着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損益，然而，“禮”始終是我國數千年古代社會的各種社會制度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标準，也始終是我國曆代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态所追求的理想的制度模式。因此可以說我國傳統文化就是一種禮的“範式”。我國古代社會之所以長期處于一種“超穩定結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國古代社會以及與其相适應的傳統文化長期處于“禮”的範式之中！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倡導的“禮”。

我們之所以說“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主要是因為“禮”是儒學的核心内容，而儒學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内容或主體内容，是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最集中的代表者。

衆所周知，儒家學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或主幹。這基本上可以說是當代學術界的共識。前些年，陳鼓應等先生曾提出“道家主幹說”，也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是道家學說，而不是儒家學說。盡管陳鼓應的“道家主幹說”對于重新認識道學之曆史作用，推進道學研究的深入有一定的學術意義，不能完全抹殺，但這種觀點由于有悖于中國數千年的曆史實際，因而不僅未能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而且受到了學術界衆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綜觀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曆史，可知在中國曆史的發展中起着主導的作用，占據文化的主體地位或主幹地位的确實是“儒學”，而不是“道學”。

儒學的這種主幹地位（或主體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孔子在“禮壞樂崩”的大動亂中，通過總結、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以來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産，創造性地創立起儒家的思想學說體系。此後，經過孟子、荀子等儒學大師的進一步發揚光大，儒家學說日益興盛。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更上升到官方哲學的地位，受到曆代統治者的提倡和尊崇。

既然可以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或主體是儒家學說，那麼就可以說儒家學說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由于儒家學說基本上是由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所創立，因而可以說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什麼呢？關于這個問題，我國思想界、學術界近百年來一直争論不休，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迄今尚無定論。總括說來，學術界上個世紀對于孔子思想體系核心的認識，主要可以分為三大派：第一派認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以陳獨秀和蔡尚思等學者為代表；第二派認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以牟宗三、匡亞明和金景芳等學者為代表；第三派認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禮雙元統一結構”，亦即認為“孔子的思想體系是一個（仁禮）二位元一體的結構，在仁和禮中，無法把任何一個選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這種觀點興起較晚，是對孔子思想“仁”、“禮”兩種核心說的折中和調和。

值得注意的是，上個世紀認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的學者，基本上都是反孔派或批孔派；而認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的學者基本上都是尊孔派。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認識分歧呢？這主要是由上世紀初以來形成的一浪又一浪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形勢影響下形成的對“禮”的認識偏差所緻。上個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許多主張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思想家和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種種罪惡都是導源于封建“禮教”，而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實際上就是幾乎一無是處的吃人的“禮教”，于是這些主張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學者們便普遍認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 “禮”，孔子及其所倡導的“禮”是落後的、反動的，都在應該受到批判和反對之列。而一些尊孔派學者，尤其是當代新儒家的一些學者，由于意識到難以否認封建“禮教”中确實存在着許多消極、落後、反動的内容，又難以完全否認孔子與“禮教”的關系，因而便設法從孔子思想中挖掘、提煉出“仁”這一範疇，作為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而否認“禮”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為“仁”雖然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年代常受到“階級調和論”和“資産階級人性論”的指責，但無論如何，誰也難以否認“仁愛”精神在曆史上的進步性，誰也難以否認在儒學的“仁”範疇中蘊含着豐富的人道主義和民本主義精神，于是上個世紀的尊孔派學者基本上都主張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而不是“禮”。

實際上，之所以會出現對于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還是“仁”的分歧和論争，作為其中主要當事人的蔡尚思先生曾在《孔子的禮學體系》一文中有過較明白的闡述：“古代崇拜儒家孔子者，都公開宣傳禮學與孔子的密切關系；到了近現代，傳下西方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後，崇拜儒家孔子者便多避而不談孔子的禮學，甚至宣傳孔子反對三綱、孔子主張臣權、孔子尊重女權等等。……我從幼至今不斷研究孔子思想，寫出的文字也不少，其中較大的轉變，是對他從尊信到疑問，從籠統到具體，從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禮，核心是禮并不以禮為限。”

那麼，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究竟是“禮”，還是“仁”或“禮仁雙元統一結構”呢？筆者認為上世紀形成的關于儒家學說核心的上述三派之說均各有所據，但均未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都有其不足之處。限于篇幅，對于三派的長短這裡不作詳細的述評。這裡隻對大家談談我對孔子思想體系核心的個人看法。通過比較三派學說，我個人傾向于認為“禮”是孔子思想體系或儒家學說的核心。不過需要說明如下兩點：第一點是，筆者雖然贊同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的說法，但絕非站在反孔或批孔的立場上提出這一命題。筆者認為，孔子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孔子是一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集大成”式的偉大人物。他以其閃耀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學說和高尚的人格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走向産生了重大的影響。無疑是應該受到我們敬仰和尊崇的。當然我們今天尊孔并非對孔子的思想不加分析地全盤肯定。需要說明的第二點是，在肯定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的同時，應該曆史地看待孔子所倡導的“禮”及其與後世逐步“層累地”形成的“禮教”的聯系與區别。應該把孔子所倡導的“禮”與後世經過漢儒“神化”和宋儒“理學化”的“禮教”區分開來，不能把後世逐步形成的“禮教”中的一些落後、消極、甚至反動的内容完全歸咎于孔子所倡導的“禮”。也不能因為“禮”與“禮教”中存在一些過時的、落後的、消極的、甚至反動的内容，而不承認“禮”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實際上，在孔子所倡導的“禮”及後世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禮教”中客觀存在着一些在現在看來過時的、落後的、消極的、甚至反動的内容，這是正常的，也是無須諱言的。承認這一點并不影響孔子的偉大和光輝！也不應影響我們對孔子的尊敬！這才是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态度。

筆者之所以認同并肯定“禮”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首先，從孔子所傳授的儒家六經來看，無不滲透着濃重的“禮”學内容。正如清代著名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三禮通論》中所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論語·顔淵》記載：“顔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對于孔子所說的“克己複禮”，人們有多種解釋和理解，筆者認為，所謂“克己複禮”就是按照“禮”的标準和要求來約束和規範自己的行為。由此可見，在孔子看來，“禮”是“仁”的内在根本和要求，也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目的和歸宿。孔子的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都是由“禮”一以貫之的，其整個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都是以“禮”為内在依據和終極目标。雖然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與“禮”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撰作的《禮記》看來，一方面 “禮”似乎是高于“仁”的。如《禮記·曲禮》雲：“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争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由此可見，“禮”不僅是調整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準則，而且連“仁”也是以“禮”為依據的。另一方面，在以《禮記》的作者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來，“禮”是天地間一切事物的關系和秩序的規範和準則。如《禮記·樂記》說：“禮者，天地之序也。”這就從形而上的高度論證了“禮”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是說， “禮”在儒家學說中是與天道一樣具有形而上的本體地位的。因此，将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概括為“禮”當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綜上所述，我們似可推出這樣的結論，既然可以論定孔子的思想體系的核心是“禮”，而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或主體，那麼就可以說“禮”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曆史上，漢儒所總結概括的“三綱五常”，魏晉玄學所探讨的“名教”，以及宋明理學中“形上化”的天理，其實都是“禮”這一範疇在不同曆史時期的不同表現形态，或者說是不同曆史時期的儒家學者對“禮”的不同認識和不同的稱呼。

本文原刊于《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慶祝沈文倬先生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本号由作者授權發布。囿于平台所限，原注引略去，謹此緻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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